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环境法的理念、原则以及环境权

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与原则是体现环境法有别于其他部门法的独特性所不可或缺的,具有一定的方向引导性和行为准则性。在国际环境法、欧洲环境法中,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与原则包括可持续发展、未然防止及预防、原因者负担等等。除此之外,环境权虽被称作权利,但也具有与理念、原则类似的性质。日本的《环境基本法》把可持续发展视作经济、社会、环境协调统一的支柱,但没有体现其作为原则的行为准则性;对预防原则和环境权没有明文规定;对原因者负担原则只做了有限的规定。鉴于这些理念与原则在环境法中的重要性,今后修改《环境基本法》时应当加以明确。     

环境法的体系理念与法治主义的实质化

1993年制订的日本环境法,其保护对象存在着生活环境以及地球（自然）环境的二元性。本文从“法治主义”与其实质化的学说史出发,首先指出文中的“法治主义”是用于对比德国的“法治国家”与英国的“法支配”的概念,后两者是基于历史演化立足于现实制度而形成的历史性概念。其次,论及“法治国家”在从“形式上”向“实质上”的转换过程中,解释该转换是以确保基本人权的保障为目的,并将两者进行有机联系。再者,概观日本环境法的发展及其体系,环境基本法融合了公害对策立法与自然保护立法,同时环境基本法也是自然环境保护法的上位法。,最后,将其与围绕法治主义的学说史联系起来,透过环境法目的理论这一侧面的论证,谋求生活环境与地球（自然）环境的结合,寻获关于日本环境法政策上的新展望。     

新农村法治主体的文化生成——以法律文化创新为视角

新农村法治主体的文化生成是法律文化创新的逻辑使然.法治主体的文化创造性、法治实践的文化限制性与法治建设的文化发展性构成了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基本缘由;历时性概念的"传统与现代"、区域性意义的"先发与后至"与结构层面的"显性与隐性"形成了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现实语境;制度建构中的文化继承与更新、法律教育中的文化传播与接受及法律实践中的文化创造与超越是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具体路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式现代化的环境法制进路探索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性命题，其中作为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向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式现代化以“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鲜明特色和本质要求。在新时代新征程依法治国和美丽中国双重宏阔背景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蕴含着深厚的环境法期许，环境法治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保障性意义。然而，通过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式现代化环境法治供需样态的系统检视，发现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式现代化之环境法保障体系虽初具规模，却也面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尚未在环境法规范中形成主流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式现代化目标实现的关键性法律制度存在缺漏以及新时代公民尚未形成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法律素养等现实梗阻。对此，应通过增强生态环境法律规范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实质内容上的价值衔接与规则供给，聚焦于如何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牢固可靠的环境法治保障这一重大理论性命题。     

论生态文明背景下环境法功能运行之趋势与模式

生态文明的背景既带来了主体多元、利益多样性与多层次性的演变,也对环境法功能的运行趋势与模式选择提出了要求.作为生态文明中利益调整的重要工具,"效率与公平、利益限制与利益增进、分的正义与合的正义、社会变迁与环境法功能进化",这几对范畴关系的变化,从深层次影响了环境法功能的运行趋势与进化方向.进而,也将使环境法功能的运行模式呈现"重视全方位之预防、关注多元主体之互助、促进多种方式之整合、强调科技成果之运用、回应变迁社会之需求"五大特点.在分析运行趋势基础上正确选择环境法功能的运行模式,将有助于在生态文明建构原则指引下,矫正环境利益保护的失衡,避免"功能不彰"与"环境法规则愈多,但秩序愈少"的境况,在和谐与民主中实现多元利益的共生、共进、再生,谋求国民的最大福利.     

网络化时代的社会转型与研究方式

网络社会是继工业社会崛起以来的又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网络社会崛起之后,不仅缺场交往和传递经验的地位迅速提升,而且权力结构的运行模式也发生了崭新变化,自下而上的权力运行结构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形态转变意味着社会学的研究方式也将随之发生变革.因为网络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在新的社会展开形式、存在基础和权力关系中的变化,而随之出现的问题也是用传统概念框架和研究方式难以说明的新现象、新问题,因此,中国社会学就更应以新视野、新境界和新的研究方式面对在中国迅速崛起的网络社会.     

中国传统“法治“的政治学诠释

建立法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前提。弄清楚传统“法治”何以不能将中国社会建成法治社会，则是建立法治的基础。中国古代由于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产生了视法为刑的“法治”观念，这种“法治”于秦帝国时期实现了其工具理性，于汉时因以礼入法完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从而对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维护君主专制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也是导致传统社会政治不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将中西古代法及法治观念作了比较，指出其根本差别正是形成各自不同的政治法律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源头。     

法治与民生:地方法制的一种分析框架

在社会主义法治框架下探讨单一制国家的地方法制建设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但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都需要创新现有的法治理念与分析工具.把法治与民生作为现阶段地方法制的分析框架,既可以凸显地方法制在整个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特色与意义,也可以明晰一些重要问题,如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等,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一种方向上的指引.     

