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期日本对朝“外交革新”及其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冲击

明治初年的文书问题引发了日朝之间的外交纠纷,然而日本改革幕藩体制下日朝外交模式的意图并未得到朝鲜方面的回应。日本对日朝外交的革新,在外交一元化的表象之下,也存在着前近代的外交模式与近代外交模式的冲突。日本多次尝试,也无法在事大主义与宗藩关系结构下取得对朝外交的突破。以江华岛事件为契机,日本尝试将日朝外交革新与中朝宗藩关系对立起来,并最终以条约的形式,在朝鲜独立之邦的名义之下,完成了与朝鲜建交。日本的对朝外交革新或可视为近代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的一个转捩点,中朝间的宗藩关系开始受到冲击。一方面,日本率先导入近代西方主导的国际外交秩序,并利用其为本国利益服务,从而对中朝两国国家利益造成伤害;另一方面,中朝两国相对滞后的对外观及其带来的外交政策的迟滞性,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步伐。     

近代中朝交涉案件审理研究(1840-1895)

近代中朝交涉案件的审理既有对清代前中期的继承,又有新变化。其继承体现为光绪八年前中朝双方在涉及交涉案件以及宗属权限划分问题时,仍沿袭清代中前期做法,作为宗主国的清廷名义上享有最高审判权,实际上却将不少权力让渡给朝鲜。其变化体现为光绪八年后中方为强化宗主权,不仅强化了交涉案件的审理权,而且还强调了宗主国对属国的司法管理权。它导致的结果是,双方在具体司法权限划分上出现了宗主国享有更多权利,属国权力非常有限现象。这一变化伴随着中朝宗属关系的恶化,最终导致该关系彻底瓦解,从而使这一司法运作模式被近代国家间的司法运作模式取代。     

光绪朝中朝关系研究

受近代东亚国际形势和外交秩序影响,光绪朝清廷开始对中朝传统宗藩关系进行改造。时人为增强这一关系提出了诸多建议,清廷也开始用近代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去加以强化。此等努力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关系,但终难逃失败命运。甲午战争,中国挫败,不仅导致这一关系彻底终结,而且导致日本开始奴役中国和朝鲜。历史显示：中国富强发达不会给朝鲜带来威胁,相反,中国软弱却不利于中国和朝鲜的安全与安定。     

康乾年间中琉宗藩贸易研究

宗藩体制是传统社会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里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但它却包含着经济、文化方面的内容,其中朝贡贸易就是其中的代表。本文从经济角度出发,对康乾盛世下中琉宗藩贸易进行考察,通过对宗藩关系产生的经济学分析、康乾盛世下中琉宗藩贸易的动机分析、中琉贸易的内容分析等方面来考察这一贸易体制在维系清代时期中琉宗藩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同时考察这一宗藩贸易体制在运作中所存在的缺陷。     

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

清代中缅两国的宗藩关系,是在长期的隔膜之后,经过战争与冲突方才建立,最终又在一个共同的敌人,即英国殖民者的压迫下而中断。双方在存续近百年的宗藩关系中,不仅有着诸多友好往来的记录,而且亦有互相影响,以及各自为民族振兴、自立图存所做的探索。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封建传统的宗藩关系,既不能够“以藩屏周”,抵挡住西力大潮的冲击;亦不能够“以大字小”,保护住周边属国不被殖民主义列强所吞并。     

晚清中朝商路历史性变迁原因及其影响(1882—1894)

1882—1894年间,中朝之间的商路出现历史性变迁,陆路商路明显衰落,稳定的海上商路形成并拓展成为主要贸易通道。中朝商路变迁与封贡体制变化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封贡体制是影响清代中朝商路变迁的根本性因素,而商路的发展变化也最终成为封贡体制消亡的助推力量。中朝间稳定的海上商路的形成与拓展促进了中朝乃至东亚贸易的繁荣,也改变了东亚国际贸易格局的发展趋势,即中、日两国的对朝贸易竞争日趋激烈,日本在对朝贸易中最终取代传统的中朝贸易而占据垄断地位,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努力参与东北亚海域贸易的竞争。     

金与高丽宗藩关系演变的历史学考察

中古时期东北亚的国际关系主要是通过朝贡体系确立宗藩关系.女真族建国前和金初依附于高丽,随着女真族的社会发展和势力扩张,特别是在伐辽灭北宋过程中,金丽之间的宗藩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二者的宗藩关系相持了一段时间.金灭辽和北宋奠定了中原统治地位,此后,金丽宗藩关系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金凭借其强大的实力,继承了辽与高丽的宗藩关系,高丽反向金称臣纳贡依附于金.金丽宗藩关系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国力的消长.     

