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服务如何影响农业保险的发展?——来自24个主要农业省份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我国24个主要农业省份(市、区)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服务对农业保险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服务能够显著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均得到一致结论;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农户可支配收入水平和理赔效率在数字金融服务影响农业保险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具体而言,数字金融服务能够通过提升农户可支配收入水平和理赔效率,从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两个层面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持续推进数字金融服务发展水平、完善智慧农业保险体系及整合相关主管部门力量是推进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有效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产业融合的农户增收效应研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从农村异质性的新视角,依据吉林省的调研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农户增收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产业融合对各分位点农户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处于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农户的收入差距缩小;从事新型农业农户的收入普遍高于从事传统农业农户的收入;异质性农村的产业融合对农户收入提高的作用更强.由此认为,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可以通过延长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产业类型转移剩余劳动力、优化利益分配机制等方式增加农户收入;还可以通过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丰富农村产业融合模式等途径促进农村产业融合高效发展,进而增加农户收入,为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提供有力支持.     

论增加农民收入与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现阶段农民收入主要包括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和非农性的工资收入两大部分 ,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放慢 ,农民从乡镇企业等农村工业中取得的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受到限制 ;而在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要素中 ,产出总量因素的作用日益削弱 ,由产品结构引致供求关系变化 ,从而决定的价值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所以 ,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进行农业结构调整 ,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非农就业收入质量对农户林地流转的影响——基于福建省502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基于福建省林区502份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Probit和Tobit回归模型，分析非农就业收入质量对农户林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非农就业收入质量的充足性、稳定性、结构性和知识性四个维度对农户林地流转决策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非农就业收支相抵后的余额、单位购买社保的年限、非农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年均收入增长幅度、就业技能培训次数对林地流转有正向的显著影响。高质量的非农就业收入有利于促进农户林地流转。因此，要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更加公平稳定的就业市场环境，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增加非农就业收入，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非农就业能力和技能水平，提高非农就业收入质量，降低农户对林地收入保障的依赖程度，进而促进林地有效流转，实现林业规模化经营和高效率利用。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否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政策效应分析

农村家庭在信息获取上的劣势是其金融脆弱性比城市家庭更高的原因之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面临的信息约束与信息劣势,从而可以通过增加家庭收入和优化家庭资产负债配置来缓解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的5期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高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和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并提高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收入和保险参与度,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两条路径来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户主为男性、户主未婚、平均文化程度较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家庭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脆弱性缓解作用。因此,应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充分发挥“数字下乡”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的积极作用,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农业较发达区域农民纯收入的结构构成及其变化趋势——以广东省高州市为例

在高州农民人均纯收入结构中,来自劳务报酬收入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并超过农业经营收入。农民人均收入各个组成部分增长存在较大的差异,其根本原因是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不同。     

社会资本对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程度差异性的影响——基于生计资本关系动态变动分析

社会资本在农户非农就业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与社会功能。基于CFPS2018年的微观数据,主要分析社会资本对于不同生计脆弱程度非农就业农户的差异性影响,并重点探讨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动。结果表明：(1)社会资本可以显著降低非农就业农户的生计脆弱性,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程度越高,社会资本的改善作用越明显;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社会资本均能够显著降低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性,在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2)当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程度较高时,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是替代关系;随着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程度降低,两组变量之间由替代关系变为互补关系;而随着生计脆弱程度进一步降低,两组变量之间不再具有显著相关性。     

健康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个体层面的经验研究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文章估计了中国农村地区农民的营养与健康状况对农业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健康对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的影响上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和女性农民的健康收益率有较大的差别。热量摄入代表的短期健康状况与农民农业收入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更高的热量摄入是农业收入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而身高、BMI指数和四周发病率代表的长期、中期和短期健康状况对农民的农业收入增长并不显著,这与农业生产的特点以及指标的有效性有关。文章的研究结果为健康人力资本在农民增收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基于CMDS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揭示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劳动力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有助于阐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本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流动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缩小城乡流动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能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扩大私营部门就业需求是数字普惠金融得以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就业增收的关键,但数字普惠金融带动农村流动劳动力创业增收和家庭财产增值的功能有待发挥,户籍制度依然是城乡流动劳动力收入不平等的来源。建议借助数字化技术增强精准普惠金融服务获得能力,拓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城市包容性就业促进功能,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金融素养与投资意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家庭的资产增值功能。     

广西农业现代化:面临的三大阻因与超越路径探索——基于西部大开发十年的分析

西部大开发十年中,广西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速,但其中仍然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农民增收缓慢、经营性收入持续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面临双重束缚等三大阻因。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之始,要保证广西农业现代化整体推向纵深,探索超越阻因的有效路径势在必行。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旅游生计转型对生计能力的影响研究

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是解决农户生计问题的重要途径。基于可行能力和可持续生计理论，本文构建了乡村旅游视角下农户生计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以陕西省497份农户调查数据为例，运用分位数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研究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旅游生计转型对生计能力的影响效应及不同组群农户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生计转型对于不同分位点农户生计能力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U型”趋势。(2)相较于未参与旅游生计转型农户，参与旅游生计转型农户生计能力显著提高，且发展能力、社交能力和经济能力均受到显著正向影响。(3)基于农户异质性视角分析可知，农户旅游生计转型后，60岁以上老年农户的生计能力提升幅度较其他年龄阶段明显；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农户，其旅游生计转型对生计能力的正向影响效应最显著；关中地区农户旅游生计转型对生计能力的影响效应最高且最显著，陕北、陕南地区均不显著。为有效提高农户生计能力，政府应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户参与旅游生计转型，并结合农户的异质性特征制定差异化政策和措施，切实提升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     