人性尊严与人权保护(专题讨论)

主持人语:人性尊严在中国的重拾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人性尊严的实现需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背景,需要健康有序的经济发展,也需要健全的政治环境,其实现不仅仅是法治本身所能承担的任务。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法治在实现人性尊严、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相反,法治乃是其中最重     

环境法在法学中的地位刍议

环境法作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有力工具,自产生之初其在法学中的地位就备受争议,为了给环境法"正名",需要研究有关环境法地位的各种主张,例如"独立说"、"经济法说"、"行政法说"、"社会法说"以及"生态法说"等,但是只有跳出传统部门法的研究范式,才能对环境法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只有突破传统法域的局限,才能使环境法摆脱"流浪者"的尴尬境遇,只有在认清环境法的特征的基础上才能给环境法以"生态法"的身份。     

当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价值及培育

法治在当代早已成为一种全球性话语,但中西方法治观念在"历时性"和"共时性"视野中的差异直接导致中西法治践行的分殊。法治观念之于中国法治社会的生成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意义。它既是中国法治进程的本土根基,也是一种黏合剂,同时还将起到一种催化的作用。重视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法治观念的培育,既是基础性的,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与现实不断互动的过程。     

让民主法治成为我们的政治文明

民主法治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虽然,当前中国社会对法治的内涵还存在着一些误解,但社会主义民主必然要求法治化,而法治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保障方式,两者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相互分离的情况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法治理念与法治主体的分离、法治作为手段与目的的分离、法治形式与实质的分离、权利与责任的分离.这种分离在现实中起着削弱民主、扭曲法治的负面作用.因此,我们应认清这一问题,真正落实以人民为主体的法治意识,并以此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近代中国法治发展的主要障碍分析

法治代表着社会进步与文明,代表着公平与秩序,代表着自由与民主.法治的价值取向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中国法治之路异常艰辛,法治取代人治障碍重重.法治的建立,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综合发展的自身要求,是社会发展的顺利成长的结果.近代中国之所以长期未能建立起真正的法治,关键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缺乏建设法治的社会根据.其中缺乏民主制度的保障、根深蒂固的人治观念影响和传统政治文化的束缚是法治发展的主要障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基本原理释论

1978年以来的全方位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变迁与转型,中国也开始了被称为“中国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法治实践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法律体系,从而也就内在地蕴涵了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境况即中国国情直接相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基本原理.在宏观上,这一基本原理主要包括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当代最新成果为思想指导的法律概念论、法律渊源论、法律价值论、法律责任论、法律运行论和法律发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原理表达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将法律作为治国安邦的基本方式的政治智慧,是其对自身执政合法性的合乎文明发展基本规律的一种高度自觉的自我认知.     

法律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基层司法改革

仅仅依凭空洞的口号或简单移植西方法律难以实现法治之梦,要将法治中国从抽象符号具象化为行为逻辑,就必须依赖富含智慧的司法活动和对作为中国最坚实基础的乡土社会的真正关怀,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去审视中国基层司法,探寻基层司法改革的路径。乡土社会笼罩在饱含着自身与现代城市社会截然不同的文化理念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下,基层司法实践呈现出乡土化运行的实践样态。针对基层司法实践中的调解优先、同案不同判和司法不独立等现象,必须革新观念,通过完善案件评价机制、深化司法公开制度、建立司法协商制度等举措,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制度予以规范,以求真正实现"法治中国"的理想。     

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期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思维进路——从法治秩序到法治文化

在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期,传统性与现代性在价值领域持续对立冲突,而这种价值冲突也传递至社会制度领域,造成了现代性制度完整性的缺失与功能的弱化.社会制度定位摇摆与功能弱化,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社会构架的畸形发展,群体性事件由此产生.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构建有效的法治秩序,而确保法治秩序有效性的思想、价值前提就在于法治文化的弘扬.弘扬法治文化为现代性价值的凝聚与成长创造了可能,也决定了法治秩序的自然生成,从而为法治秩序提供内在的价值支撑,进而实现法治秩序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     

论市民社会与中国法治之路

从法学的视角看,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私法理念的实现和宪政精神的诞生过程,就是私法文化和宪政文化的孕育成熟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过程.从宪政和法治的视角讲,所谓市民社会就是与国家的公域相对峙的、主要由私法体系维系其自由和秩序的并呈自发态势的私人自治领域.法治的真谛在于熔铸和弘扬一种以市民社会的私权利为内核并融入民族文化传统的私法精神和宪政理念.市民社会是中国步入法治社会不可逾越的必由之路.     

对抗、继承与生成:对中国法治文化根基的现代性反省

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在不断走向成熟的同时,也展现出诸多问题。在文化根基上,中西方法治一直存在明显的差异。当下中国法治文化根基具有双重来源:其一是对特有传统文化精神的扬弃;其二是对现代西方法治文化精神的合理吸收。文化根基是法治发展的根本前提,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处理好传统文化结构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张力关系。当代中国法治文化根基的构筑在面对中西方文化对抗与自有文化继承问题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使传统文化在自我反思中获得新的内涵,并最终促使法治文化根基的生成。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共产党是在历史悠久的中华大地上成长起来的,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精华和营养哺育着中国共产党,但其中的一些糟粕也无可避免地制约着党员的思想和行动,对党建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起着阻碍作用。在党的建设现代化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人民主体"思想转变传统"官本"意识,坚持党员主体地位;以"改革创新"精神转变传统守旧思维,加强党建理论创新;以"求真务实"作风转变传统空谈风气,注重党建思想实践,破解了传统文化对党建的消极影响,丰富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     

国有林区发展林业生态经济的现实需求分析

国有林区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主体.但长期以来,由于经济、社会和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国有林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不仅阻碍了国有林区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对我国的生态安全以及木材安全和粮食安全也构成严重威胁.转变传统的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发展林业生态经济,是当前国有林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出路,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国家宏观政策、社会对生态环境基本需求等构成了林业生态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