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试解

《史记·西南夷列传》,是“正史”记载西南地方史事的首篇,所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分布、社会生活,以及西汉王朝经营该地区的经过甚详。它是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进行实地考察之作,信而有征,故向来为研究西南历史者所珍视。但是《西南夷传》的许多字句颇难理解,其中尤以“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句为甚。班固在作《汉书》时,     

司马迁奉使西南设郡考

《史记·西南夷列传》是有关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最早的一篇专著。司马迁给我们留下如此宝贵的历史记录,不仅和他所处的时代有关,而且和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分不开。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值汉武帝积极开拓西南地区之时。建元六年(前135),唐蒙出使夜郎,汉王朝在这一地区正式设置了犍为郡。元光五年(前130),司马相如为使臣,招抚了邛、筰、冉駹、斯榆等部落,设置一都尉,十余县。唐蒙、司马相如两次出使,     

《史记》中“僰中”、“西僰”考辨

《史记·西南夷列传》把西南夷又分成“西夷”和“南夷”。司马迁作这种划分的基准是西汉时期的巴蜀;巴蜀以南的夜郎称“南夷”,以西的邛、筰、冉、駹、斯榆(徙)称“西夷”。《史记》中还有“僰”的记载,或称“僰中”,或称“西僰”。对于僰是属西夷,还是属南夷,人们看法不一。辨清这个问题,对于研究僰人的族属是十分重要的。     

贵州地区夜郎民族历史文化的溯源

夜郎是我国古代秦汉以来在西南夷历史中的一个待解之谜,<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一记载和司马迁其他有关夜郎的记述,都被学者们普遍认为是夜郎的建国年代记载最早的有力证据,也是可信度最强的关键性史料依据之一.     

从近年整理的彝文典籍探西南古史

中国西南地区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尚书》等先秦古籍中就有记载。《尚书·牧誓》中记载的庸、蜀、羌、、微、卢、彭、濮人,从武王伐纣,武王称之为友邦的八国,就是西南地区的各族。《疏》注:“此八国,皆西南夷也。”另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正妃嫘祖生了两个儿子,“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濮,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此处提到了西南。同时,西南地区也有丰富的文物资料如广汉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与古籍相佐证。但总的说来,汉文     

纵观南北 俯视一隅——读朱俊明同志《夜郎史稿》

《史记·西南夷传》开宗明义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当汉武帝遣使探寻通往身毒国(印度)的道路,途经夜郎时,夜郎一君长曾问汉使者:“汉孰与我大”?由此,“夜郎自大”成为人们熟知的历史典故。夜郎何以“自大”?太使公曰:“以道不通故”也。亦即其居地闭塞因而孤陋寡闻固步自封之谓也。其实,夜郎作为长期滞留于封闭社会的古老中华民族之组成部分,这种“自大”的文化心态,并非其所仅有。从某种意义上看,其“影响”所及已大大超过汉代犍为、牂柯二郡的时空范围。因此,对夜郎历史与文化作系统全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哀牢”族源新议

“哀牢”是云南古代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今滇西地区保山至大理一带。据《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古哀牢国。……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胸儋耳种。闽越濮、鸠僚,其渠帅皆曰王。”《后汉书·西南夷传》也说:“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据文献记载,“哀牢”大致形成于西汉末或东汉初,其分布范围较广,生产水平也高,在当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属于较先进的民族。     

试论汉代“越嶲”的“越”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开西南夷,于元鼎六年(前111年)(以邛都为越郡。据《汉书·地理志》,越郡辖邛都遂久、灵关道、台登、定筰、会无、筰秦、大筰、姑复、三绛、苏示、阑、卑水、街、青蛉等十五县、辖境略相当于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渡口市及云南省祥云、大姚县以北、丽江县以东一带地区,治邛都县,令凉山州西昌市。近世学者有以“越”之名     

据《史记》看出缅、吉蔑(柬埔寨)、崑崙(克侖)、羅暹等族由云南迁去

缅族祖先之试探缅的祖先,来历不明,哈威氏缅甸史也不能追溯其缘起,偶因研究云南民族,略有所悟。《史记》一一六西南夷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其下又云:“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劳浸、《汉书》九五作劳深。王叔武氏以为劳浸、靡莫在滇池区域不过从《史记》文面意想得之。     

进步民族史观与高超叙事艺术的整合——评《史记·西南夷列传》

《史记·西南夷列传》描绘了西南地区内部各民族的独特特点,追溯了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交往的历史,重点讲述了汉武帝三次通西南夷的情况,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史观;将复杂繁乱的历史问题叙述得条理分明,体现了司马迁高超的叙事艺术。     

