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与权力的规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宪政理念

辛亥革命不但结束了清朝统治,随之倒下的还有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的帝国制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诞生,标志着近代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宪政试验田。《临时约法》确立的主权在民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法治原则及正当程序原则,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开创了依法治国的先河。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宪法原则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 ,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和实行社会改革的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本文论述了《临时约法》的宪法原则 ,即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权力制约原则 ;文章还论述了《临时约法》在中国近现代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意义     

重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重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侯贵生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１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大创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这部约法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     

简论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意义

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摧毁了皇帝制度 ,否定了君主立宪 ,初步建立起三权分立、国会、责任内阁制、政党政治等近代民主共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模式和程序。袁世凯死后 ,《临时约法》恢复 ,国会恢复和重选 ,共和民主制度在形式上仍按规定运行 ,故不能认为《临时约法》连同民主共和政体成为光辉的史迹。 2 0世纪上半叶的“制宪救国论”、“人权派”、“民主宪政运动” ,则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宪政运动并未因辛亥革命结束而终结     

孙中山不赞成《临时约法》

众所周知,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在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提出了限制袁世凯,巩固辛亥革命成果的三个条件,其中之一便是新大总统必须遵守临时参议院即将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同年3月11日,孙中山在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前,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此,孙中山便把临时约法视为辛亥革命     

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的问题

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时间、主稿人及其制定过程,法学界、史学界著论颇多,但在这些著作中涉及上述问题时,多有出入.如一九三六年五月杨幼炯在《近代中国立法史》中说:"特于元年(即民国元年) 二月七日起,召集临时约法起草会议,名为编辑委员会,起草两次,由宋教仁主稿,会议亘三十日,至三月八日全案告终."一九八二年七月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中国法制史》中也说:"一九一二年二月七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参议院召开制定约法会议,由宋教仁主稿,经过两草,三十二天讨论,三月八日三读通过."这两书的论述,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中国近代的人权立法

在中国近代史上,随着西方人权等观念的传入,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中国曾出现了含有保护人权内容的法律文件。如《钦定宪法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这些法律文件在保护人权方面虽然仅仅处在起步阶段,还有许多局限性,但在中国的人权立法史上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为以后的人权立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文化透视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１９１２）因具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备受推崇,它是我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然而“临时约法”的制定者并未充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实际,终使之成为一纸空文,但从宪法文化上看,“临时约法”的命运反映的是更广阔的文化传统对于“大典”和“朝纲”的处理法则。     

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日期和主稿人问题——兼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订过程

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研究,法学界和史学界论著颇多。但这些著述均侧重阐述共内容,评论其意义,对它的制订情况,则往往一带而过,而且在这些简单的叙述中,对起草时间、主稿人,也多有出入,值得重新研究。本文拟就我们掌握的材料,对共起草日期和主稿人作些粗浅的论证,并略述其制订的过程,以期共同讨论。临时约法是什么时候开始起草的?它制订的过程怎样?一九八二年七月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法制史》说:“一丸一二年二月七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参议院召开制定约法会议,……经过两草,三十二天讨论,三月八日三读通过。”类似这种意见最早的著作,是一九三六年五月杨幼炯著《近代中国立法史》,在涉及这个问题时说:“特于元年二月七日     

论日本明治宪法对近代中国立宪影响的有限性

近代中国的立宪受到了日本明治宪法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仅限于1908年清政府出台的《钦定宪法大纲》。而《钦定宪法大纲》并没有予以公布,第一部真正予以公布的宪法性文件是1911年的《重大信条十九条》,但是,该"信条"已经转向采用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模式。民国建立之后所通过的包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五五宪草》、《中华民国宪法》等一系列宪法文件,已经完全摆脱了日本明治宪法所具有的钦定宪法色彩,主要的立宪理论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以及欧美国家的共和国宪法的理念。所以,近代中国的宪法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充分借鉴了欧美国家的立宪经验;另一方面,又充分注重了中国的国情。日本明治宪法所具有的钦定宪法特色对于催发近代中国的立宪意识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     

革命和国家认同的一种——1916年新旧约法之争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随即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为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文本,奠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基础。袁世凯就任总统后于1914年按自己意志颁布《中华民国约法》,以高度集中个人权力。袁世凯倒台后就副总统黎元洪的继任和新旧约法存废问题,南北双方展开激烈论证,最后北洋政府被迫承认民国元年约法。当时无论是南方革命派还是西南军阀,甚至北洋政府内部人士都更加倾向于旧约法,反映了民国初年各政治派别对新成立的民国和反封建革命成果的一种认同。     

