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群体性事件的情感逻辑：以DH事件为核心案例及其延伸分析

关注情感的机制是理解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视角。通过对DH事件的分析及延伸性讨论,本文指出,因表达不畅所致的弥漫性民怨及民众对不满的道义建构,使情感成为主导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演进的最重要机制。而情感之于群体性事件的逻辑性支撑主要表现为情感宣泄和情感管理,前者是针对权力外围和边缘地带的发泄,后者更为常态地支配群体性事件的过程,而情感表演则成为其中的核心要素,形构出与既有社会运动之情感管理不同的特色。形塑这一特色的是宏观非对称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它决定了当下的群体性事件不太可能转变为常态化的社会运动,只能是沿着传统与现代错综交织的轨道间歇性发作,以作为弱势群体对中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一种特殊回应。     

群体性事件处理机制的法理检省与重建

依意识形态观念去看待并处理群体性事件,会基于对参与者忠诚性的排斥而将群体性事件定位于先在的恶,并试图在实践中消除群体性的权益诉求方式。现代多元社会中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乃社会常态,应在政治文明建设目标的指引下和法治国家的框架内,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态度和处理方式的转换。主体间性是群体性事件处理的思维进路,坚持处理者与参与者平等原则,重在改进政府工作并深化与公众的理性沟通。群体性利益诉求乃群体性事件处理的核心,应通过认真对待权利及回应型处理具体事件等化解和保障群体性利益诉求,以达发挥群体性事件外部正效应之目标,并促进法治秩序的实现。     

现阶段中国社会利他主义行为分析

利他主义行为是指一个人通过自己的付出增进他人效用的行为,可分为彻底的、纯粹的、指望获得某种形式回报的和互惠的四种类型.其中,后三种类型具有普遍意义,并潜藏着些许利己动机,从而使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找到了支点.现阶段中国社会利他主义行为稀缺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制度增加了行为主体的行为成本,投入产出率的下降弱化了行为主体利他的动机和动力;以道德和利他为基础的位置权利竞争规则和个人发展规律受到市场竞争规则的挑战;社会处于发展的初、中期,利他主义行为数量正处于U型曲线的最底端.弘扬优质的利他主义行为应采取的举措为:整合教育资源,创新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即在位置权利分配上注重德才兼备,减少市场竞争规则的作用,形成"利他"最终能够"利己"的激励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伦理问题初探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命名",导致对应的非物质文化发生了社会地位和权利归属的转折。与之相对应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命名,被命名的"传承人"和未获得命名的其他传承人的身份、角色以及对应的权利义务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和调整。这种命名程序催生了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并在多方行为主体的不同利益驱动下分裂为若干不同功用的文化权利。当各方的权利主张无法达成一致时,矛盾也就出现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主体的传承人和大众传媒更是由此陷入难以抉择的伦理困境。     

晋末宋初东晋宗室政治活动略探

通过考察晋末宋初东晋宗室政治活动的各种形式可以看出当时宗室成员之间、宗室与忠于皇权的政治力量、宗室与北方统治政权的一定联合使得宗室的政治势力增强、政治影响扩大,有效延缓了晋宋禅代的进程.结合整个东晋时期宗室的政治活动来看,宗室政治势力对于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发展起到了平衡作用,对东晋皇权政治的运转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及控制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群体性事件的特征表现为,发生的数量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负面影响有不断恶化的态势、性质大多属于利益型.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断裂增大社会的张力和价值冲突;阶层分化加大相对剥夺感和分配不公感;人们需求增长与需求满足滞后之间的矛盾;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体制洞"现象弱化了群体性事件的控制机制.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控制机制主要为预防、预警和构建高效合理的社会控制体系.     

利益表达型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探析及对策研究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已进入社会结构重组、利益结构分化、社会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阶层结构断裂、利益表达机制缺位、政府管理能力滞后、社会群体心态失衡等原因致使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而其中绝大多数又以利益表达型的群体性事件最为突出,接连不断的群体性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影响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症结。面对群体性事件的诸多负功能,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对群体性事件加以防范和治理。     

我国现阶段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分析及对策

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突出,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态势,其特征主要表现为：起因复杂,种类多样;民生需求甚于政治诉求;“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大量参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传播等。为使群体性事件能标本兼治,应采取以下对策：建设服务型政府,进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构建多元利益表达、沟通和民主协商机制;提高对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构建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体系等。     

农村群体性事件中的舆论传播及其引导

近年随着农村社会矛盾的激化,很多地方相继爆发了一些影响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群体舆论的行为表达,是广大农民通过肢体语言宣泄来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由于少数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现代农民公民意识的觉醒,依然用强制手段来处理基层社会矛盾,致使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的矛头越来越向基层政府集中。群体舆论的传播有其固有的规律,基层政府只有尊重和服从客观规律,把握农民的社会心理,才能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     