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影响效应分析与实证检验

梳理和分析我国现行的农业补贴政策,并从理论上分析农业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将我国18个省份(12个粮食主产区、6个非粮食主产区)分成三个地区组,建立六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农业补贴对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1)农业补贴通过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减少生产成本、提高种粮积极性等途径提高了粮食产量。在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农业补贴对粮食产量的提高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非粮食主产区的边际效应略强。2)农业补贴主要通过促进农业产出增长、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和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等途径提高农民收入。三个地区组农业四项补贴的增收效应均是显著的,低产值的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边际效应较大。     

"公司+农户"型农业生产组织运行中的悖论及其化解

建立有效的农业组织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本文论证了“公司 农户”型农业生产模式虽可以降低农户使用专用性农业生产技术的风险,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农业生产中的利润却被农商公司获取,农户无法实现增收目标,存在运行中的悖论。化解这一悖论的关键是政府介入农业保险和引导农户建立具有农业行业协会性质的合作社,有效降低农业生产中的不确定性。     

推进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的深层次思考

20 0 2年,湖南省农民人均劳动报酬收入达到914 30元,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85年的4 4 4 %上升到38 12 %。2 0 0 1年湖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0 2 3元,劳务收入的贡献率达到近5 0 % ;2 0 0 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劳务收入的贡献率达到了75 % ,劳动报酬收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　　一、农村劳务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1.全社会就业形势严峻,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加大。近年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背景看,世界经济出现了走低趋势,美国经济增长明显回落,日本经济增长乏力,东南亚地区问题较多…     

数字技术使用与公司内部收入差距

基于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最新构造的能够更加准确刻画公司数字技术使用情况的测度指标,实证分析了数字技术使用对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使用一方面显著提高了普通员工的平均薪酬,另一方面对管理层的平均薪酬则无显著影响,从而导致了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使用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人力资本水平,进而通过收益分享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降低内部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使用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在第二产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内部薪酬初始差距较大、管理层权力较小的公司中表现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技术使用给管理层带来的潜在收益可能更多会以在职消费、股权激励等隐性方式实现。     

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基于农村家庭老人照料承载力的对比研究

在农村人口老龄化危机更为突出的现实环境下,探讨家庭老人照料对农户收入及差距的影响与机制,对于新时代实施积极推进人口老龄化战略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家庭老人照料仍是一种家庭负担,会增加农户照料资源投入,从而限制农户增收,且这种抑制作用对于低收入农户而言更加明显。但在照料广度的基础上考察照料强度,却发现在高低收入农户群体中,家庭老人照料活动已经呈现出相反的经济效应。对低收入农户而言,照料强度依然是一种负担。对高收入农户而言,照料强度具有福利效应,表明农户内部间的收入差距仍存扩增风险。(2)养老保障与子代支持的不同引致老人照料成本的不一致性,导致农户生计方式出现“分化”,改变了原有分配格局,从而为解释家庭老人照料在低收入农户与高收入农户出现经济差异提供了有效路径。(3)社会照料服务可以起到缓解家庭老人照料的负担作用,但是对于低收入农户而言,这种照料服务具有门槛性,导致农户内部的收入差距具有继续增长的危机。因此,需要强化家庭养老支持、提供“梯度化”照料模式,健全“普惠性”老年照料政策体系,提升低收入农户家庭收入,进而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农村信用社改革与农户经营性收入——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当前,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成就,信贷规模显著扩大、信贷效率显著提高、金融服务范围持续扩大,但是农村信用社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方面的表现却差强人意。基于江苏农户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是否从农村信用社贷款,仅对中等发展水平地区农户和中等收入农户的经营性收入有显著影响,是否从商业银行贷款对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和高收入农户的经营性收入有显著影响;两种贷款方式对经济落后地区农户和低收入农户的经营性收入均没有显著影响。低收入农户收入低、承担风险能力弱、缺乏抵押品,无法弥补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时的高信息甄别成本,难以获得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服务,导致大量的金融资源流入中高收入农户手中,扩大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因此,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基本取向应该是,信贷资源更多地向低收入农户倾斜,确保低收入农户贷款的可获得性、可持续性,减少福利分配的差异,从而促进整个农户群体的帕累托改进。     

基于灰色关联的我国农村扶贫资金投向分析——以2002—2006年农村扶贫资金为例

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我国农村扶贫资金各个部门投向与贫困农户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关联度,以探寻促进贫困地区农户增收的最有效的扶贫资金投向。分析结果显示,对增加贫困地区农户收入作用最为明显的是对农户人力资本的投资,其次是对农业生产和创收性方面的投资。另外,基本农田建设、人畜饮水工程等利于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     

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其不平等的分解:1989-2006

文章根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七省农户的微观数据,运用基于回归的不平等分解框架,分析了1989-2006年间[1]影响农民非农收入的各个因素,并测算出各因素对非农收入差距的贡献率.结果表明,教育、政治资本和地区的贡献率之和达到近80％,是对非农收入差距贡献最大的三个因素.而上期农业收入和土地因素对非农收入差距的贡献率都很小.     

农业生产“三品一标”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机理及实现策略

农民农业生产质量效益较低,是导致其农业经营增收乏力的重要原因。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对提高农民的农业经营质量效益有积极作用,有助于破解生产成本高企、同质化低价竞争、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不足、生产经营风险高的困局。实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促进农民增收,会遇到小农户较难直接对接"三品一标"行动且与"三品一标"的要求不够适应、规模农户投资"三品一标"的成本压力和收益风险较大、农产品"优质不优价"等难点问题。为此,要构建小农户与农业生产"三品一标"的有效衔接机制,适应农业生产"三品一标"的要求提升小农户发展能力,降低规模农户投资"三品一标"的成本压力和收益风险,建立健全农产品优质优价的良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