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知识学特征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所蕴含的各种法治思想特征,分别表现为法哲学、法价值论、法制度论、法规范论、法行为论、法社会学等不同法知识学形态,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内涵。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博大精深,使其居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百科全书"的理论地位。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思想特征,深刻地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十个关系"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术体系以及话语特征使得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同时也使得我国的法学研究事业彻底地摆脱西式法治话语的影响,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法理学之路。     

大学生宗教信仰与个体特征关系研究

根据2012年北京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对宗教信仰者群体特征进行分析发现,宗教信仰与个体特征存在一定相关性,不同性别、学历层次等条件下学生的宗教信仰情况具有显著差异。进而可以看出:宗教信仰更多出现在相对低端、弱势、边缘或者"问题"人群当中,但也开始在高端或中心人群中出现;马克思主义对于各种宗教有一定的免疫力,但政治思想教育的有效性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论中国法治国情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的促动

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迅猛，“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人权从政治性宣告向司法实现的进一步转型。从人权司法化问题的明确提出到现在，中国人权事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人权观念认可阶段、人权立法保障促动阶段和人权司法保障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法治国情从所依之“法”到所治之“国”均发生了诸多变化，促动着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法治国情所依之“法”的变化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正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转变；正从“政治思维”向“法治思维”的思维方式转换。法治国情所治之“国”变化显现为：“中国梦”将深刻促动中国的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际化对依法治国有更高要求；主要社会矛盾转变对依法治国提出新要求。当前，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必须立足现有的法治国情，其现状也是现有法治国情的组成部分，在与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中推动中国法治国情的发展，而法治国情的发展又进一步促动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     

当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价值及培育

法治在当代早已成为一种全球性话语,但中西方法治观念在"历时性"和"共时性"视野中的差异直接导致中西法治践行的分殊。法治观念之于中国法治社会的生成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意义。它既是中国法治进程的本土根基,也是一种黏合剂,同时还将起到一种催化的作用。重视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法治观念的培育,既是基础性的,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与现实不断互动的过程。     

礼法传统与中国现代法治

"礼法传统"是中华法制文明在数千年世代相传的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以"礼"之精神为指导,以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及"差序格局"为依归的立法精神、司法理念及执法原理。"礼法传统"的典型特征就是"礼法合一"。古代中国法律保障礼治秩序,礼治支撑法律。而"现代法治"则是西方社会历史及文化的产物,其实质在于以法律支配权力,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都必须遵从法律、崇尚法律,法律至高无上。本文以法律史的视野重新审视"礼法传统"与"中国现代法治"的关系。意在说明中国现代法治既有学习西方先进法治经验的一面,又有着鲜明的民族特性与时代特征。现代化的法治,必然有传统的基因。"礼法传统"就是中华法制文明区别于西方法治文明的最重要特征。在建设中国现代法治时,礼法传统蕴含的固有理性因素、机制及生成原理,更值得我们重视与挖掘。     

流动的交易: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内生因素--以浙江省义乌市后乐村为个案的实地研究

任何一个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呈后发型特征的地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部力量的作用,但是所有的发展最终都必须由来自其社会内部创发出来的因素所支撑,因此,从我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实践和内在逻辑出发,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内部发展的自然过程及各种主导因素,寻求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本土解释"便显得十分必要.     

“有神”与“有魂”:从俄罗斯法治的精神文化面向到中国问题思考

俄罗斯法治在类型化上,受东正教神学中"权力观念"的影响,形成一种"权力法治"模式,这一模式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有神"的法治。当前中俄两国在法治发展道路选择上有高度的一致性,本土化与自主性特征明显,都经历了从文化自觉到自信的过程。当代俄罗斯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以东正教传统精神为纽带,在国家治理中充分发挥传统精神文化的凝结作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理论的提出与阐发,给中国法治发展的精神文化面向指明了方向,它使中国法治在"伦理法治"的目标基础上成为"有魂"的法治。这个"魂"应当以中国文化为源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塑造中国法治的精神之魂。     

影响中国法治建设的外在因素

20世纪末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也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 2 1世纪的中国 ,尽管法治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 ,但“依法治国”的信念却是不能动摇的。如何从各方面加速法治的进程 ?如何处理法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本刊特邀六位法学界的知名学者 ,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公丕祥认为 ,应该凭借自身基于本民族需要和条件的创造性行动来创设现代司法文化与制度。徐显明认为 ,2 1世纪中国法治的发展 ,将取决于我国平等权、财产权、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这五大权利群的整体进步与发展。卓泽渊认为 ,改革与发展、冲突与互动、和平与稳定将是影响中国法治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外在因素。徐祥民认为 ,在当下中国 ,选择的法治只有经过一个演进的过程、尤其是宪法的良性运行和公民法律文化的建设 ,才能成为稳定的、良好的法治。温晓莉认为 ,实现现代法治价值 ,建立一个符合法治精神的宪法制度框架 ,并在充分肯定法治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 ,将法治与德治、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 ,是 2 1世纪中国法治建设的主题。赵正群认为 ,公民的得知权及与其相应的政府说明义务构成了政务公开政策的法理基础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观察与思考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强调"以法治国"、"明法去私"、"刑无等级"、"一断於法",这构成了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精华,尽管法家的"法治"学说因推崇法家严刑峻法的秦王朝暴政而受到后世诟病,但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秦汉之后,作为儒家"德治"学说的补充,在德主刑辅系统理论中,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代中国法治与古代"法治"有着本质的不同,如何以史为鉴,构建现代法治中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依法治国的中国传统文化溯源

