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读·细读·深读———巧用诗歌鉴赏“一巴掌”备战高考

诗歌鉴赏“一巴掌”即意象、意境、翻 译、手法、情感。泛读时勾画诗歌中的意象，并思考运用这些意象可能会构成何种意境，营造何种氛 围；细读诗歌则结合诗歌的标题、注解以及诗人大致翻译诗歌大意，关注诗人是为了做到知人论世；深读诗歌则需要结合客观选择题的选项明确诗歌的艺术手法及诗歌表达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意境与意象:文学形象二元理想形态的超越性

作为文学形象的二元理想形态,意境与意象都能使人实现从有限到无限的超越。意境侧重于理想型文学,以抒发个人情志为目的,强调形象思维。通过情景交融与时空转换、虚实相生,诱发一个有无相生、韵味无穷的审美空间,使人的生命状态在现实的生存局限中高度自觉地解脱出来;意象侧重于象征型文学,以暗示哲理观念为目的,以象征性、荒诞性、抽象思维直接介入为特征。从而引发人们超越在场有限性的束缚,跳到意象背后的无限关联中去,在"去蔽"的同时使与之相联系的世界整体"敞亮"。     

重谈中国美学意境之诞生

意境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它高度凝结了中国人的哲学智慧和艺术经验。道家的本无之论和佛禅的空观是意境诞生的哲学前提,这种空无之论的“向内转”则是意境生成的直接原因。就意象与意境的关系而言,易学一脉的意象是一个认识论或物性论的范畴,它不但与美学层面的意象存在距离,而且不具有向意境过渡的可能性。美学层面的意象源于道家,尤其是庄子;从意象向意境的过渡则靠了佛教和禅宗的助力。     

论文学意象思维的三个维度及其统一性

文学意象思维是"物境"、"情境"、"意境"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诗之物境,即了见其象,主体"看到"观照中的一切象,将有机统一的审美意象体系熟视于胸、历历在目;诗之情境,即深入其情,饱含情感地观照"象",作者情感体验的独特性,又会影响其创作意象思维的独特性,情中景、景中情不能与客观之理相提并论;诗之意境,即妙得其真,主体所见之象并不是一般的直观感性之象,而是妙得其真之象,它是生命律动的真诚表现,是溶于情,与象融合的真理.     

论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中的意象

华莱士·史蒂文斯是美国重要的现代派诗人之一。对于意象的使用是他诗歌突出的一个特点。一些主要的意象反复地出现、重新组合,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象征体系。它们不仅构成了诗歌的主体,并不断地强化了史蒂文斯诗歌近乎惟一的主题──想像和现实的关系。这些对立二分的意象包括:南方和北方,大海和音乐,雕像和荒野,颜色和黑暗等。他们代表人性的两重性,其中南方、大海、荒野、绿色等是代表自然、感性、激情和物质生活的意象,而北方、音乐、蓝色等则代表人的想像、创造性行为和理性的力量。这些意象彼此冲突而又互相渗透,既矛盾对立,又彼此依托,是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两种力量。     

共同的选择:意象抒情——论川端康成与沈从文小说的抒情方式及对传统的借鉴

川端康成与沈从文的作品都具有浓郁的抒情性 ,《雪国》被视为日本抒情小说的经典 ,《边城》被看作中国抒情小说的典范 ,抒情性成为他们的共同特征。而在抒情方式上 ,他们也都从各自的传统文学中吸收了营养 ,创造性地继承了传统文学 ,特别是古典诗歌的艺术特质 :通过意象抒情。一、抒情 ,向传统借鉴方式　　川端康成被视为日本现代派的代表 ,可在他的创作中有一种越来越清晰 ,也越来越坚定的自觉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日本式作家的自觉 ,和继承日本美的传统的愿望。”1 继承传统也是沈从文认真思考的命题 :“一个短篇小说的作者 ,肯从中国传统…     

