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农村改革既是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的时间起点,也是其逻辑起点。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内在的逻辑推进过程和利益博弈关系,都已经蕴涵在农村改革之中。30年的农村改革可视为城乡关系的分阶段调整;采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将清晰地展现其逻辑完整的阶段性制度变迁历程;进而可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提炼出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及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借鉴意义。对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判断,还概括了农村改革面临的新挑战,展望了进一步改革的前景。     

制度变迁条件下和谐社会的实现机制研究

任何国家和地区要实现社会的和谐,都必须具备一套完善的政治机制,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市场经济的利益主体越来越明确,其利益诉求也越来越具体,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本文通过对中国现阶段多元变迁主体的形成及角色扮演进行研究,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等各主体之间存在的相互博弈关系,提出了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和谐社会制度的实现机制应该是一种由中央政府和社会公众主导,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作为润滑剂并与之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双回路制度变迁模式".     

西方制度变迁理论述评

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形成人们之间相互交易的约束,是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它们的实施方式构成的。制度变迁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机制的结合所作的边际调整。制度变迁的动力是个人期望在现存制度下获取最大的潜在的外部利润。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制度与组织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之点。制度变迁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复杂的、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以及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带来的报酬递增;更取决于个人对制度变迁带来的净收益的估计。因此,制度变迁的过程实际上是具有不同偏好、利益和谈判实力的制度变迁主体之间的一种较量。     

中国城镇化战略:构造逻辑、题域呈现与风险防范——基于共生理论与根植性理论的探讨

基于共生理论与根植性理论,并借助"逻辑—题域—风险"的分析框架,可以清晰揭示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逻辑发生学与实践运筹学。依据多重混合逻辑所展演的发生秩序、实践动力与目标指向,大转型时代的城镇化正经历一场历时性题域的共时性呈现,同时表现为技术—经济的、社会—政治的、文化—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和心理—体认的复杂面相,这正构成了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但在此过程中,易于伴生性地出现过载、固化、漂移等诸多风险,并具有跨域渗透性、层叠集群性与虹吸传感性等特征。为此,必须从内生应对的系统性出发,以确立法治化与效能化治理的根植性为目标,通过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的现代性而实现风险管控、导引良序发展。     

进城务工女性生计脆弱性治理与政治参与

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农民工的市民化,而市民化的关键在进城务工女性的身份转变。在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镇且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流入地政治参与制度建设却滞后于社会环境变迁,导致进城务工女性因其利益诉求无法表达而被抛出发展轨道,进而难以抵抗外界突如其来的各种生计风险。鉴于此,需要建构政治参与的整体性制度框架,以利于将进城务工女性的利益诉求纳入公共政策,使其融入城镇,真正成为市民。     

股权分置改革中的产权重置、价值重估与多重博弈

以实现存量股份流通为核心的股权分置改革已成功地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本文试图通过一个均衡对价模型和一个多重动态博弈模型对这一过程进行经济学解释,结果发现,建立多种产权形式之间基于对价博弈的产权交易机制、实现产权激励相容,远比对价本身是否合理更为重要,从而揭示了改革得以成功的逻辑。     

权力转移与社会权力格局之变迁——兼论渐进式改革路径选择的必然性

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为分析框架,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分析工具,对中国改革问题进行独辟蹊径的剖析后发现,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本质上是中国社会权力的变迁,变迁的具体形式是政治领域权力向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转移,是行政全能主义国家向政府、市场、社会三元权力格局的转变。借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理性政府"来看,在权力的转移过程中,政治领域权力向经济领域转移有着内外两种合力的作用,因而相对来说其难度要小些;而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权力向社会领域转移则缺乏明确的动力源泉,因而转移的难度要大得多。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都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而社会领域的改革则可能要艰难许多。     

