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孙子兵法》中的“仁”、“智”思想

<正> 目前,在《孙子兵法》的研究中,谈“智”的文章多,谈其他内容的少。有的认为《孙子兵法》只讲“诈”不讲“仁”,或者即使讲“仁”也只是为“诈”服务的,认为《孙子兵法》是一部智谋多变的诡诈之论。这种观点古来有之。但细读《孙子兵法》我们不难看出,其“仁”的思想渗透于全书之中。一、战争观中的“智”与“仁”春秋末期频繁而无情的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孙子指出:“凡兴兵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     

也论墨家“杀盗非杀人”的命题

“杀盗非杀人也”这一命题,是墨家的光辉逻辑著作《墨辩·小取》中提出的,对这一命题人们历来争议较多。不少人受《荀子·正名篇》的影响,认为这个命题是诡辩,是“惑以用名以乱名”。也就是说这个命题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也有人认为:这一命题是墨家为了宣扬“兼爱”的政治主张,而忽略了逻辑;另外,也有不少人为这一命题作了辩解。认为《小取》中提出的这一命题是从“获事其亲,非事人也”等例,根据《小取》“以类取,以类与”的原则和“援”式合乎逻辑地推出“杀盗非杀人也”的结论的,因而认为这一命题不是诡辩。(参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中国逻辑思想史论文选》462—470页)     

从《左传》看孔子的“《诗》可以观”

“《诗》可以观”是孔子诗论中的重要命题。其内涵到底是什么？前人多有所论。如郑玄谓“观风俗之盛衰”，朱熹谓“考见得失”等，但大都以诗本义为据，义犹未尽。而《左传》提供的春秋用（诗》的社会思维场表明：孔子这一诗学命题所云之诗，还有不少甚至主要是以引诗论事和赋诗言志为背景的。所谓社会思维场，有类于某一观念产生的“背景”、“社会条件”，但又不尽相同。“场”本是物理学概念，《辞海》对“物理场”这样下定义：“物理场，即相互作用场”，“实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依靠有关的场来实现的。场本身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本…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商战中的用间和防间

商战中的用间和防间□廖涵《孙子兵法》十三篇，精辟地阐述了战争的战略和战术思想，不愧为一部流传百世的经典文献。仔细分析《孙子兵法》，我们可以看到，孙子的战略和战术思想的精髓可用两个字来概括：“诡”和“奇”。以“诡”为本，以“奇”为表，“诡”通过“奇”体...     

诗与苦闷

一文艺活动似乎与苦闷有不解之缘,要不然中西文论何以不约而同地大谈文艺与苦闷的关系?虽未有反过来说欢乐的人不会创作的,但“愤怒出诗人”这句千古名言却无人置否。《诗经》中早有为表达“忧”“哀”的吟唱:“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君子作歌,维以告哀”的表白。司马迁更明确指出《诗》三百篇“皆意有所郁积”,“发愤之所为作也”。此后,“发愤著书”就成为一个极有影响的创作心理学的命题,绵延不绝。虽也有反面的     

评《孙子兵法大辞典》

《孙子兵法大辞典》(约140余万字,以下简称《大辞典》),最近由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主编古棣、副主编戚文及主要撰稿人,都是长期研究《孙子兵法》和其他中国古兵书的。因为有了长期研究的基础,所以确是实现了主编在本书序言中所提出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通观全书,可以说它是一部实用的工具书,又是一部有科学价值的学术著作。《大辞典》为了便于阅读,在导言一(《学习和研究<孙子兵法>的方法论》)、导言二(《孙子其人和<孙子兵法>内容概述》)之后,首列经过正副主编等人校勘过的《孙子兵法》和《孙子佚文》(以下简称《佚文》)的原文和有自己的特色的今译(并附《孙武传》原文及今译)。然后是它的主体部分:(一)《孙子兵法》和《佚文》“词汇解释”;(二)“《孙子兵法》研究文献概要”;(三)“《孙子兵法》研究信     

