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微观数据,在综合考虑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基础上,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持久收入、收入的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收入差距的上升将会导致城镇居民总体储蓄率的上升;(2)与LC-PIH不同,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显示出U型的生命周期特征,在考虑了家庭的教育、医疗支出以后,这一特征表现得更加显著;(3)家庭的人口年龄构成对于储蓄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4)城镇居民的住房财富水平与其储蓄率之间基本没有显著关系,但户主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性别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存在一定的影响.     

家庭资产、人力资本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CFPS),将居民的家庭资产和人力资本进行详细划分并整合到同一分析框架,分别检验各项家庭资产和附着于家庭成员身上的人力资本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按照家庭拥有的房产数量将城镇居民家庭分为一套住房家庭和多套住房家庭两类,实证结果表明现住房产对家庭消费没有显著影响,而非现住房产对家庭消费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明显的财富效应。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水平也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虽然生产性固定资产在城镇家庭中的占有率较低,但是其对于家庭消费的财富效应却是非常明显的。人力资本对家庭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倾向于消费更多,且健康资本相对于教育资本对消费的影响更加稳定。另外,家中有未婚子女能够显著提高家庭的消费水平,这部分消费主要来自于家庭收入而不是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     

中国城乡居民炫耀性消费的比较分析——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研究

我国城乡居民具有较为明显的炫耀性消费倾向,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城市、城镇、农村居民的炫耀性消费行为也存在差异。利用CFPS 2012年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村、城镇和城市三类家庭的炫耀性消费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在收入和财富相同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炫耀性消费支出更少,其原因在于农户无法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发送关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信号;第二,城镇居民炫耀性消费高于城市居民,这主要是由于其"高不成,低不就"的特殊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第三,高收入社会群体家庭的炫耀性消费倾向没有显著降低。这些结论意味着,由于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向城镇和城市的持续流动和城乡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由于刚刚经历剧烈的社会阶层流动,我国居民的炫耀性消费将会在较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否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政策效应分析

农村家庭在信息获取上的劣势是其金融脆弱性比城市家庭更高的原因之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面临的信息约束与信息劣势,从而可以通过增加家庭收入和优化家庭资产负债配置来缓解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的5期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高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和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并提高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收入和保险参与度,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两条路径来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户主为男性、户主未婚、平均文化程度较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家庭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脆弱性缓解作用。因此,应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充分发挥“数字下乡”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的积极作用,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金融知识差异与我国家庭财富积累

通过应用中国城市家庭消费金融调研数据,本文系统的实证检验了改进后的金融知识指标、经济学专业、金融学专业以及家庭理财规划等因素对家庭各项财富积累的影响,并通过使用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验证了这种正向影响的稳健性。此外,实证结果中家庭理财规划以及理财规划时间跨度的正向边际效应表明,理财规划可能是金融知识差异影响家庭财富积累的重要机制。研究结论有利于更准确地理解居民金融知识差异对于家庭福利,特别是退休福利的影响。     

中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影响家庭金融素养吗——基于CHFS2017年数据的分析

过往的金融素养研究集中在经济领域,忽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金融素养关系的研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数据分析发现：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构成三要素中,家庭收入、家庭资产和家庭职业地位（ISEI）对调查对象的金融知识、金融风险态度和金融能力产生显著影响;宏观层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家庭金融素养相关。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通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来影响家庭金融能力,而家庭金融知识和金融风险态度会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影响。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构建金融变量与社会变量的新分析路径,并为家庭资产建设提供具有社会政策取向的支持性建议。     

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基于缓冲存货理论的实证分析

居民收入、支出不确定性的大小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储蓄决策中“缺乏耐心”的影响大于对“谨慎动机”的影响,总体效应体现为对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负向效应;老人数量与子女数量的作用相反,体现为对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正向效应。主要原因是子女消费被看成是家庭对未来的投资,与储蓄具有替代作用;而在既定社会保障制度下,老人数量与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相关,因此,老人消费不足与当前“未富先老”的社会经济特征有密切关系。进一步的,子女数量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在各分位数处均为显著负向效应,并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作用大小呈下降趋势;老人数量则在低分位数处不显著,在中、高分位数处为正,并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系数增大。其经济含义是无论家庭富裕程度如何,子女数量和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相互替代效应,而只有当家庭达到一定富裕程度,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才能产生影响,并随家庭富裕程度的提高,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的正向作用也越来越强。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家庭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子女数量则对城、乡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负向效应,且对城镇家庭的作用效果更大;老人数量对城镇家庭财富积累有正向作用,而对农村家庭财富积累没有显著影响。     

生产风险、资金约束与农户的新品种采用行为——基于陕西三县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农业新品种的采用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但农户常常因为新品种采用所可能引致的生产风险而谨慎采用新品种。文章运用来自陕西的专题微观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户新品种采用行为与生产风险、风险态度、资金约束之间的关系。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农业新品种采用引致的生产风险与农户风险厌恶程度对农户的新品种采用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资产持有量和借贷可得性对新品种采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资产持有量和借贷可得性的确通过影响消费平滑能力而影响了农户的新品种采用行为。     

