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分析与建构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与行政问责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日臻完善。然而,从整体而言,中国的行政问责制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其制度设计还不完善,存在着诸如行政问责立法滞后、问责内涵界定模糊、问责主体指向单一、问责客体规定不明、问责范围涵盖不广、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不明确、问责惩罚标准不统一、问责启动方向单一等问题。因此,中国立法部门应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对行政问责主体、行政问责客体、行政问责范围、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行政问责方式和行政问责程序给予明确规范。     

中国行政问责制改革对策探究——基于官员闪电复出现象的分析

近十年来,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建设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对于规范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行政行为和增强自律与责任意识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也遇到了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分析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官员"闪电"复出实例,从法律法规、问责文化、问责要素、问责评估与监督制度等方面提出改革对策与建议,试图为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设计一条集严厉问责制度建设与严格复出标准监督于一体的现代化问责道路。     

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

对行政问责制度的科学评估可以深刻地揭示其价值和功能,为制度设计提供客观标准和量化依据,是改进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重要工具和科学手段.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价常常涉及多个因素或多个指标,评价是在多因素或多指标相互作用下做出的一种综合判断.借用数量学的方法并根据行政问责制度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先设计出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价指标体系问卷调查表,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来计算行政问责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分值,更能够体现出行政问责制度评估效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理性问责探究——基于41个特别重大事故调查报告的分析

生产安全事故领域中的理性问责状况如何?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视角,借助于对2004-2015年41个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的分析,运用"理性问责"模型检验了问责对象的层级、 责任结构、 管理关系、 问责事由对问责结果的影响和媒体关注度对行政问责人数、 行政问责人员中副厅局级以上干部人数的影响.研究发现,问责对象的层级与问责结果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责任结构、 管理关系、问责事由对问责结果的影响较弱;媒体关注度对行政问责人数和行政问责人员中副厅局级以上干部人数的影响较大.这一发现表明,在生产安全事故中的问责公平性有待提升.在生产安全事故中实现理性问责需要在权与责、 过与责对称性上继续进步.     

官员问责的政治逻辑、制度建构与路径选择

官员问责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它是民主政治的必然逻辑、权责一致原则的具体要求和改善中国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官员问责宗旨的实现有赖于建构较为完善的制度,当前需要重点关注问责的事由、问责的主体、问责的程序制度。但是,制度建构属于基础性的条件,是一个较为长期的任务,目前还应该选择坚决锁定行政高官为问责对象、特别重视官员问责的连带性、认真分析不同类型责任的承担方式、极力推行政务公开与透明等关键点加以突破。     

政府官员问责制度设计:基于问责程序的分析

在政府官员问责实践中,合理的制度设计是有效问责的前提和基础。问责程序是问责制度中必备的要素,在问责过程中能够为问责主体提供清晰可依赖的问责路径和可操作性的问责步骤和方式,对问责主体的问责行为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实现问责的规范性和高效性。总得来看,政府官员问责程序应包括问责触发程序设计、问责执行程序设计和问责追究程序设计三个环节。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效果乏力的病理分析与改革措施

随着行政问责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大规模建立,问责行为日益普遍。当前,人们普遍认为行政问责制最大的不足是行政问责效果不尽如人意,其主要表现为对案件处理的搁延、处理结果有失公正、被处理人员非法重新启用等方面。究其原因,在于行政问责法律与制度的不完善,监督体系欠缺,公民问责意识淡漠,以及客观存在的合法化转型危机等。因此,行政问责制的根本改善需要一整套从制度完善到文化建设的系统改革措施。     

大数据算法技术应用于行政问责的实践理路

大数据算法技术应用于行政问责是我国社会治理转型中的一个具体面向,是理论领域与实践应用共同关注的重要命题。行政问责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证行政决策效果的重要手段,但是基于大数据算法技术的发展,目前存在大数据算法技术简约化与行政问责复杂性、程序化与社会性、精准化与风险性之间等多重矛盾。以大数据算法技术视域下行政问责的现实必然性和逻辑正当性为考量,一方面应通过由规范治理到包容治理的深化、由协同治理到整体治理的升华、由技术治理到智慧治理的转型进行思路重构;另一方面应探索提升组织机构效能、保障问责程序正当、强化制度体系规范、优化监管机制创新等具体措施,以宏观思路转变和微观具体措施完善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制度的进一步优化。     

论西方异体问责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已经成为了我国行政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要实现途径,被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亮点。问责制可以分为同体问责制和异体问责制,异体问责制度是问责制度的关键,它指行政机关以外的有权机构或人员对政府的问责,其目的在于通过外部的约束让行政官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本文通过对异体问责制度的分析,结合美英等国的问责制度,提出了我国异体问责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行政问责制的约束软化问题研究

2003年至今,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一直存在着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问责信息缺失、问责文化滞后等问题。以S市近年来的行政问责情况进行分析,呈现出行政问责的约束软化问题,通过分析表现影响、原因,提出了应对行政问责制约束软化的对策。     