《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研究

《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兵书,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是民族优秀文化的典范之作。孙武在军事理论上的辉煌成就,是与他在哲学上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密切联系的。历久弥新的《孙子兵法》以其蕴涵独特的军事艺术魅力和哲学智慧的灵光而被后世奉为兵学圣典。在哲学领域内,《孙子兵法》并没有完整的哲学体系,但是,它所反映的军事哲学思想却有着丰富的内容、卓越的命题。     

关于马克思“美的规律”命题的思考

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命题,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谈“异化劳动”部分提出来的。在我们所能读到的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的著作中,只有这部手稿明确提出这一重要的具有多方面意义,包括美学意义的命题。正因为如此,这一命题显得特别珍贵,有不容忽视的价值,要求我们必须倍加爱护与珍惜;绝不能用这部手稿是什么马克思的“不成熟”著作之类的理由而有所轻视甚至忽视。     

解读古代战略战术奥秘的力著——评《孙子兵法解读》

距今25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是一部举世公认的世界最早的战略学著作,也是最早揭示战略战术奥秘的专著。二千多年来,《孙子兵法》一直为历代中外军界、政界、学界、商界所推崇和重视,研读并运用其战略战术者,历久不衰。但由于该书“辞若珠玉”(《文心雕龙·程器》),寓意深邃,给阅读、研究带来不少困难。为寻求正确的理解,历代学者曾相继为其诠译作注。自曹操以来,注者代不乏人。但这些注本不是失之简单,就是过于繁琐,也有穿凿附会或讹误之处。为推动《孙子兵法》研究、应用的普及与提高,广西民族学院吴荣政教授花六年多时间,在潜心研读和博采先哲及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孙子》原文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证,为《孙子》十三篇重新校勘、注释、评说,撰成近16万字的《孙子兵法解读》(以下简称《解读》)一书,最近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本研读和运用《孙子兵法》的具有较高水准的专著。该书的特点主要是:     

《尉缭子》及其思想初探

《尉缭子》是一部古兵书。宋神宗时颁《武经七书》,被列为其中之一。但和《孙子兵法》等书相比,一向不受重视。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对这部书和作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二是有人把它断为伪书,这是不受重视的主要原因。宋、明、清以来,有的学     

《孙子兵法》中的组织行为学原理

组织行为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虽然产生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但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孙子兵法》中,已蕴涵了丰富的姐织行为学原理,如对军事组织群体的心理变化趋势,群体的凝聚力与士气,领导者的心理与行为等,都有精辟论述。这是《孙子兵法》在国内外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管理的重要原因之一,认真提炼、总结《孙子兵法》中的组织行为学的精华,可以更好地为现代管理提供借鉴。     

《孙子兵法》与《老子》的相通

为政与用兵、政治辩证法与军事辩证法的某种相通,在《孙子兵法》与《老子》中表现得很充分。粗略地分析一下这种相通以及相通的历史背景,对于理解这两部兵家、政家“圣典”是不无好处的。 一、孙、老在基本战略性问题上的相通 《孙子兵法》强调要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计》）。所以必须首先致力于自身的“不可胜”的努力,确立不败之基。同样,为政治国也有“先为不可胜”的问题,也得先站在不败的基础上。《老子》五十四章（下只注章数）的话叫:“善建者不拔,善抱着不脱,子孙祭祀不绝”。因为当时的国家,是一姓一族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国家,“子孙祭祀不绝”,就不只是子孙继嗣问题,而是国家存亡问题。     

东坡词音律问题新说

苏词究竟合不合律,这是长期以来苏词研究者争论颇多的一个问题。早在北宋时,范正敏就曾经认为:“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2引《遁斋闲览》)这并非范氏一人的观点,而是当时人的普遍看法。苏轼门人晁补之所说“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能改斋漫录》卷16),能够证明这一点。随后的李清照在被后人加上了“论词”标题的文章中同样对苏词的音律问题加以指摘,说苏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3引)。到了南宋初年的胡仔,观点开始有所改变。他认为:“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间有不入腔处,非尽如此。”(《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26)虽然也承认苏词中有不合音律之作,语意却是落在否定“苏词不合音律”这一前人提出并得到普遍认同的命题上的。近现代以来,这种否认苏词不合音律     