依法治国理念,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历史源流。主要源于三方面:一是以"因顺自然""不可恣意妄为"的法治原则、"与民休息""轻刑薄赋"的法治实践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法治短板为主要特征的"无为而治"的道家法治思想;二是以"治国以礼"的礼治、"为政以德"的德治、"为政在人"的人治为主要特征的"无讼以求"的儒家法治观念;三是以"缘法而治""以法为本"的工具价值、"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壹刑思想、"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主张为特征的"治民唯法"的法家法治思想。     

一个“中等强国”的战略空间拓展——“印-太战略弧”视阈下的澳大利亚安全重构

澳大利亚在安全领域提出的"印-太战略弧"一词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呼应,透露出澳大利亚未来安全战略的视野指向。澳大利亚在参与"印-太战略弧"地区的国际博弈中,面临着在中美之间、既有强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太平洋次区域组织与泛太平洋组织之间的"选边困境",其战略空间也受到来自这三方面的共同挤压。澳大利亚未来安全战略空间的拓展总体表现出"三向性"特征,努力寻求安全战略转型中的战略增长点,为中国把握太平洋安全形势的发展方向、投放力量和谋篇布局提供了有益启示。     

探寻中国法律传统语境下"法治"的意义

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解析了"法治"一词的内在含义,并重点解构了"法治"现象的社会一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作者考察了中国古代法律传统,认为中国古代法治与西方现代法治存在结构上的差异.最后,作者分析了当下中国法学几个热点命题,揭示出这些法治命题所存在的理论缺陷.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凝聚改革开放的共识

在开放和多元的世界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大旗,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共识.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形成共识并不会否认当代世界的开放性和多元性,而是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共识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并能加快中国改革开放和民主法治的发展.     

试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治国安邦的普遍规律,中国传统是"德主刑辅",西方传统是"重法轻德".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我党长期治国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是在"初级阶段"面向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法治国家,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选择.     

《诗经》婚恋诗中的性别观及其对中国爱情文学的影响

在中国的爱情文学中,赞美女性、贬抑男性的性别观是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这一特征在《诗经》的婚恋诗中就已显露出来,并贯穿于中国爱情文学发展的始终。可以说,《诗经》婚恋诗中的性别观对中国爱情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消费主义和“同志”空间：都市生活的另类欲望地图

基于对在成都市同性恋社区中桑拿、酒吧和健身房等“同志”商业性场所的民族志研究,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的视角,探讨了在目前中国都市消费革命的推动下,作为新的“差异空间”的“同志”空间的生产和发展。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兴起,使传统上属于私人领域的同性恋问题被置于属于公共范畴的市场经济之中,并赢得了新的社会合法性。虽然仍然面临诸多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压制,但“同志”人群公共空间的拓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消费革命所带来的“解放”和“自由”。这些商业性场所是“同志”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参与社区的活动,同志人群在性、语言、兴趣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彼此认同,构成了后来“同志运动”得以发展的文化基础。     

探究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的语言特色

乔治·奥威尔的作品《一九八四》预见性地揭露了权力所有者维持其统治的残酷方式,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丑恶的极权主义世界。这部小说细致描述了其中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以此来揭示任何形式下的极权主义必将导致人民甚至整个国家成为悲剧。小说其独有的语言特征,诸如"新话"、"老大哥"和"双重思想"等奥威尔式的语言被西方文学界所广泛认可,并使得这部作品充满了浓郁的反讽艺术效果。因此,本文着重从小说《一九八四》的文本结构和语言特色来阐释,以期给读者一个全新的认识。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的性别伦理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主要通过三个途径维系与强化不平等的性别伦理,即男女空间的内外区隔、"看不见"的女性空间、以祠堂和贞节牌坊为代表的女性教化空间。传统建筑以区隔内外、分隔男女为主要手段的空间规训机制,一方面实现了建筑与空间对女性身体、女性活动的控制与限制,另一方面则实现了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权力格局,并以物质标识的方式彰显了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     

萧红创作中的性别、乡土与民族观念解析

萧红所揭示的老东北黑土地的愚夫愚妇们异性隔膜、同性相惜的性别关系,远远超出了启蒙作家批判前现代的思考范畴,是真正立足于民间现实立场的一种睿智洞察和逼视;但她的性别主题始终是伴随着民族话语的一种隐形书写,无法独立地支撑起文本的意义空间,这是现代化国家思想启蒙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式;被性别化的乡土空间呈现出"卑琐"与"原初生命力"相抵抗的分裂状态,折射了作家处于理性启蒙者与具有原始思维特征的儿童双重身份之间的精神游移与徘徊,这暗含了作家对自己羁旅生涯的自我救赎的精神祈愿。     

简谈埴原和郎的《日本人来自何方》

简谈埴原和郎的《日本人来自何方》沈阳财经学院古中和日本东京大学的填原和郎是著名的人类学家，他搜集并研究了很多日本新石器时代和公元３世纪到１２世纪的头盖骨标本，研究成果集中在《日本人来自何方》这部著作中。从他所重点分析的日本北九洲、中国、日本关西的头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