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并无第二夫人

<正> 在1980年的全国第一次蒲松龄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了陈淑卿系蒲松龄的妻妾之说(见《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所载《蒲松龄与陈淑卿》一文).继而又有《关于蒲松龄的第二位夫人》一文肯定了蒲松龄确曾有一位第二夫人——“无名氏”(见《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随后,以蒲松龄与其第二夫人为题材的各种剧本、小说等文艺作品亦相继问世.自此,蒲松龄     

一段层累造成的文坛佳话——李渔与蒲松龄交往辨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位从事李渔与蒲松龄研究的学者一再倡言并深信李渔与蒲松龄在清康熙十年(1671)曾经会面、结识之说。从李渔的行踪和蒲松龄及其幕主孙蕙当时的生活情状考察,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之说都是缺乏事实依据的,难以令人信从。蒲松龄因此而抄录李渔的《南乡子·寄书》等词"以为纪念"或"赠"还李渔的说法更是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之说虽流传甚广但无任何史料依据,它只是一个当代人编撰、推衍出来的美丽的传说。     

《蒲松龄研究集刊》简介

<正> 山东大学蒲松龄研究室编辑、齐鲁书社出版的《蒲松龄研究集刊》,于1980年9月问世,现已出版了三辑。第二辑为1980年蒲松龄学术讨论会专刊。这个集刊是专门性的学术丛刊。已出     

简评王枝忠的《蒲松龄论集》

王枝忠的《蒲松龄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22万字,分十九个专题,对蒲松龄及其代表作《聊斋志异》作了多方面的发掘、考订。书中有不少新见,如关于蒲松龄的初馆问题。《关于蒲松龄生平经历的几点考订》文中提出蒲于康熙十二年以后一度在本县城北丰泉乡王家坐过馆。这给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中“自是以后,屡设帐缙绅先生家”这段话提供了正确的解释,而不再象以前误解为蒲在康熙十一年初馆毕际有家,这一发现为我们正确理解《聊斋志异》提供了新的信息。再如《清初文字狱和蒲松龄谈狐说鬼》文中论述蒲松龄有没有受到文字狱的影响问题,文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认为“清朝文字狱与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中间并不存在一种必然的因果关     

关于蒲松龄民族思想的分析

在一些主张蒲松龄具有反清的民族思想的文章中,采用了一些值得商榷的分析方法。一种是抽象推论法。有的文章说:“蒲松龄的大半生都是在民族斗争激烈而残酷的年代中度过的,他的家乡山东省又是汉族人民抗清斗争比较活跃的地区”,此间也“正是蒲松龄世界观的奠定和成熟时期,其文学创作活动也是在这期间进入了最旺盛的时期。……一切真正承认蒲松龄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人,都不应把蒲松龄的思想同清初汉族人     

蒲松龄两次教馆丰泉王家说

<正> 笔者根据有关材料考定蒲松龄曾在康熙十三年前后到淄川丰泉乡王家教馆(详见《关于蒲松龄生平经历的几点考订》,载《蒲松龄研究集刊》第四辑),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后来又在《蒲松龄杂考》一文中推断,康熙初年蒲松龄就已开始外出执教.不过,当时仅据日本学者前野直彬教授所著《蒲松龄传》中引用的材料,指出他是在淄川西鄙的王村坐馆.近日再读有关资料,发现早在这时蒲松龄就曾在丰泉王家处馆,其时当在执教王村之前.现试申述理由如次:     

《醒世姻缘传》与蒲松龄作品的比较——再谈《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不是蒲松龄

《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是不是蒲松龄,学术界历来有争论。我在《<醒世姻缘传>作者新探》(见《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5期)、《<醒世姻缘传>为蒲松龄所作说质疑》(见《殷都学刊》1985年第4期)、《也谈<醒世姻缘传>的成书年代》(见《殷都学刊》1986年第2期)等文章中都谈到应该是清初文学家丁耀亢,而不是蒲松龄。为了进一步说明《醒世姻缘传》不是蒲松龄的作品,有必要把《醒世姻缘传》与蒲松龄的作品加以比较。     

蒲松龄研究的新收获——评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

对《聊斋志异》的研究是近些年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但对与《聊斋志异》关系极大的蒲松龄生平、《聊斋志异》版本,及蒲氏诗词、杂著等的研究却被忽略了,因而也影响了对《聊斋志异》研究的深入。袁世硕教授的《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齐鲁书社出版,下文简称《新考》)对蒲松龄的事迹著述进行了新的考察和探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最广泛地占有各类珍贵资料,是《新考》的一个主要特点。过去研究蒲松龄的学者,虽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的诗人交往很多,但很少受他们的影响,他认为写诗是"风雅"之事。蒲松龄的诗歌继承了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但现实主义精神过强,自我形象很突出,与当时风行的"神韵说"背道而驰,却契合了"神韵说"的反对者赵执信的诗论。王士禛并不奖掖蒲松龄,赵执信与蒲松龄也没有交往。蒲诗远离了齐鲁诗坛,以极强的现实关怀消解了《聊斋志异》的浪漫抒情。     

《醒世姻缘传》为蒲松龄所作说质疑

《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到底是谁,历来有几种不同说法,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论。有的认为是蒲松龄,有的认为不是蒲松龄,意见针锋相对,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聊斋志异》中的胥吏“群丑图”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大量狐仙鬼怪等幻想中的形象,也塑造了现实世界中形形色色的胥吏形象。这些胥吏贪赃枉法、欺上瞒下、鱼肉百姓、挟持主官,其性格主要表现为贪、酷、猾等特征。蒲松龄塑造的胥吏形象反映了晚清胥吏腐败的现实,是作者长期在实际生活中观察的结果。蒲松龄关于胥吏的问题触及了封建管理体制中的痼疾。     