市声:范成大诗歌声音描写的新开拓

对古典诗歌声音描写的既有研究大多围绕唐诗的抒情美学展开,注重论说"子规鸣""猿啼""疏钟""夜雨"等反复出现的类型化意象所具有的经典抒情内涵,研究范式较为单一。本文则以南宋诗人范成大为个案,试图展现宋诗在声音表现上的新开拓。以观照世俗生活的现实化描写为特点,范成大对"市声"这一与宋代城市形态及商业文明密切相关的新型意象进行了丰富的书写,深化了这一意象的情感内涵和象征意义。范诗观照现实的精神与亲近世俗的情怀使其诗呈现出有违传统诗歌意境的书写特点。而利用"梦"的心理机制对现实之声进行错觉式的呈现,则继承了北宋诗人黄庭坚所开拓的艺术模式,在唐诗"情景交融"式抒情美学之外,探索了利用声音表现内心世界的新形式,体现了宋诗自身的艺术特点。     

美在关系——意象、意境审美形态辨异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整个文学发展的中轴。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人与自然关系生成(becom ing)为“情”、“景”关系。作为古典诗学的元范畴,意象集中体现了情与景的隐喻性关系;意境则彰显了情、景主体间的交互关系,情景空灵是其本质特征。由于各自所指和哲学文化背景不同,意象、意境作为审美形态呈现出不同的美学意韵。     

唐宋诗词中的“鸣鹤”意象

“唳鹤”是唐宋诗词中的重要意象之一,具有丰富的文学文化内涵。古人对鹤唳的解释多种多样,如警露而鸣、知时而呜等。唐宋诗词中的“唳鹤”意象与“鸣鹤”意象的内涵往往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唳鹤”意象主要用来表现鹤声的清远、高亮,但“鸣鹤”意象却多用来象征君子。此外,“鸣鹤”意象还衬托了和暖的天气,而“唳鹤”意象则往往与月、白露、秋等意象联用,表现诗人由此生发的“感兴”或者营造美丽的意境。     

当代诗歌的意象问题及其符号学阐释途径

当代诗歌倡导回归语言,这没有改变诗歌的意象艺术之本质.隐喻是意象中的重要因素,在语言学层面上,“拒绝隐喻”是不可能的,其实质是反对被滥用了的作为修辞格的隐喻,而向语言本性中的隐喻回归.隐喻的古今差异对应于意象的古今差异,在符号学描述中,这一差异体现为语象与意象,此区分源自符号化对象的质的差别,语象形成于语言的再度符号化,意象则形成于事物或情境在语言作用下的符号化过程.语象的图式是经过元语言层的含蓄意指,当代诗歌的意象一般与语象相伴而生,成为语象化了的意象.     

元明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

在任何时代里，文学接受都不仅仅仰仗于朝廷的文教政策，也不仅仅依赖于文人的思想宣传，它更重要的是要借助于各种社会传播方式。可以说，朝廷的文教政策和文人的思想宣传仅仅是“软件”，主要制约着文学接受的意识形态导向；而社会传播方式则是“硬件”，从根本上决定了...     

力场效应与境界生成——兼谈中西文学理论之对接

境界说作为理论体系最能代表中国古典诗词的抒情美学特征,这就决定诗人必然要选取和描绘审美意象,借此承载和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寄托.诗人的心理情感力场与意象的物理结构力场间是异质同构的关系,接受过程中读者情感与审美意象结构间形成异质同构关系,以此为桥梁,同质同构的心理力场形式在读者与作者间产生了.读者通过审美意象与作者进行穿越时空的交流对话,也实现了境界的生成.中国文学由抒情文学向叙事文学转变后,境界说的理论内涵有进一步阐发的必要,中西文论对接之路也由此敞开.     