两晋宗室赠官略论

深入探讨两晋宗室赠官对于理解此一时期职官制度的许多重要变化大有助益 ,同时可加深对于两晋宗室政策的认识。两晋宗室赠官品阶一般略高于其卒前所任官职 ,二者之间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赠官方式除直接加赠本官外 ,优宠者另外赠予加官和给予其他优待。由于两晋政治格局不同 ,两晋宗室赠官呈现许多差异。西晋宗室赠官官品在整体上高于东晋 ;西晋宗室赠官类型大都为武官 ,东晋则随其卒前所任官职类型而定     

群体性事件应对机制探讨

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指导理念,深入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特征、诱因、类型,全面梳理与探讨党和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流程,反思应对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由此提出群体性事件应对需实现"四大转变"并构建良性运行机制,旨在提高党和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完善网络舆情应对机制 提高群体性事件化解能力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日益普及,网络舆情空前高涨,群体性事件的网络特征日渐凸显,对党和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带来很大的挑战。因此,建立完善网络舆情的预警、监控、引导和回应机制,提高群体性事件的情绪疏导和矛盾化解能力,成为做好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的重要环节。     

探索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

化解社会矛盾是深化改革、维护社会稳定、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当前社会矛盾呈现出主体改变、群体性事件频发且燃点降低、诉求表达方式多元和非直接利益者参与度高的特点。探索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要正视矛盾、疏导民意、尝试运用新的组织架构,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完善诉求表达机制。     

利益保障视野下“群体性事件”的法治进路

当前,我国社会逐步形成了由多元利益主体、多元利益客体、多元利益意识与多元利益追求有机构成的多元化利益格局,该格局中各种利益交织共生,彼此制约影响,甚至产生矛盾冲突。由于解决利益矛盾的理念与制度缺失,多种利益矛盾的激化风险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由此催生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有效防控群体性事件的根基在于理清社会多元利益、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公民集体行动这三个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现实机理与逻辑关系,从而把握群体性事件的演进过程与症结所在,进而为预防与化解群体性事件找到法治思维进路,即以利益保障为要旨,将社会多元利益、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与公民集体行动纳入法治轨道,把法治作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现代制度的秩序保障与支撑,赋予法治以确保利益的有效保障与公正分配的重要使命,通过法治精神的引领与法治秩序的规范,促进三个要素的法治脱胎于有机协调,构建法治关怀下的和谐利益关系,最终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防控。     

社会治理中的舆情偏向与法理公正

在利益格局调整的转型期中国,客观矛盾激化,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客观矛盾在新媒体环境下带来网络舆情的空前活跃。不可否认,网络舆情在社会治理方面能起到监督公权力、下情上达等作用,然而舆情的民粹主义偏向也使社会治理面临更加棘手的舆论压力。如何借助法理公正来纠正舆情偏向,是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     

广东“乌坎事件”深层次分析与对策研究

乌坎事件最后以一种较为开明的方式得到解决,没有酿成更大更激烈的冲突,为我们在新时期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与经验。因此,对此事件作一些必要的分析,对于未来解决此类社会矛盾,会有启示性作用。解决此类事件暴露出的深层问题,要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强化村民自治;建立健全农村自治组织各项规章制度。     

清代近支宗室赐名考论

认为清代近支宗室赐名制度经历了由前期向后期的发展、完善与常规化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嘉庆朝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一时期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颁布的诸多谕旨,均体现了嘉庆帝意在加强对宗室管控、凸显皇权威严、区别宗室亲疏,从而实现近支宗室赐名常规化的用意.至道光、咸丰朝后,近支宗室赐名进一步规范化,康乾时期诸多赐名"不规律"问题得以纠正.与之同时,近支宗室范围也逐渐从清前期的圣祖系和高宗系向清后期仁宗系转移,并沿用至清朝覆亡.     

当前职工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对策研究

2010年,中国围绕劳动关系冲突的罢工、停工等群体性事件频发,并显露出与以往劳资矛盾引发的职工群体性事件不同的特点：一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罢工主体;二是有了＂主动＂抗争的色彩;三是组织化程度较高;四是集体行动有了更多的理性成分;五是事态容易扩大。劳动者合法权益没得到劳动关系平衡机制的有效保障、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增长是引发劳资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要预防和化解劳资群体性事件：一是要建立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制度;二是要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三是要建立合理的职工利益表达诉求机制;四是要建立运转高效的工会组织。     

利益诉求应对策略决定公众采取何种诉求方式——两个案例对比分析与启示

在大型工程兴建过程中,工程建设单位、基层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日趋严重,越来越多的公众选择情绪型方式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个案调查与对比研究表明,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和积极的应对策略能促使公众选择理智型诉求方式,这对化解社会矛盾、避免群体性事件和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