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代儒学的诠释学考察

检视台湾当代儒学诠释学的正当性与方法论,以回答它是否导致了当代新儒家过度诠释经典这一问题。林安梧否认熊十力有"六经注我"嫌疑,诠释是"存有三态论"哲学之要求。刘述先则提出"理一分殊"论。黄俊杰强调诠释与经典之间有两种张力,而孟子脉络解经法、"以意逆志"解经法是对此张力的缓解。李瑞全在儒学教学中实践体悟诠释方法。何信全则主张以西方形式逻辑来诠释儒学经典。     

论东亚儒学的创造性诠释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密切相关。东亚儒学因经典诠释而存在、发展,并基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逐步得以建构,形成一种跨时代、跨区域的儒学新形态。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通过辩证调适东亚儒者对经典诠释所遭遇到的两种张力——存在于儒家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在地化诠释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存在于东亚儒者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实现,其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的可能性,则系于东亚儒者对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原则的具体实践。     

北宋新儒学先驱范仲淹的佛道情结

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儒学先驱。一生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在北宋政治军事、思想教育诸方面都做出卓越贡献。但在儒释道思想融合的宋代,范仲淹的思想也印上释道色彩,再加上从小的佛教熏陶,方外人士的交游启发。自己对佛教的体认及其屡遭贬谪的经历都促使范仲淹对佛道思想的接受与认可,使其思想具有佛道情结。虽然这种接受与认可是站在理性的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也促进后世理学家援佛入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的历程。     

儒学与“六经”的文化同源与相互生成

儒学与"六经"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六经"孕育了儒学?还是儒学推动了"六经"的形成?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儒家学者源于三代王官之职的"司徒"、"师儒",儒家经典则源于三代王官之学及相关文献典藏。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儒家学派具有华夏文化的自觉意识,积极继承三代文献典藏中的政治智慧、伦理价值、礼乐文化,从三代文献典藏中收集、整理"六经"文本,并作出创造性诠释。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来考察"六经"与儒学,可以说它们均是三代文明的产物;而从文化建构的角度考察"六经"与儒学,则应该将它们看作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六经"原典的思想文化孕育、滋养了儒学,儒学推动了"六经"体系的建构。     

学术的传承与思想的重建——董子的思想系统及其当代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思想的表述,以经典的诠释为其基本的方式.但这种经典的诠释,并非仅仅是一种视经典为单纯历史知识的名物训诂之学.每一时代学术的重心,乃在于其面对经典,继承传统,因任现实的思想性创造.今所谓汉学,其主旨并非专讲考据.董仲舒以<春秋>学为骨干的思想学术系统,其重心亦要在为当时的"大一统"和政治合法性建立一宇宙论的体系,奠定一形上学和超越性的基础.今日儒学研究的总体倾向是侧重其知识性的一面,而对其思想性的现代重构重视不够.儒学因而未能真正参与当代思想理论的创造,失去了它作为中国当代思想的原创性本原和基本理论诠释原则的作用.近百年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儒学和中国哲学研究中思想建设与历史传统两歧及其知识化的研究方式,亟须改变.     

论儒学、经学与经典诠释研究

20世纪的儒学研究虽然取得众多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足。我们今天提倡新经学研究,是主张从经学的角度重新诠释传统儒学,以儒家的经典诠释为研究对象,重新解读儒学的发展史,重新认识儒学的社会价值和本质特性,为复兴儒学提供新的途径。     

新儒学"成己"旨趣与易学诠释

传统中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亦称道学),内在的含有"成己"旨趣,即从当下的自我做起经由学、行工夫,证到个体本有的灵明道体,前者称为工夫论,后者称为本体论.在新儒学思想中,这种最终证成的境界即其所追求的内圣外王的圣人境界.与此相应,<易传>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一思想表述,与新儒学这一境界的追求是一致的.基于此,<易传>这一主题表述为新儒学初创阶段的儒者在阐发新儒学时所倚重,尤其是新儒学在阐释其形上道体时,更多的通过对易道的阐发而展开.本文通过分析指出,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诠释理路上看,易学诠释与新儒学的"成己"旨趣是一致的.     

孔子经典诠释学思想发微

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实践,而且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学”理论。它不仅不同于西方诠释学,也不同于中国“汉学”与“宋学”的诠释学。它不仅回答了被诠释文本的新的意义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还回答了诠释者的新的主体性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即阐明了经典诠释怎样生成道德主体和知识主体。因此,通过揭示“存在者变易”,即作为存在者的主客双方都会在诠释中发生改变的事实,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具有“前存在者”的存在论意义。     

戴震关于儒学治学旨归的辨析

圣贤以后的儒家学问,就是通过儒学经典的研习以揭明圣人之道且身体力行,这是孔孟以后儒家学者的共识。但是,经典所明之道究竟是不是圣人之道,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戴震提出判定所明之道是否为圣人之道的双重标准：以训诂考据手段揭明经典义理,通过学以致用去实现和确证儒学真理。戴震通过确立治经明道的双重标准以诠释儒学治学旨归,对于全面、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儒学思想特质和儒学思想的实现方式,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王道理想与圣贤意识——论儒家《尚书》诠释的理论价值与影响

经典诠释是儒学产生和言说的基本方式.通过对<尚书>的经典诠释,儒家拥有了王道理想、圣贤意识和天命崇拜的观念,依此先在的信念儒者展开了自我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追求.因而我们在探讨儒学的本质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在儒者的理论体系自身.在探索今天的儒学复兴问题时,要深入地研究儒学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要从儒学思想体系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加以认识和探索.     