卷首语

夜郎是我国古代秦汉以来在西南夷历史中的一个待解之谜。不同的概念问题便自然会涉及到夜郎的地理位置、族属、史源、文化特征以及夜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定位等等的不同问题。目前,最需要的是通过对现有文献的进一步深入探讨,去误存真,以求共识。为此,本期特开辟“夜郎文化研究”栏目,以显“历史共同研究,资源共同开发,成果共同分享”之精神。其中,王子尧副译审的《贵州地区夜郎民族历史文化的溯源》一文,以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佐证,对“古夜郎国的社会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其余几文,亦从不同视角对夜郎文化进行了探讨,很值一读,相…     

古代咏梅诗词漫话

梅在我国有长久的历史。两周已有关于梅的记载: 若作酒醴,尔唯麹蘖;若作和羹,尔唯盐梅。(《尚书·说命下》)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诗·召南·摽有梅》) 终南何有?有条有梅。(《诗·陈风·终南》) 墓门有梅,有鸮萃止。(《诗·陈风·墓门》) 鸤鸠在桑,其子在梅。(《诗·曹风·鸤鸠》)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诗·小雅·四月》) 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左传·昭二十年》) 又东北三百里,曰灵山……其木多桃李梅杏。(《山海经·中山经》) 这些记载说明当时梅树分布很广,梅并非观赏植物,而是果树,人们常用梅子作为调味品,在日常生活中象盐一样使用着。     

庄蹻王滇辨

无论是探讨西南民族的古代史,或者是探讨战国时期西南的民族关系,无有不引证“庄蹻王滇”一传说的。这一传说始见于故事发生后约一百八十年的作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史记》的原文是: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应依汉书删蜀字)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     

《诗经》中的“于归”和“有行”

《诗经》中,“于归”和“有行”的意思都是“女子出嫁”。但是二者的使用对象和时间却截然不同,决不混用。“于归”一词见于《诗经》的《周南·桃夭》,《周南·汉广》、“召南·鹊巢》、《邶风·燕燕》、《豳风·东山》五首。《桃夭》篇中凡三用:     

盘瓠神话的深层结构

盘瓠的传说最早见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后干宝收入《搜神记》,范晔则作为正史收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三者所述基本一致,其主要内容有:1、远古高辛王宫内一老妇耳内出一物如茧,化为一头五彩犬,因以瓠盛之,以盘覆之,故曰盘瓠。2、在部落间的战争中,盘瓠有功于高辛王,王妻以公主。3、盘瓠和公主结合,生下一族后代,是为武陵蛮,或曰     

白虎不是鄂西、湘西土家先民——虎巴的图腾

白虎的崇拜者不以白虎为自己的部落命名 ,又不禁止猎虎 ,也不禁止互通婚姻 ,所以 ,白虎不是虎巴的图腾。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关于廪君的记载中可以看出 ,虎巴崇拜白虎 ,就是崇拜他们的精神始祖廪君的亡灵。因此 ,白虎崇拜就是祖先崇拜 ,白虎神就是虎巴的祖先神。     

北大出版社即将翻译出版苏联新著《马列主义辩证法》(八卷本)

М·Б·米丁院士主编的《马列主义辩证法》(八卷本),是苏联近年来辨证法理论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各卷标题和编写者是: 一、《作为科学体系的唯物辩证法》(А·Л·舍普图林) 二、《辩证逻辑》(Э·М·奥鲁杰夫) 三、《认识过程的辩证法》(А·М·科尔舒诺夫、М·Н·阿列克谢耶夫) 四、《非生物界的辩证法》(С·Т·麦柳欣) 五、《生物界的辩证法》(Н·П·杜比宁、Г·В·普拉托诺夫) 六、《现代社会过程的辩证法》(В·С·莫洛德佐夫)     

傅雷:翻译家的学人风范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艺术翻译家、思想家。他从三十年代起,即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一生翻译作品三十余部,主要有罗曼·罗兰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米开朗琪罗传》;巴尔扎克名著《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亚尔培·萨伐龙》、《夏倍上校》、《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幻灭》、《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于絮尔·弥罗埃》;伏尔泰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名著《艺术哲学》等。著…     

音释二题

《汉书》等引《诗》,为什么用“密勿”而不用“(?)勉”? 《汉书·刘向传》:“故其诗日:‘密勿徙事,不敢告劳。’”这是《诗·小雅·十月之交》的一联,毛诗作“(?)勉从事,不敢告劳。”《文选·傅亮<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年表>》“密勿军国”李善注,“《韩诗》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俛。”这是《诗·邶凰·谷凰》的一联,毛诗作“(?)勉同心,不宜有怒。”按,(?)勉亦作(?)俛。     

洱海区域原始农耕文化初探

在洱海区域,很早就有人生息繁衍,而见诸于文献者,当以《史记·西南夷列传》为最早而详实,每为人所征引。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洱海区域考古文物的大量出土,证实了洱海区域系原始农耕文化,并非“随畜迁徙”者,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加考索,以就正于大方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