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以明恩溥、何天爵以及麦高温为考察中心

在清末传教士所勾勒的中国全景图中,中国形象的正向价值可以说微乎其微,给予中国以落后、失败以及灾难感。传教士通过如下三方面来概括出中国的大致特征:重视繁衍,却无生命意识;伦理本位,以道德替代宗教;笃信教育,只为念书做官。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并非现实存在的中国,其原因在于以西方的工业文明形象来考量中国,以基督教学说来改变中国。     

略论近代基督教传教士对胶东地区农作物的改良

近代以来山东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除了在直接布道之外,他们还从事了大量的社会经济改良活动。引进与改良农作物品种、参与乡村建设构成其农业活动的主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胶东农业的发展。     

对明清之际基督教传教士被驱逐的文化反思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会通己成为建构未来世界文明的必然趋势。然而,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在东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阻滞文化交流的一些复杂因素。近些年来,伴随着学术研究领域中“文化热”现象的出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问题的研究,再度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兴趣点。伴随近代传     

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宣教活动——以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为个案

西南地区是基督教宣教活动最典型的区域之一,这与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少数民族中的成功宣教活动有关。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是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宣教活动的典型个案,作为基督教循道公会著名传教士之一,他在川滇黔边的苗族地区,积极创制苗族文字、开办教会学校并为苗民伸张正义,使得其传教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浅谈广东近代的女子教育——兼论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办学活动

近代广东女子教育 ,以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女子学校为开端。广东地处中外贸易要道口 ,是基督教来华传教的前沿阵地 ,也是基督教传教士来华开办教育事业的前沿阵地。而教会女子教育 ,则开中国女子教育风气之先 ,促进了近代广东女子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基督教传教士作为广东女子教育的创始人则在其中扮演了双重角色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汉语研究的科学化——明清之际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明末清初之时,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将西方的文化、科技,甚至科学方法传向中国。在研究西学东渐时,人们较多关注的是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想,而对传教士对汉语的研究关注不多。利玛窦、金尼阁等人用西文字母拼读中国汉字的方法,直接影响到了后来汉语的拼音思潮和运动。同时,传教士们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对汉语的研究,对后来的汉语研究的现代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传教士对汉语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也启发我们对跨文化传播作深入的思考。     

趋迎与利用——从民元致孙中山函电看革命前后的思潮与心理

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收到大量来自各地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函电。这些函电充分利用共和政权下的新话语,造成与专制时代迥然不同的舆论环境。各色人等在这一语境下,攘夺话语权力,在具体事务中维护自身实际利益,使社会争攘中出现观念上群起趋新的现象。新的思想观念是否真已深入人心,话语背后的世象和目标是否果如文辞所述,或可深究,而地方、基层、民间社会在思想观念上向革命中心的趋迎,及表达诉求时对新观念的利用,对于革命前后社会观念和心理的变化,已有充分反映。     

传教士与人类学家——对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康国泰的研究

具有来华传教士和人类学家双重身份的康国泰,在中国甘肃、青海传教时,对甘南土人的生活进行了人类学观察,最终成为一名以研究土族社会而闻名的人类学家。本文主要关注作为人类学家的康国泰的人生经历,并试图从他个人的社会背景、主要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理论方法学方面,来探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中西方人类学史的发展历程。     

基督教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边疆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在清季中国学术中居显学地位,后来一度呈衰落之势的边疆研究得以复兴.除了民族危机有以致之,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该会直属之边疆服务部,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服务边民之同时,从事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边政学、医学等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其不自觉表现出的汉族文化中心立场以及基督教神学判断,一定程度影响到其研究旨趣及其对边疆文化的认知,边疆研究的成就也因此受到局限.     

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的命运--对清末民初"尊孔读经"问题的考察

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命运的变迁聚焦于“尊孔读经”问题。清末新政使儒家“经学时代”沦入山穷水尽的窘境。辛亥革命创建民国 ,资产阶级既摧垮了封建帝制 ,也涤荡了为封建帝制服务的儒家文化。民初帝制死灰复燃与“尊孔读经”借尸还魂之如影随形 ,既证明封建专制主义天道观根深蒂固 ,也证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对“孔夫子”为拥护“德先生”之必要前提乃时势使然。考察这一问题 ,有利于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儒家文化“批判继承”。     

近代来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溺婴现象的认识与批判

近代来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溺婴现象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并对其进行大量的报道。传教士们普遍认为溺婴在中国各地广泛发生,他们还较为深入地调查了溺婴发生的原因、世人对溺婴的态度及溺婴导致的影响;怀有文化优越感的传教士们还站在西方文明本位的立场对溺婴现象进行强烈的批判,并极力鼓吹基督教信仰根治论,体现了其潜在的殖民主义与东方主义色彩。     