人工智能职业替代与金融资产投资：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证据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职业智能化可替代性增强，而职业智能化可替代性的变化会影响微观个体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本文将Frey&Osborne(2017)计算的职业被人工智能替代概率的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相匹配，考察个体职业受到人工智能冲击概率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家庭户主职业受人工智能冲击较大时，家庭更倾向于不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并且保持更高的储蓄率，该影响主要存在于户主为男性、低教育、年轻组以及农业户籍的家庭中。机制分析表明，家庭经济脆弱性即落入社会贫困线以下的概率、社会互动和社会保障的参与度是职业替代率影响家庭风险资产投资行为的可能途径，职业可替代性更强的家庭面临更大的经济脆弱性、更少参与社会互动和社会保障，具有更保守的投资偏好，降低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本文首次提供了人工智能职业替代对家庭金融不平等影响的直接证据，对我国在新技术冲击下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家庭高等教育消费的影响因素

文章以1997-2011年的城镇数据为样本,对城镇家庭高等教育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校生均学费、生均预算内高教经费、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等因素都会影响城镇家庭高等教育消费.为了降低城镇家庭所承担的高等教育成本,最大限度的减少高等教育消费热潮给居民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其生活质量,政府应当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媒介消费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中国媒介消费在1980年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农村地区的媒介消费水平整体较低,但媒介消费观念在悄然变化;城镇媒介消费则与传统发生断裂,城镇居民对西方媒介消费文化有着较为强烈的向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城乡媒介消费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传媒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形态,对民众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但传媒消费主义的泛滥却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国农村与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比较研究

文化消费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导致的人们对精神生活更高层次需求的消费形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变,我国农村与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水平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还存在较大的差异。拟从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内容和结构的现状出发,分析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差异的原因,并为缩小农村和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差距提供一定的建议。     

苏南苏北农村基础教育需求变化归因及对西部的启示

江苏不同发展水平的常州和连云港农村有着类似于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通过对两地入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比较,以Probit模型估计农户对基础教育需求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基础教育需求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长,农户具体需求意愿受户主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家庭人均纯收入、同龄青年打工比例等变量影响。这就提示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应克服投入瓶颈、收入瓶颈、制度瓶颈,通过创新投入模式、增长方式和运行机制,来满足农村基础教育需求,从而实现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目标。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家庭消费：机制探析与微观证据

为更好地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进行机制探究与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具体消费类型中呈现一定差异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支付方式、收入增加等渠道影响农村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多孩家庭的消费水平，对东部、中部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显著。建议继续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培育和挖掘农村市场消费增长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实融合发展，激发农村家庭消费潜力，推进农村融入现代流通体系。     

基于风险厌恶的农户弃耕撂荒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省农户调查为例

本文从风险厌恶的视角,剖析了农户弃耕撂荒的决策行为,并以福建省八个设区市21个行政村365位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户技能状态、从事非农职业意愿、家庭非农劳动人口比例、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所拥有耕地的质量系数、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农地流转情况对农户耕地撂荒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治理耕地撂荒的对策与建议。     

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效应和异质性

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改变,且这种变化会因居民的个体特征及家庭的区位条件差异而不同.采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追踪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显示: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呈倒U型关系,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票资产占比呈U型关系,表明中国家庭具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当户主年龄由年轻→中年→老年转变时,...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基于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估计

采用2012—2018年四轮CFPS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家庭资产负债率,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显著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使用Bartik工具变量和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收入负债比以及负债水平之后结果依然比较稳健;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降低金融排斥和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当家庭收入水平或家庭净资产额较低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缓解农村家庭以及西部地区家庭的资产负债率有更显著作用。研究有助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改善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以及降低家庭过度负债风险中的作用。     

中国养老保险缴费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考虑到家庭可能面临信贷约束,同时可能有目标储蓄的动机,当期养老金缴费可能会减少当期可支配收入,进而抑制消费,并可能提高储蓄率。使用城镇住户调查2002—2009年9省市的数据,利用养老保险缴费率和养老保险参与率的城市差别随时间的变化,构建家庭养老金缴费的工具变量,实证研究发现:在2006年之前,尽管增加养老保险覆盖率本身有助于刺激消费,在给定缴费前的收入水平以及养老保险覆盖状态时,提高养老金缴费率会显著抑制缴费家庭的消费。另外,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对总消费的影响主要也是负面的。     

农用承包地流转意愿的实证研究--基于福建省六地市农户问卷调查

从农户意愿角度,以福建省农民的农用承包地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农户承包地流转的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到影响农户流转承包地的样本数据,并对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对各个因素的显著性进行检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的职业、农户家庭的人口、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承包地面积和农户流转承包地的租金水平是农户流转承包地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其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承包地面积和租金水平是正向影响,户主的职业和农户家庭的人口是负向影响。根据研究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素养视角下家庭财务脆弱性问题研究

负债和流动性资产配置是家庭的重要经济决策。我国家庭负债的持续攀升导致13.5%的居民家庭具有财务脆弱特征。本文以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居民金融素养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作用效果。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金融素养的作用效果表现为风险转移效应、风险分散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家庭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投资组合分散化和信贷约束缓解等理性行为来避免陷入财务困境。此外,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城镇家庭的金融素养对财务脆弱性有更大影响。推动金融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升全民金融素养水平,能够更好地引导家庭适度和合理地负债,有效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