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之间:晚清中朝秩序的重新建构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朝关系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双重秩序下演进。清政府开始在中朝宗藩关系中策略性地引入国际法:既以条约不可违犯的国际法规范遏制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又利用某些自然天成的自然法学说来强化宗藩秩序的天然理性。尽管宗藩观念与国际公法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清政府却对国际法有意误读与取舍,实现宗藩关系的自适性调整,主要体现于:运用国际法的均势理论建构朝鲜半岛国际均势;通过通商条约和贸易章程塑造朝鲜二元国际身份;按属国体制建立朝鲜近代驻外使臣制度。总体而言,宗藩体制引入国际法,以维护中国宗主国身份和朝鲜附属国地位为依归;宗藩关系对国际法的利用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屡屡在国际法的支援下实现因应调适。宗藩体制与国际法的繁杂关系,展现了晚清中国面对西方国际关系冲击的本土立场和向近代外交转型的内在动力。     

中国传统宗藩制度基本特征述论

狭义的传统宗藩制度主要是围绕皇帝处理皇权与宗室、功臣等地方实力集团关系而设立的重要行政机构。其基本特征主要有四：制度设置上迷恋家族与偏爱国家并举，制度内涵表现为内在传承与外在发展互动，制度工具体现为一定理想与浓厚致用结合，制度运作归于目标合理与具体合理统一。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内在演化规律,比较符合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     

清末民初中朝边境商埠及其国际贸易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内外双重动因驱动下,中朝边境形成商埠区,其国际贸易呈现新的特点:中朝边境进出口贸易额整体处于上升态势;国际贸易取向发生变化;但同开埠前相比,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不明显。中朝边境开埠亦产生重要影响:它使东北亚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在争夺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中,日本最终压倒俄国开始占据上风;同时推动了区域贸易近代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开发与社会变革。但对主权逐渐流失的中国而言,中朝边境商埠除却本身固有的经济内涵外,凸现更多的则是强敌欺凌的政治霸权色彩。     

清韩宗藩关系的解体及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从 1 9世纪 80年代开始 ,清政府对朝鲜采取了积极干预、强化清韩宗藩关系的政策。本文论述了这一政策的历史背景、具体做法、失败原因 ,认为这一政策是清朝此间政治、外交上的一个积极举措 ;这一政策的失败 ,是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失败的一个重要环节 ,与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一部古代中朝断代关系史的力作——读姜龙范、刘子敏教授合著《明代中朝关系史》

姜龙范、刘子敏合著<明代中朝关系史>一书填补了中朝断代关系史研究之空白.该书结构完整,层次清晰,史论结合,兼加考证,资料翔实,博采众长.白璧微瑕的是在各章题目的规范、统一,史料的运用及使用前人成果方面略有缺憾.     

论明代中前期中朝使臣的走私贸易

在明代,中朝两国的宗藩关系是东北亚地区最牢固的国际关系。在两国间频繁的政治与经贸往来中,朝鲜的贡使与明朝的"天使"一直发挥着相对独特的作用。一方面,他们作为代表各自国家的使者通聘对方国家,完成政治或经贸往来上的任务,对促进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无论是李朝还是明朝的使臣,他们在完成自己使命的同时,大多借出使之机私带货物与对方进行贸易,对两国间正常的经贸关系又构成了一定的危害。     

传统与变迁——康乾盛世下的宗藩体制

费正清曾用传统与变迁去概括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其实该术语也适合清代中前的中国社会,尤其适合康乾盛世下的宗藩体制.就该体制而言,在西力东渐下,至清代中前期已发生着渐变.它不仅体现在体制的意识之变、制度之变等方面,而且还体现在运作方式转变方面.虽然这些变化既无法根绝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的弊端,也不可能与传统相决裂,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却促使了清代中国从传统的天下一统向近世国家统一发生转变,并为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国家之形成提供前提.     

明代后期中朝关系的重要史实见证——李朝档案《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管窥

朝鲜李朝在中国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书弥足珍贵。李朝《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是朝鲜为了迎接和接待明朝使臣,特设临时性专门机构都监都厅所遗的档案文书。这份朝鲜光海君朝两度接待明朝使臣的簿册档案,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分起自明万历三十六年至万历三十七年(1608—1609年,朝鲜宣祖四十一年至光海君元年),下部分自明万历四十八年至天启元年(1620—1621年,光海君十二年至十三年),为我们提供了中朝关系史实的第一手资料,大部分内容为《明实录》、《李朝实录》所未载,记录了当时中朝外交的历史真相,反映了明朝与后金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中朝关系的变化。     

古代中朝关系史中“事大”与“字小”问题的认识论

在古代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历史上,朝鲜半岛政权长期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奉行“事大”政策;同时,中国封建王朝对朝鲜予以“字小”,由此双方保持了长期稳定的相互关系.“事大”“字小”问题与“殖民史观”是有本质区别的,对该问题辩证地看待,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历史上的中朝关系,做到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加强中朝(韩)之间的友好关系,从而对东北亚政治局势的稳定乃至世界和平大有裨益.     

清代中朝边境的互市贸易

清代中朝两国边疆贸易频繁,主要集中于中朝边界的中江、会宁、庆源三处.中朝两国对三处边贸市场的开市规则做了具体规定,包括参与人员、市期与通商路线及开市礼制三个方面的内容.市场形式分为公市和私市两种.公市是法定的,私市是政府默许的,一般情况下是先开公市,后开私市.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清代中朝边贸促进了中朝双方的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