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冲突——明清之际正统儒生对基督教神学的反应

明清之际正统儒生们对基督教神学的反应,实质上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差异的反映。神学上帝观实质上反映了欧洲中世纪神学统治一切学术领域的历史文化传统,而理学天理论则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非宗教特质;神权至上论反映了教会作为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政治生活中最强大的势力集团的现实,而君权独尊说则是中国先秦以降君权独尊、儒学一统格局的鲜明映照;基督教伦理的基本特征是把人的一切行为规范纳入人对上帝的关系中加以解释,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却是把人的行为规范纳入个人与宗法组织的关系中加以解释。这种差异,构成了宗教伦理与宗法伦理间的冲突     

论清末新政时期的监狱制度改革——以新式模范监狱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新政时期,随着监狱改良思潮的兴起,以新式模范监狱建设为目标的监狱制度改革也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规范的监狱管理以及监狱管理人才的培养,使清政府的监狱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推动了近代西方监狱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监狱的近代转型奠定了基础.但由于监狱改革的执行缺乏力度以及传统监狱观念的影响,清末的监狱制度改革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     

《边疆服务》与服务边疆——基督教边疆服务运动的历史记录

为有效推进边疆服务运动的开展,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创办了《边疆服务》期刊。该刊以引起国人重视边疆、关心边胞为宗旨,主要刊载边部同工对边民的认识、对工作的研究性文章;选登边疆问题研究专家、在边地领导边民实际服务官员的文章,介绍他们对边政、边民生计、边地医疗卫生等边疆问题的研究成果。刊物还介绍“边疆服务模范人物”事迹,选登政府有关边疆工作反应及对时局的意见。该刊是边疆服务部在抗战时期活动的重要历史记录,是认识中华基督教会本色化运动的珍贵文献。     

基督教信仰对村落社会生活的影响——基于一个滇中苗村基督教信仰生活的人类学研究

基督教信仰嵌入滇中苗族村落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与苗族传统道德观念相融合,强化了当地村民向善的心性和内敛的行为规范;提升了村落公共生活的品质,增强了信教村民的归属感、凝聚力和公共道德感;促进了社会交往的变革,形成了一种不带有血缘、地缘关系的新关系网络。滇中苗族村落基督教信仰成为了当地村落社会生活的重要整合力量。     

民国初年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的调查与研究——以《中华归主》为例探讨

民国初年,基督教传教士系统地组织了一次中国基督教发展状况的调查,历经十年将这些调查资料汇编成（中华归主）一书,于1922年出版。该书中也涉及到中国穆斯林的部分内容。他们对中国穆斯林现状的调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算不上真正的调查,只是将多年观察的资料加以拼凑和整理,是对已有的工作经验的汇报。尽管如此,这些调查资料也是他们对清末民初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与现状的见证,反映了当时中国穆斯林在社会更替时期的精神风貌和历史进程,是研究那段中国伊斯兰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史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民元孙中山北京之行与逊清皇室的应对——以绍彝、绍英未刊函札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元年孙中山北京之行,是历史进入五族共和时代南北、新旧、满汉之间的一次互动。从逊清要员绍彝、绍英的未刊函札等珍贵史料来看,清室内部虽意见不一,但大致经历了从顾虑、防范、观望到接洽、示好、宴请的转变过程。清室之转变,主要基于以下体认:各界均欢迎孙中山,惟皇族无之,似乎缺点;五族共和时代,本朝皇室为五大民族之一,并与前代亡国不同;民国之建立,包含清室之功;接洽并宴请孙中山,将来必有感情,日后皇室以及旗族均为有益也。此中也隐含着清室对辛壬鼎革的事后自我解释与认同。这时,双方均已离开政治权力核心区,但在互动交好、把酒言欢的背后,各有诉求与坚守。政治人物行事,理想与务实并存,敌友之间转换往往基于时局变化。民国初年多元力量的共存与互动,由此可窥一斑。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心态史学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在以宗法父权制结构为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父权至上的权威人格,"三从"、"四德"的纲常伦理以及宗法父权制度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与建构,确立了以"男尊女卑"的性别定位为核心的性别文化,并成为汉代以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基于专制强权统驭下的男尊女卑的心理定势,经过不断的强化和延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潜藏在人们的心理结构当中,导致了性别文化心理结构的长期稳定状态.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在近代那个特殊历史背景下,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冲突面前开始的.西方基督教的传播,对近代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尤其是对女性自身心态的转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妇女解放运动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