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生育限制的理由已不复存在

2014年12月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会后根据与会者的共识形成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第三次建议[1]。建议书的主题是: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取消对公民的生育限制。认为在人口新常态下,生育限制的理由已经不存在。新的人口常态包括:生育水平长期走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人口城市化程度不断上升、人口流动日趋频繁。     

生育政策放开对居民家庭负债的影响研究——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为例

近年来,我国的生育政策不断宽松,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政策,由此带来的家庭支出增加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居民家庭负债增加。基于我国2016年放开“全面二孩”的政策实践,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和截断回归模型,研究该政策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加了居民家庭持有负债的概率。边际效应的计算显示,当家庭受到全面“二孩”政策影响时,家庭持有负债的概率平均增加6%。据此提出,解决人口问题不仅需要宽松的生育政策,更需要在生育政策外下功夫。从居民家庭负债视角来看,更切实的支持和补贴政策是发挥生育政策作用的关键。     

三孩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的有效衔接

党中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持续走低而实施的三孩生育政策,是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完善的公共投入来配套,在系统分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反映的相关情况基础上,对三孩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有效衔接的必要性和可行路径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的有效衔接要从系统性视角出发,强化党的“领导力”、优化政府“引导力”、激发企业“执行力”、发挥社会“推动力”、挖掘家庭“源动力”,实现“党-政府-企业-社会-家庭”主体的衔接,并从顶层规划、政策制定、机制构建等方面进行工作衔接; 同时,在满足新增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考核评估体系,完善婚育假期、妇幼健康计划生育、妇女就业权益等服务保障政策措施,加大对税收支持、财政补贴等鼓励生育政策措施的倾斜力度,构建鼓励按政策生育的制度体系,为三孩生育政策长期可持续释放潜力提供政策保障。     

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我国城镇居民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近10 年文献的调查分析

近年来国家逐渐放宽生育政策以应对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等问题,但政策的实施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生育意愿作为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而备受重视。通过对国内自2010年以来有关生育意愿的文献回顾发现,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子女数近年来呈降低后趋于平稳的态势,意愿生育时间逐渐推迟,动机日渐多元化,部分子女性别偏好表现为儿女双全和无所谓的双峰态势。生育意愿受多重因素影响,经济因素尤其重要。基于综述以期在新的政策背景下展望未来,深入了解人们的生育意愿。     

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认知偏误与政策偏差

“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是党中央在前期生育政策调整效果不彰的背景下所提出来的战略决策。然而,从国际经验以及国内研判来看,鼓励生育政策对于未来中国生育率回升的预期效果可能十分有限,这与其中两类政策偏差密切相关。一是群体瞄准偏差,即对低生育率的认知偏误会使生育配套支持措施过度锚定在“不敢生”群体,却忽略“不想生”“不能生”与“不让生”群体,致使刺激生育率的效果不佳;二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生育责任的定位偏差,即形成一种认知偏误,认为低生育率主要是国家责任未尽全或未尽好所致,个人与家庭因此有“充分理由”豁免生育责任,结果是政府在承担越来越多生育成本的同时,不仅加重财政和纳税人负担,而且刺激生育率回升的政策目标远未能实现。针对这两种政策偏差,未来我国在鼓励生育政策中首先应明确国家、社会、市场、家庭与个人在生育、养育与教育上的责任定位;其次要营造有利于生育率回升的文化观念,采取适度配套支持措施,启用温和间接惩罚措施;再次应尽快明确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     

城乡、性别差异下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

二孩生育意愿作为了解生育二孩行为的重要指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复杂性导致已有研究结论的差异甚至冲突。使用广东省一个地级市的调查数据,开展定性比较分析(QCA)。对二孩生育高意愿的产生路径进行比较,发现四组人群存在明显差别,城市女性出现高生育意愿的比例显著低于另外三类人群;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不同组合下将产生不同的结果;"有老人帮助"是绝大部分人群生育二孩的核心条件,幼儿照护的压力不容忽视;"理想子女数量"是四组人群高生育意愿的必要条件,凸显生育意愿的内生性。     

宣州市467名具备生育二孩条件的 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调查分析报告

针对近年来各地出现的已拿到二孩生育指标的育龄妇女放弃或推迟生育二孩的现象，通过对宣州市农村具备生育二孩条件的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和其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的性别分配正义 ——从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出发

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将增加人类自身再生产领域内由女性主要承担的各种劳动付出,并强化物质资料生产领域内的性别偏好色彩与性别排挤力度.针对两种生产领域内现实存在的性别分配不正义,国家和政府应当积极发挥调节分配的权力与职能,针对女性设计更为合理的生育保险制度,选择更具性别意识的公共政策,同时修订更有性别视角的法律法规.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推动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探析

三孩生育政策是党中央在面临新的中国人口、经济与社会形势的变化与挑战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三孩生育新政是对之前相关生育政策的调整与补充.本文首先通过阐述三孩生育政策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说明出台三孩生育政策的现实意义;其次从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的需要、二孩政策的补充三个方面分析全面开放三孩的原因;最后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方面入手,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的路径探析.     