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公共供求的视角

基于场域的公共供求视角,中国城镇化的战略嬗变清晰地反映出了国家治理的新需求。超越于既往的"抑制—补偿"思路,新型城镇化正发展出人本化的价值预设与再平衡的功能预期。改造、置换经年的乡村性,新一轮的城镇化在动力找寻、题域整合、资源供给、机制再造、空间重构以及绩效审视等方面,其引导式的城市性逻辑渐趋明朗。作为一项综合性的战略议程,城镇化的本质在于实现从生存性需求向发展性需求转变、从历时性积累向共时性提升迈进。这一大规模、持续性的公共选择过程,将通过引致中国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而深刻塑造国家治理的结构与功能。新的型构思路、实践逻辑与塑铸作用构成了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它呼唤深度根植于中国政治社会生态的内生规定性展开均衡化的现代性国家建构。为此,回应性地选取国家治理的调适向度并拓展系统化的改革议程,至关重要。     

电视制度变迁中的政治宣传与团体利益

在中国电视制度变迁过程中,政治宣传的需要决定了早期的电视制度安排,启动了中国电视事业的早期发展;在市场需求快速增长时期,电视部门和地方机构的团体利益推动了市场供给的电视制度创新;但是旨在提高市场效率的存量调整制度创新涉及团体利益的调整,既得利益者因此缺乏创新制度、执行制度的动力,政治宣传需要以及在政治保护伞下的团体利益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制度变迁的进程。与我国其它领域的很多制度改革一样,收益共享的增量式改革相对容易进行,既得利益调整的存量式改革则难度大得多。     

制度变迁下的国有企业组织意识形态分化探析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单位社会终结和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兴趣,但相关研究多为关注组织变迁的客观层面.组织客观制度变迁背后必然伴随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而秩序的达成又依赖于人们的主观认同,我们应该深入考察沉淀在人们心中的意义结构及其作用机制.当制度变迁时,不仅是作为制度表层结构的各种具体规章条文发生变化,更有作为制度深层结构的价值逻辑转换蕴藏其中,作为变革最为深刻的组织形态,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伴随国有企业组织意识形态的深刻变化.国家、市场和其他组织是对国有企业组织意识形态分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三个因素,三者力量的交互作用共同框定了企业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定位,原有国家一元控制下形成的国--企同构政治意识形态格局正在多元交互力量的冲击下发生分化.     

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

有关中国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之社会过程的研究,应以社会变迁,而非制度类型学作为基本范式。制度创新与变迁首先是保护带的调整,以保证制度内核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制度在渐进状态下逐步实现变迁的社会过程;嵌入性作为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结构性环境,直接决定组织制度变迁的方式、方向和效果;路径依赖是组织和制度变迁中一种不可避免的行为惯性;意识形态及其连带的价值体系在制度变迁的社会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以变迁为统摄的中国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之社会过程,必须在制度与其文化、组织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多重关系内加以考察。     

中国经济改革：一种典型创新型制度变迁

改革也就是制度变迁的本质规定性,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改革道路,实际上也就是这个国家对制度变迁形式的选择问题。国家经济制度的整体变迁,从理论上,可以被区分为自然演进型制度变迁、移植型制度变迁和创新型制度变迁。而中国经济改革就其本质而言,属于一种典型的创新型制度变迁。中国经济改革创新型制度变迁道路的选择,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变迁历史的归宿,实际上其创新性也已被中国经济改革30年的实践经历所证实。     

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历史与逻辑——从家庭经营制、合作制、人民公社制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的变迁轨迹与转换关联

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变迁,经历了从家庭经营制、合作制、人民公社制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的演变过程.这既有强制性变迁过程,也有诱致性变迁因素.进一步考察,不难发现,1978年以前的变迁是"由分到合"的"强制合作"过程;而改革开放后的转换则是兼顾统分、以市场化为取向.但中国农村历史发展和现实要求,共同催生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体制"的当代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诞生.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变迁形式既体现政治和社会的变革过程,也蕴含着一定的关联.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理解和把握其中的变迁轨迹和各种形式之间的转换关联,将有助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转轨中粮食政策变迁及其市场制度关系的形成——1998年以来"粮改"的进展