蔡锷反复辟思想论析

蔡锷是近代著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反复辟思想是他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向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思想的集中反映。主要体现在坚决反对复辟帝制,誓死捍卫共和制度:统一战线思想;坚决要求袁世凯退位:主张恢复《临时约法》,召开国会等方面。系统研究蔡锷的反复辟思想,对于全面认识蔡锷的政治思想,客观评价蔡锷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不无裨益。     

浅议民国时期第一届国会的弹劾权

《临时约法》变总统制为内阁制,但对内阁制特有的不信任投票权却没有具体规定。《临时约法》设计者将不信任投票权和弹劾权混同,目的是以国会制约政府权力,自身又不被解散。可在国会真正需要行使不信任投票权时,或因弹劾手续烦琐不能奏效,或因没有法律依据而无所适从,不仅不能制约政府,反而因无法可依而相当被动。     

从法理视角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缺陷

长期以来,我国内地学术界在论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缺陷时,主要是说它存在诸如反帝反封建不够坚决、没有明确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等等。其实,所有这些都是法律本身以外的政治问题,而非宪法本身的法理问题。从法理层面来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存在不少缺点,它之所以很快被袁世凯撕毁,其本身存在的法理缺陷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研究。     

辛亥革命真是20世纪中国多灾多难的开端吗?——与萧功秦教授商榷

评价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最基本的两条原则:一是要尊重客观历史事实,二是要正视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亦不例外。可以说,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开端,若以20世纪为视点,《辛丑条约》则是中国多灾多难的一个表征焦点,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多灾多难的观点是有违社会客观史实的。偶然性中寓含着必然性,辛亥革命的成功绝非想象中的"轻而易举",更非人类历史所罕见。基于立法者认知水平和当时社会条件所限,民国初年制定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尚不成熟,甚至还存有较大疏漏,但界定其为"恶法"并将后革命时代的大分裂归咎于此"法",显然也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纵观20世纪的中国历史,多灾多难肇始于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的签订,绝非以辛亥革命为开端。     

试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历史功绩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视之为民国的保证,“共和之命脉”革命的旗帜,并为之实施和恢复进行了长达近十年的浴血斗争。然而,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的论者在提到它的时候,往往一带而过;一些中国法制史的论者也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有的甚至以“一纸空文”而蔽之。《临时约法》究竟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还是一张没有用处的空头文书?在它问世七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应该搞清楚这个问题,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它的历史功绩,恢复它的历史地位。     

《圣经》中的约法思想

"约"是基督教《圣经》中深具意味的一个关键词,约法思想构成了《圣经》文化的根本。《圣经》约法思想是建立在神人立约基础上的上下约法,这种约法与东方宗主权条约的文化模式如出一辙。《圣经》中的"盟约"既具有道德的属性,又是一种法律的戒命,契约所具有的主体平等、基于合意等的原则使它成为一种普世的道德、自觉化了的法律,具有将自律与他律融合为一的文化功能。《圣经》约法思想是希罗商业文明、日耳曼军事文化与东方希伯莱宗主制度的综合反映,是后世西方契约性社会结构深远的文化基型。     

论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为了在中国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组党热潮风靡一时。它们试图通过竞选,谋取议会多数席位,组成政党内阁,把欧美式的政党政治移植到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中来。由于封建军阀势力总代表袁世凯的抵制和破坏,资产阶级喧嚣一时的政党政治以失败而告吹。本文拟从民国初年中国国情出发,来论证政党政治未能实现的历史必然性。一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国家体制上,它规定采用内阁制,根据西方国家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确定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分别由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和法院行使。它使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具体化,从而推动了资产阶     

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政治文明的开启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临时约法,主张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实现了中国社会新的历史性飞跃。中华民族在这场革命中获得了巨大进步,逐渐走上了民主、自由、平等和解放的道路。不论是从这场革命对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与传播,还是民主行为的养成,新的政治关系的建立等各个方面来看,辛亥革命应该是中国近代政治文明的伟大开端。     

军权立宪:《中华民国约法》的历史反思

由军阀权力控制出台的《中华民国约法》一直是后人批评的对象。军阀立宪反映了中国自有法统以来,传统一元权力思维模式自上而下传递的实质没有发生改变。反思以军权政治为特征的《中华民国约法》,可以为当今宪政建设提供相当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