场域视野下社区工作的主体建构

社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场域,社区工作展现着两个分别体现各自场域的主体人群即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影响。社区工作中确定谁是场域主体,有助于社会工作者对自身角色的定位及对社区工作不同阶段策略和方法的把握。社区工作准备阶段,侧重于社区居民的主体场域;社区工作预估与服务策划方案制定阶段,侧重于社区工作者的主体场域;社区工作服务策划方案执行阶段,是社区工作者场域与社区居民场域互为主体;社区工作评估阶段,则侧重于社区居民的主体场域。     

论新闻核

优秀的散文都有散文眼.散文眼是由散文的炼意需要而产生的.散文有了"眼",散文所创造的情景交融、意象聚合的新与深的意境就有了凝聚点,散文就能达到深刻的思想性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性的统一.新闻写作应借鉴散文这种炼意的笔法,在提炼新闻主题上追求新与深,需要有散文眼式的"新闻核".画龙点睛,设置新闻核,则可以增强新闻作品的思想性、教育性和指导性.     

同类意象的演变和重构——《离骚》到《九章》的发展轨迹之一

同类意象的演变和重构,是从<离骚>到<九章>的重要发展轨迹之一.<离骚>中的香花芳草没有直接作为抒情主人公的化身出现,<九章>则把抒情主人公比做香花芳草.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有漫长与短暂的差异,人的生命节拍有急与缓的区别,人的追昔思往意识也或强或弱,未来意识或迷惘或恐惧.反复出现的媒介意象,在<离骚>与<九章>有种类的多寡之别,人与媒介的关系有主动与被动之分.悖反型意象群的取材由单一到多样,篇幅加大,结构形态变得灵活.     

论唐代组诗的"重复"与"勾连"

文学体裁对语体风格的形成关系甚大.组诗的系统性、包容性文体特征决定了其语言形式的独特性,使其能融抒情、叙述与对话语体为一体,形成了多元语体格局,满足不同语境下诗歌创作的要求,反映诗人的独特心理体验.语句的"重复"和意象的"勾连"是组诗语体风格的重要特征,它对增强节律、充分抒情,有序铺陈、推衍叙事,逻辑性地表达情感诉求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其产生特殊魅力的根本原因.     

杜甫诗歌审美意象的新变

杜诗在审美意象营造上最重要的创变是改变盛唐诗歌意象通常呈现的诗人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和谐平衡的形态 ,重主观感觉 ,突出抒情主体对客观物象的独特感觉、直觉印象、情感意态 ,创造出新鲜、独特乃至变形的审美意象和意象组合 ,给人以全新的艺术感受。这是杜甫对古代诗歌艺术发展的一大贡献     

中国古代诗词中豆蔻意象考释

豆蔻种类繁多,而文学作品中经常吟咏或借以抒情的则为豆蔻和红豆蔻两种。由于生于南方和开于春天,豆蔻意象最初的含义便是指代地域与时令。晚唐杜牧在《赠别》中借豆蔻比喻娇羞的少女,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也使豆蔻意象的这一层含义深入人心。豆蔻因连枝而生的特点受到历代文人的垂青,在诗词作品中赋予其连理、相思等人类所特有的情感寄托。     

媒介传播与前期刊时代知识生产与研究形式的互动

前现代的知识生产尽管也采用现代仍然使用的纸媒与印刷方式,但由于传播的主体与传播方式不同,成为现代与前现代的分界线。前现代知识生产的载体以“著作”“书信”等为主要媒介,而传播方式则主要依靠邮驿与人员流动,作为知识载体的著作从写作到完成再到流布,需要花费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此过程中,往往出现散佚的现象。因此,在一个信息传播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复述”与“建构”是很难区分的。前期刊时代著述形式的特点,除了缺乏阐释体系、不重视著作权外“,复述”也成为著述的一种形式。     

“意境”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四种用法

“意境”的用法在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与建构当中不断调整:王国维用“意境”概念强调文艺应该注重真情实感,而不是辞藻、形式；宗白华则把意境泛化为与功利境界、伦理境界、政治境界、学术境界、宗教境界相异的“审美境界”；李泽厚把意境理解为形象与情感在更高层面上的统一,是“最高度的和谐”的美.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族性”成为意境理论建构中的一面旗帜,但实际上却使“意境”的内涵不断膨胀.放弃“意境”理论的宏大建构,回归“意境”一词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