论诗歌的灵视

诗歌的灵视这一命题,在我国诗坛上,近几年开始为许多诗人所注重,为诗学理论家所青睐。诗人流沙河在《星星》诗刊上,显赫地写上“灵视”二字,理论家杨匡汉在《文学评论》上,把“灵视”与“感觉”、“意象”、“情绪”等命题相提并论,使灵视在诗歌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地位。然而,所谓灵视,     

法律的理想与法理学的担当——评周永坤著《法理学(第二版)》

周永坤教授《法理学》一书中的几个核心命题是:法本质论中的“理想命题”,法价值论中的“平等命题”,法社会论中的“主体际关系命题”和法(学)方法论中的“责任担当命题”。这几个命题是世界法哲学或法理学关注的核心命题,对这几个命题的澄清也可以看作是对邓正来先生提出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在法理学层面的某种回应。我们和周永坤教授的《法理学》分享一种共同的学术立场,即理想和价值是法律的本体要素,追寻理想目标,担当价值责任,是法理学题中应有的本原之义。     

提“一分为三”又何妨?——对朱宝信同志献疑的答辩

我撰写的《剖析谈“三”色变、见“中”就批的原因》(原载《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哲学原理》同年第6期全文复印)发表之后,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反应,我确实有点着急.十六个月后,朱宝信同志发表了题为《为什么不宣提“一分为三”?》的献疑文章(载《广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我读后由衷地感到高兴,不过还是有些想法和意见,需要提出来供宝信同志和学术界同仁参考.一、希望开展一场关于“一分为三”命题能否成立的学术争论1982年7月,我的拙作《“一分为三”新议》(《争鸣》1982年第3期)发表了,顿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新华文摘》作了论文提要介绍,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哲学原理》全文复印,还有其他文摘报刊和各种资料都作了反映.半年后,林青山、李烈炎两同志发表了题为《“一分为三”是唯物辩证法的命题吗?》(《争鸣》1983年第1期)的商榷文章,指出:提出所谓“一分为三”的命题,不仅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也不符合事实,完全是从想象中推论出来的.一场关于“一分为三”命题能否成立的争论眼看就要开展起来.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争论并没有进行.尽管如此,但我还是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并且不断地发表该命题的文章,至今累计已有93篇、其间,有王旭东、王威廉、王征国、     

论东晋山水诗中的和谐追求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上的一个古老命题,与西方“天人相合”的观念不同,中国哲学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自然的道家哲学对此有较多论述。《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圣人高出众人之处即是能顺应自然,取法于天。《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正是“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追求极致。这一哲学命题为中国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石,体现在东晋诗歌的山水审美中,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更有一种动人的景象。     

“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质疑

张凌云同志的《“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不能否定》①一文,(以下简称《张文》)从事物发展的动力的角度,将同一性和斗争性之相对绝对命题的争论引向了新的深度。阅读之后,颇受启发。但是我们认为《张文》的观点只向辩证法的深度迈出了不彻底的一步,因而仍有片面性。张凌云同志在文首指出:“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是对“矛盾是事物发展动力”的深化,从方法论上理解这并不错。但是文章仅仅停留在这一步上作出结论说:“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一命题,是不能否定的。”则片面了。我认为:矛盾的动力性既然在自身的深化中最初     

《文心雕龙》“六义”说辨析——与马白同志商榷

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总结写文章宗法儒家典经的六大效益,名之曰“六义”。他说: 若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对于这“六义”,无论是关于它的总的命题,还是各部分的具体含义,研究者们都有不同的理解。对其总的命题,有的认为系指文章风格而言,有的认为是评价文学作品的艺术标准。马白同志在《评刘勰的“六义”说》(《学术月刊》一九八○年第八期)一文中,否定了这两种说法。他认为,这“六义”是一套完整的“文艺批评标准”,前四义是“政治标准”,后二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