生育政策、姊妹结构与教育福祉关系研究

为进一步探究现行生育政策下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以及多孩家庭姊妹结构与青少年教育福祉之间的独立关系,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比较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教育福祉的异同。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由于独生子女可以享受更多的家庭教育资源,故在每个年龄段,他们的教育福祉都显著超过非独生子女,尤其超过有多个兄弟或（和）姐妹的孩子。可见,生育政策至少通过限制孩子数量、简化姊妹结构改善了青少年的教育福祉,但其影响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对小学、高中教育获得和机会的影响大于初中阶段。     

生育政策调整及其风险规避

现行生育政策对遏制中国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政策本身具有阶段性和局限性,不宜长期实行,否则会因下一代人口的过快衰减而影响家庭、社会甚至国防安全。为了让公民满足在生育上的刚性需求和实现平等的生育权利以及降低政策的负面影响,建议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全国统一的“补偿一孩,允许二孩,控制三孩”,并将这一政策延续到2033年前后。调整生育政策可能会出现生育率波动、推迟和抬高人口峰值、计划生育工作滑坡、独生子女家庭总负担加重、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关系更加紧张等风险,需要切实规避。     

农村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思考——基于河南省的调查

计划生育社会保障是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体系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对河南省部分地区的调查显示,农村计划生育保障制度总体上仍处于供给不足状态,现行试点和实施的保障制度和政策仍存在很多问题和制约。据此认为,建立和完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这个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要以养老保险为核心,同时应包括医疗保险、其他计划生育保险以及社会救助等多层次的制度建设。在制度的构建和实施中,还要考虑不同制度和政策的衔接与整合。     

国际合作计划生育结合项目对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

国际合作计划生育结合项目在中国已历经 2 0个年头 ,对中国项目点农村的经济发展、教育文化发展、环境发展、计划生育工作、人口素质的提高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结合项目的工作形式对农村工作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江都市农村基层计划生育综合改革难点问题浅析

江都市农村基层计划生育综合改革面临的主要难点是:工作基础薄弱、经费投入不足、税费改革中的减员、改制企业的计划生育管理、流动人口的管理。针对这五大难点,提出了分类指导、多渠道筹措资金、建立企业法人责任制等五条建议。     

国际合作计划生育结合项目对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影响

基于对国际合作计划生育结合项目点云南罗平、江川县的实地调研 ,讨论了我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网络的现状 ,认为该结合项目使我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资源得到有效整合 ,是推动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并对我国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重新定位——从新体制的构建谈起

十二届全国人大决定:撤销卫生部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这一决定明确昭示了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体制改革的结束,是国务院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行的重新定位。新体制下,机遇与挑战并存,计划生育与卫生服务资源可以获得合理配置,但也存在服务理念和方式的矛盾问题,全员人口信息化、奖励扶助制度、流动人口研究和咨询等一些计划生育传统的工作领域也将面临尴尬的境地。     

农村税费改革与计划生育工作

目前在农村实行的税费改革是农村政策的重大调整。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在税费改革中遇到了机构、人员、经费等诸多问题。作者通过对安徽宣城等地的调查 ,提出了乡镇机构改革、人员分流、财政投入等对策     

略论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学研究

对人口发展进行调节是现代国家政府的重要社会管理职能.我国人口管理与计划生育实践,不仅为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提出了强烈要求.加强人口管理理论研究,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对于确保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在21世纪顺利健康发展,促进人口问题的妥善解决,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学属于新兴交叉性学科,是人口学科体系的重要分支,需要创造条件大力推动该学科的研究与发展.     

谈谈计划生育工作的改革创新

徐州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对中央《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思考后认为 ,要稳定低生育水平 ,必须对计划生育工作进行改革创新 ,主要应从树立创新意识 ,深化改革计划生育干部人事制度 ,创新工作机制和服务机制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