论东汉后期的儒道融合

儒学一向被视为守成之学,其基本功能就是维护现存社会秩序及既有文明。东汉后期持续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使儒学也遭遇到空前的信仰危机。对儒家学者而言,道家思想适成为用以补偏救弊的思想资源,儒道互补一时之间蔚成风尚。他们对道家精神的汲取表现在现实应用、社会批判、经典诠释等不同层面,而在经典诠释方面,郑玄、高诱的经注又具有典型的意义。     

中庸之道的现代经典诠释 --试析庞朴"中庸"视野中的"儒家辩证法"

中庸之道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思想要义.庞朴先生所建构的"中庸"视野下的儒家辩证法体系是中庸之道现代诠释的经典范例.本文从经典解释的角度出发,在分析了其学术与思想意义之后指出,作为经典解释它还是一种叙事性解读和工具性措辞,它展现了解释者之主体性与经典文本的内在活力之间的圆融契合.     

儒学的当代诠释——读《教化的哲学:儒学思想的一种新诠释》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儒学的发展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开显当下生命存在的形上意义而实现的。近代以来,伴随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儒学在思想学术上也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但那种把儒学作为一种思想学问从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抽离出来,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模     

康有为对《论语》和《孟子》的创造性解释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寻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出路,康有为以经邦济世为旨归,借用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学说、政治理念以及经济思想重新诠释《论语》和《孟子》,使传统经典充实了近代意义的新内容。这与他自身的西学储备、儒家经典的与时俱进性和现实社会的需要有关联。通过对两部经典的创造性解释,康有为拓展了儒家的外王学,促进了儒学向近代转化。     

宋儒“立极”与“立身”的开新面向

个体作为现代性的根本特质,是考察儒学现代转向的基点。据此而言,以往的"附会说"与"对立说"并不能对儒学的现代转向提供恰当的解释。儒学的现代转向是传统儒学自身更新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过程滥觞于两宋时期。当时市民生活的兴起本源性地孕育着传统儒学的转向,而两宋儒学正是这种生活风貌的理论呈现,因而体现出一种"开新"的面向。其中,两宋儒家通过天人关系的重建,以"立人极"为根本指向从本体层面感召着个体的觉醒;同时通过工夫论的建构,以"立身"为现实目的提供了一套自知自行的修身方法,客观地刺激了个体主体意识的萌发。     

刚健有为:儒家文化的精神实质

儒学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在浩如烟海的儒家经典当中,始终洋溢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入世、主动进取的精神,这就是刚健有为的思想.对这一思想进行剖解,是我们打开儒家思想宝库的一把钥匙.对这一思想进行现代诠释与提升,对于当今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路径选择与当代中国哲学的重建

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路径选择,应当充分考虑儒家思想自身的发展历史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戴震关于宋明新儒学所实现的儒学哲理化进程及其反社会效应的批判表明,儒家思想的哲学化诠释路径不利于作为修己治人学问的儒家思想的健康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实现和确证.现代新儒学对于宋明新儒学的路径依赖,使得儒家思想与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渐行渐远.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另一种路径选择,就是学问化.学问化路径较之哲学化路径更能有效地实现和确证儒家思想的特质.在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间良性互动、综合创新诠释范式指导下的学问化路径,有利于儒学的思想特质和元典精神的呈现,有利于作为修己治人学问的儒家思想作用于当代中国社会,有利于当代形态的中国哲学的重建.     

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哲学化路径及其意义

清末经学解体之后,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经典的注解和叙事被现代学术的学科研究形式所取代,除了社会巨变所导致的现实意义的消解之外,儒学在思想的传递方面也遇到了空前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以来,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人物由哲学角度入手,对儒家思想所做的诠释,可以说是开始了一条新的理路,即在新学术的背景和分科治之的条件底下,用思想阐发的形式,来重新说明儒家文化的永恒价值和深刻意义,以使其能够适合新时代的要求。这一哲学化的诠释路向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儒家思想现代转化的空间,也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某种典范。那种认为儒学的哲学化研究工作过度地稀释了儒家的思想内核,因而想从路向上来个根本扭转,试图重新回到所谓经学形态上去的期盼,是大可商量,也是不太现实的。     

"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论贺麟的宗教思想

贺麟在中西哲学思想融会之下诠释儒学,认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应循哲学化、艺术化和宗教化的途径迈进。其中途径之一——儒学的宗教化,是贺麟研究儒学与宗教的会通点。作为中国文化之体的儒家伦理应得到西方文化之体,即基督教思想的补充,因此贺麟提出“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的命题。并对中国传统的伦理概念作了宗教化的改造。     

价值儒学的追寻与开新——论陈来的儒学研究及其新儒学思想

陈来是当代中国哲学界、儒学界的重要哲学史家和哲学家。他的学术集中在对根源期和发展期的儒学研究上,他的思想集中在儒家文化观及以仁学本体论为核心的价值儒学的创新上。《古代宗教与伦理》等书研究了儒家思想的根源,认为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生成的直接基础和源泉。《朱熹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两部经典之作,代表了当代宋明儒学研究的两重境界;《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让船山思想重归道学正统,破除了启蒙思潮说所投射的一些虚假影像。陈来的儒家儒学文化观比较丰富,是其从事儒学研究及其思想创新的动力和意义所在。《仁学本体论》等是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作,陈来由此构建了以仁学本体论为核心的价值儒学新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