本文通过对中国1998年以来粮食政策改革及其市场制度体系的确立研究发现,解释政治学关于公共政策变迁过程的观念因素与转轨经济学对影响转轨条件和策略的因素是不可分离的,两者之间可通过政策决策层对不同政策目标的优先排列顺序的选择以化解转轨中的各类阻力因素而内在地联系起来.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解释因素结合起来可以加深对市场化转轨进程中市场制度运转的条件和逻辑的理解.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关键的阻力因素不仅来自于政策改革与市场制度关系形成中利益受损者能否得到有效的补偿,而且也可能直接来自于政策决策层对特定政治或价值目标的追求.     

从政治发展理论到政策过程理论——中国政治改革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探讨

本文通过批判性分析政治发展理论和政治变迁理论的体系缺失 ,提出建立指导政治改革经验性分析的中层理论的构想。鉴于中国政治改革渐进性与持续性的事实和特征 ,本文以政治改革的政策选择、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过程为基本范畴 ,试图构建政策过程的分析理论 ,使其能够运用于中国政治改革的经验性描述和理论概括 ,并能够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具体问题给予理论上的解答     

法律变迁的结构性制约——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中的中国律师职业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体系变迁根源的探讨,通常遵循国家主义的认识论,即国家意志主导甚至决定了法律体系变迁的所有方面。这种认识论虽然能够较好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法律体系在中国的再造,但是未能全面把握当前的复杂情况。以律师职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变迁为例,利用定量数据和实证方法说明国家、市场和社会对法律体系的多重动态影响,提出法律变迁的"结构性制约"理论框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体系变迁已逐步由国家主导的格局,演变成国家、市场、社会和法律体系之间相互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格局。     

论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社会因素

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具有较清晰的目标框架和较明确的时间界限的,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创新过程。研究这个过程,必须结合社会意识形态、传统的社会结构、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等社会因素     

新型城镇化下农村进城务工女性生计脆弱性治理

"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中"新"的意蕴所在,而"人"的城镇化的关键是进城务工女性的城镇化。在快速推进社会现代化与城镇化背景下,城镇政治参与制度建设却滞后于社会环境变迁,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因政治参与受阻滞导致其利益诉求无法在政策过程中得以表达而被抛出发展轨道,难以抵抗外界突如其来的各种生计风险,面临生计脆弱性问题。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的要求,尝试性设计出"各司其职"而又"同心协力"的政治参与制度体系,力图将进城务工群体尤其是女性的利益诉求纳入政策过程,帮扶她们"体面劳动"与"活得有尊严",促进其融入城镇真正成为市民,带动其举家迁居进城,实现家庭的城镇化进而实现人的城镇化。     

论制度变迁与“中国模式”的逻辑路径

根据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及其三大构成要素关系的理论,可将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变迁逻辑,在理论上分为“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和“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两大类型。其变迁手段是通过创设式制度变迁和移植式制度变迁的交替使用来进行的。具体路径体现为：产权制度变迁、组织运行体制变迁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三者之间的相互博弈关系及其创新过程。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变迁以“制度环境变化→意识形态变迁←→产权制度变迁→政府组织形式变迁→制度绩效”的独特路径,验证了“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其所包含的逻辑路径,正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可资借鉴的一般范型。     

伟大的政治创造：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探索与历史贡献——基于“变革-稳进-超越”的政治解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创造出来的植根于中国大地的新型政党制度。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探索与历史贡献,需要构建内在特质、内涵要义、发展逻辑与结构维度等维度构成的分析范式,在构建“变革-稳进-超越”的政治解释路径的基础上,聚焦于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定型的政治诠释,揭示其历史变迁的基础要素与鲜明特点。在此基础上,围绕“新型”的出场逻辑,进一步阐明新型政党制度之“新”在于其是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最新成就,为世界政党制度提供了独特贡献,是政治制度在总体性创新方面的典型成果,对于认识制度变迁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解逻辑,进而在政治概念的政治学分析层面也具有独创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