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现代大学功能彰显中国大学性格——评谭志松教授著《多民族国家大学的使命:中国大学的功能及其实现研究》

宋代理学家的文学批评有其独特的标准,为人强调有德者必有言的道德至上论;为文主张文以载道的道本文末论。根据这一标准,理学家在对屈原进行道德人格评价时,既充分肯定其忠君爱国精神,又批评其露才扬己、凸显君过的狂狷个性。而在评价其作品时,一方面赞扬其言之有物,另一方面又批评其不知道、不求道。这使得其楚辞研究呈现出强烈的理学化特征。     

唐鉴的道统思想及“守道救时”说

晚清著名理学家唐鉴在局势颓危之际,编纂了《国朝学案小识》一书,编制出一个严格的学术道统,并提出了"守道救时"说。简要介绍唐鉴道统思想及"守道救时"说提出的背景、内容,并在梳理前人评价的基础上作简要评价。     

论朱熹的道德批评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以朱熹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的评价为例

道德批评是朱熹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其中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两组著名作家的评判最为典型。他以“忠节”观念作为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的首要准绳，一揄扬一贬斥，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这两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各自的历史地位。朱熹的道德批评既有社会政治的影响，与其作为道学家的身份相关，也是他“道在文先”的观念在其文学批评中的显性反映。朱熹的道德批评至今仍有影响，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谈弗·雷·利维斯小说批评中的非个性化原则

非个性化是利维斯衡量其伟大小说和小说家的重要尺度.通过时这一尺度的诠释来捕捉和说明利维斯评价标准的实质,推敲和体味这一标准在其重要评价中所具有的丰富意蕴,这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评价利维斯的批评事业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宋儒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宋代理学家在其特有的历史哲学指导下对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许多人物作了点评。两宋理学的奠基人程颐、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均仅以道德标准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尺度， 缺乏以历史主义的眼光， 以社会价值的标准去评判历史与历史人物的视野， 不能认识“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正面作用，一味地将历史道德化、以道德理想主义的态度看待历史与历史人物， 表现出使现代人难以理解的迂阔和保守     

从重道轻文到道艺双修 ——宋季理学诗学本体论考察

文道关系问题是两宋理学家和文人共同关注的诗学核心话题.相对文人而言,北宋理学家普遍具有重道轻文的倾向,文学和理学之间势如水火.但随着宋季理学官学地位的获得,二者的紧张关系有所减弱,虽然"道本文末"的观念依然流行,但吕祖谦所倡导的"合周程欧苏之裂"诗学思想逐步为宋季文坛所接纳,包括理学家在内的多数晚宋学者将这一原则运用于创作实践,从而使理学诗文一定程度回归到文学本体.     

客家先贤邓肃的理学思想与文学成就——邓肃记体散文探析

邓肃的记体文承继了北宋以来记体文人文意识浓厚的特点,充分体现了理学影响下的社会与人文关怀及其文学创作的内容特质。邓肃的文学创作,既受理学家文道观的影响,坚守重"道",又极其重"文",尤其崇尚韩愈古文。其文学实践即是对理学家"作文害道"的矫正。记体文文采斐然,艺术技巧高超,在文章立意题旨、结构布局以及表现手法、语言锤炼方面都别具特色。     

刘宗周对理学的总结与批评

明末著名理学家刘宗周对在他之前的理学思潮中的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作了系统总结和评价,并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慎独"说出发,对其提出了批评,同时又予以适当的肯定,体现了他包容诸家,重融会贯通,不重分别对待的思想特色。从而集宋明理学之成,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苏轼道本论与工夫论关系探微

苏轼用道与易的关系来构建其哲学体系,道是最高的哲学本体,而易是从现实事物的变化发展来说的。苏轼不仅通过易体证道,而且还以道为工夫直接体证之。苏轼以易体证道遵循了情本论和礼义的标准,足见其道本体是宗归儒家。苏轼的道本体既是道德本体,也是认知本体,表现了其本体及工夫的独特性以及与理学家的明显差异。     

两宋理学“巧贼拙德”的涵蕴、诗歌表达及后世接受

在承继先民使用惯例的基础上,两宋理学家在使用"巧贼拙德"及其相关、相近话语时,对其内涵进行了转换。周敦颐《拙赋》从体、用、文三个层面,对"巧""拙"这一对范畴进行了界定。北宋理学"五子"门人及其后学,继承了其理学前辈的"巧贼拙德"思想,而从本体论、价值论、目的论、工夫论等方面,对"巧贼拙德"话语进行了深入开拓。胡寅、张栻等湖湘学者在性理层面上论证了"巧贼拙德"的合理性,提升了其在理学体系中的价值与地位。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及其后学,在理学工夫论、价值论及诗文批评标准等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巧贼拙德"的义蕴及功用性。两宋理学家对于"巧贼拙德"的多方探讨,对彼时理学家及受其影响的文人的诗歌书写等产生了影响,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理学、诗学、书法、绘画等多个文化部类的历史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