政府官员问责制：多维理论基础与制度建构探析

近年来,我国官员问责事件频频出现于媒体报道,官员问责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行政生活中的惯例,现代化的官员问责制似乎已经呼之欲出。针对这种现象,文章着重在我国现实的政治、法律、行政和社会背景下,探讨建立政府官员问责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就确立我国政府官员问责制度提出立法建构的设想,指出应当遵循的原则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论中国食品安全行政问责的制度改进

近期我国频发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行政问责风波。从食品安全问题出发,就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进行探讨,发现目前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不足,并针对这些问题及不足提出完善建议。     

中国决策问责的现状与困境——基于2003-2012年问责案例的分析

通过对2003-2012年间所收集的318个问责事件的统计分析可知,中国问责实践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结果问责和执行问责层面,而对于决策问责则非常有限.研究发现,当前决策问责最大的困境是决策责任认定困难,具体表现在责任主体、责任形式、责任行为、责任结果和因果关系认定等方面.决策责任认定实际上是一个责任评估问题,但是目前责任评估侧重于对行政执行及其效果的评估,而对决策的评估却重视不够.因此,加强决策问责首先要实现有效的决策责任评估.     

论监察问责制度的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问责制度是该法中的重要内容。但现有规定还比较粗糙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包括与党内问责的关系还比较模糊、问责的主体和对象范围不清以及问责的程序和方式规定缺失等问题,亟需有关部门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予以规范。建议未来立法首先明确监察问责中的"责任"属性以及与党内问责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再明确监察问责的主体和对象、问责事项、问责的程序和方式等问题。     

走出中国政府问责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误区

政府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当前,政府问责这一理念在中国虽被广泛接受,但实践效果并不尽人意,还存在着一些失误。究其原因,是人们对这一概念在理论上存在认识误区,因而导致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官员责任意识不强、公民问责意识淡漠、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行为缺乏制度保障等。因此,中国政府问责制的完善不仅需要官员和公民意识的提高,还需要进行制度建设以使政府问责制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我国实行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制度规范。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宪政民主政体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实施行政问责制是推进民主政治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实现高效廉洁的必要基础,因此推行和完善我国政府的行政问责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我国行政问责制还面临诸多困境,主要有:问责主体缺乏法定明确性,异体问责相对薄弱;问责的法律体系不完善,缺乏强制力作为保障;政府权力与责任不对等;政府信息公开的有限性。为了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政府就要转变行政理念;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健全行政问责的法律制度体系;构建权责一致的行政问责制度;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     

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设计的深度剖析与重构

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强制执行法》将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确立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一种.但是,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无论是词义还是执行主体及在执行措施上,都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以“二战”时期德国法学家施米特的“国家至上论”为起点的.在国家至上的宪政理念下,政府和公民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重心必然是“对秩序的强烈追求和对公共利益的强烈关怀”.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设计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划分过程中缺少了民主、平等与公正的理念,该制度的设计只是引入了司法公正的外壳、名义或形式,并未引入司法公正的实质内容.中国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应建立一种多层面的执行体系,包括法律授权的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由法院采用刑罚手段予以执行和公民信用体系公布制度等.     

相对人抵抗权的立法完善

相时人抵抗权是基于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应运而生的一项程序性权利.该权利是私权对抗公权的重要机制,也是行政救济中相对人私力救济的主要方式.然而抵抗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上鲜有规定,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也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如何判定一个行政行为是否无效的问题、抵抗权如何对抗行政强制权问题、如何防止相对人滥用抵抗权问题等.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应在行政程序立法中明确行政行为无效的理由,建立行政程序的"无效确认"机制与行政诉讼的"宣告无效之诉"双轨制,实行"抵制必须答复"和"争讼停止执行"原则.同时,在立法中明确赋予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科学界定抵抗权的标准和限度,并通过规定免责制度、举证责任制度、抵抗权矫正机制等来保障其实现.     

社会工作伦理守则的执行与问责体系探析

本文归纳了社会工作伦理守则的执行与问责体系,以有助于我国建立社会工作的专业自律体系的建立。伦理守则的落实需要静态的规范系统和动态行动体系来支持。其中,规范体系包括教育课程方面、职业资格认证方面、实践标准方面、机构规章及国家政策法规方面等;行动体系则是指社会工作机构、同事、伦理守则的制定机构及其伦理委员会、职业责任险的提供者、社会工作者个人等方面。问责体系主要通过一定的投诉和制裁程序来体现,其一般程序包括提出申请及初步审议、小组委员审议及裁决、公布及执行裁决结果等。     

社会工作伦理守则的执行与问责体系探析

本文归纳了社会工作伦理守则的执行与问责体系,以有助于我国建立社会工作的专业自律体系的建立。伦理守则的落实需要静态的规范系统和动态行动体系来支持。其中,规范体系包括教育课程方面、职业资格认证方面、实践标准方面、机构规章及国家政策法规方面等;行动体系则是指社会工作机构、同事、伦理守则的制定机构及其伦理委员会、职业责任险的提供者、社会工作者个人等方面。问责体系主要通过一定的投诉和制裁程序来体现,其一般程序包括提出申请及初步审议、小组委员审议及裁决、公布及执行裁决结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