蒲松龄学术讨论会在山东淄博举行

<正> 为了纪念我国十七世纪杰出作家蒲松龄诞生三百四十周年,由山东大学和山东省文化局、出版局、文联、淄博市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蒲松龄学术讨论会,于九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在蒲松龄的故乡淄博市举行。蒲松龄(一六四○——一七一五)生于山东淄川(今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解放后建立的蒲松龄纪念馆即设在蒲家庄),一生的主要活动也在山东,但他的作品,却是有全国的以至世界的意义,几百年来,在国内受到愈来愈多的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在国外,据不完全统计,共有十三种语     

蒲松龄研究的重要收获——评《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

<正> 齐鲁书社新近出版的《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一书,是山东大学袁世硕教授1979年以来撰写的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的论文结集.书分上下两编,十八篇,三十余万字.这部论著,集中体现了作者在蒲松龄的生平、交游、创作活动,《聊斋志异》的版本及其他著述研究方面的探索与开拓,在不少问题上填补了研究中的空白,可以说是近年来蒲松龄研究中的重要收获,也是一部资料翔实、论证严谨、创获颇丰的力作.     

中华书局将出版《蒲松龄集》及汇校汇注汇评本《聊斋志异》

中华书局将出版《蒲松龄集》。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特请路大荒先生把蒲氏的遗著重新整理。路先生所藏蒲氏作品最为完备,对蒲松龄研究有素。这部集子除将新近发现的《聊斋词集》全部列入外,其余《聊斋文集》、《聊斋诗集》、《聊斋俚曲集》和杂著等,很多以前从未发表过的作品。书前并附有《蒲松龄年谱》,把蒲松龄所处的历史时代与他的生活、作品按年排比,足供蒲松龄研究者和文学史写作者的参考。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时还将出版《聊斋志异》的汇校汇注汇评本,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个具有较为丰富的参考资料的本子。《志异》过去流传最广的是乾隆年间刻印的青柯亭本,共431篇,     

蒲松龄文化心态发微

蒲松龄复杂矛盾的心态在中国古代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有其心理原因,所以称作文化心态。蒲松龄的文化心态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科举制度既欣羡,又怨恨。为了使个体价值得到社会的公认,他不得不奔竞于科场;但久困场屋的愤懑,又激发他对科举制度进行批判。(2)《聊斋志异》对男女爱情的描写,并非反映蒲松龄的爱情婚姻观,而是寄托了他寻求红颜知己的理想。(3)深切的现实感受,一方面固然把蒲松龄引向宗教,但同时也激发了他对宗教信仰的怀疑。     

文人的自缚与自救——蒲松龄创作心态管窥

<正> 一按照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蒲松龄无疑是批判科举制度的先驱者,似乎他早就看清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和对国家的危害,主动地站起来对之进行大胆地揭露和批判。蒲松龄的思想果真如此超前么?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仔细阅读他留给后人的五百多篇文言短篇小说时,就会觉得此观点大有商榷的余地。蒲松龄涉及科举的小说总共只二十多篇,不仅比例很小,而且     

蒲松龄与孙景夏

<正> 在蒲松龄的交游中,孙景夏还是一个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人物。除路大荒先生在《蒲松龄年谱》中略提过一句外,其它研究者很少语及。其实,孙景夏与蒲松龄之间,不但交往时间长,关系密切,友情深厚,而且在《聊斋志异》的成书过程中,孙氏也曾贡献过自己的一份力量。至于两者在生平遭际、思想倾向方面的相似以及相互影响,更值得蒲学界去深入探     

蒲松龄的民族成分与历史上回回民族的变化

蒲松龄(1640——1715),清代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溜川(今山东溜博市南)人.能诗文,善俚曲,自幼热中功名,终生屡试不第.因一部《聊斋志异》而名扬中外,由此而引起世人对其生平、家世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蒲松龄的民族成分更是众说纷纭.就目前见到的有关文章、蒲松龄的民族成分有四说,即“回族说”、“女真族说”、“蒙古族说”、“汉族说”.1981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撰写的《薄松龄民族成分的四种说法》(以下简称《说法》)一文,就蒲松龄的民族成分四种说法,作了综合介绍.为了论述上的方便,现将蒲松龄回族说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以情纬文 卓见史识——评李永祥著《蒲松龄传》

<正> 阅读李永祥先生的《蒲松龄传》,我感觉到了著者的激情与眼力。传记作为文学与史学的结合体,须具备“以情纬文”的要素。传记若丧失了充沛的感情,有可能退化为冷冰冰的年谱,无法让读者产生审美愉悦与情绪感染。永祥先生能心契神合地去感知蒲松龄及其作品,跨越时空距离而与蒲松龄结成知己。这部传记,行文流程有一气呵成之势,这大概可归因于激情的同化力。传记固然需要情来,但更重要的是能提出一些独到的学术见解,这就涉及到“史识”的问题。史识大约近似于令人所说的“眼力”。《蒲松龄传》     

《田七郎》与《聂政传》关系探源

<正> 蒲松龄的创作明显地受到了《史记》的影响,但创作观念上有很大的变化。若论《聊斋》中从《史记》受到启发的篇章,莫如《田七郎》一篇最为显著。司马迁所著《刺客传》介绍5名刺客的生平事迹,而第4个刺客聂政的故事似乎曾特别引起蒲松龄的注意。在《田七郎》一文中,蒲松龄对聂政的故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