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化虚构的艺术力量——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文学的“虚拟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苏联作家,在社会性强、哲理倾向突出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明显地融入非现实的虚拟性艺术,以神话、民间传说、幻想、梦幻、科幻等艺术形式构思作品情节、塑造人物,打破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在形式上的一致性,构成具有虚幻特征的艺术情境,表现人类社会现实生活,揭示理性的思想观念。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文学的幻化虚构艺术既与以变形、怪诞为表征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不同,也与西方文坛非虚构文学思潮不同。艾特玛托夫等苏联作家运用的主要是现实主义艺术手法,他们对虚拟性艺术的运用是为了强化现实思想的表达。苏联文学虚拟性与现实性的完美融合,丰富了当今世界文学艺术的方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成功的借鉴经验。同时,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文学的虚拟性艺术,改变了以往苏联文学艺术创作手法比较单一的现象,使苏联文学朝着多元化艺术创作方向发展,这在俄苏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创新开拓意义。     

"文学性"的审美道德位移与悖谬

文学领域的道德叙事转向,仅从社会外部把握是不够的;文学内部秩序的变动,同样可引发道德叙事的审美移位与价值变迁.近些年来,伴随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性"追求,以及对西方美学思想经验的移植,我们的文学产生不少耐人寻味的问题,如引进西方后现代的"道德悬置",却滋生反道德与道德虚无主义;高度倡扬"生命写作",却因缺乏对生命的批判而导致生命叙事的粗鄙化;在失去苦难的"革命"与阶级论讲述以后,因为文化传统习性的推波助澜,"苦乐叙事"大行其道,等等.     

论蒋光慈的“非虚构写作”及其“现实主义”意义

蒋光慈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现象级"作家,其创作具有巨大的阐释价值和学术增殖意义。从文体学和主题学层面来看,蒋光慈的报告文学式小说是跨文体的非虚构写作,不仅具有文体创新价值,更以实录精神和阶级意识为现代中国留下了"历史的证据",因而在中国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普罗文学和"人民文学"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现实主义文学"源流来看,蒋光慈小说批判"资本的权力"和都市贫富分化现象,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本质,不仅使茅盾藉以扬弃了普罗文学的幼稚病进而创作出具有经典意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巨制《子夜》,而且对于今天反思"无边的现实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文学终结”与“人的文学”

当前对"文学终结"的反驳主要强调了文学作为写作—阅读活动的特殊审美价值,未曾提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基于"人的文学"的立场为文学的未来作出的有力辩护。"人的文学"从个人化角度出发来确定文学的自律及其独立审美价值,强调文学与其他公众性文化形式的区分,符合文学的历史常态,还与康德之后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发展以及作家们的创作信念相契合。     

自然科学与“现代现实主义”——19世纪现实主义再阐释

西方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多变。如果说19世纪以前以"模仿说"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可以称为"古典现实主义"的话,那么,在科学精神浸润下产生的19世纪现实主义则可称为"现代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作家为19世纪自然科学成就所鼓舞,并汲取其思想、理念与方法之精髓以滋养自身的文学创作。其中,科学类比与科学实证方法让现代现实主义作家把文学创作视作对人与社会的科学研究与实验,追求文学文本在科学意义上的"真实性"与"写实性",从而全面改造了传统"模仿说"意义上的"古典现实主义",达成了"现实主义"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现代现实主义是19世纪自然科学在当时西方文学中结出的重大果实。     

学者与作家“非虚构”写作的“异质同构”——从梁鸿、孙惠芬的两部新作的历史叙事说起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是近年"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作,虽前者偏重于学者访谈、后者有强烈的小说叙事意图,其历史叙事呈现出不同的立场和效果,但从本质来说,皆秉持良知与责任直面中国农村的精神溃败和现实自杀问题,以社会学叙事方法展现出了中国农村现代性进程之殇。从这一角度而言,"非虚构"写作是一个对文学责任的重新寻找,对文学精神再次体认的过程。同时,俯就现实与权利规训下的价值迷失、作家对文学话语建构历史合法性的过于自信也造成了文本叙事中的过度介入问题,进而显现出非虚构写作在当下因工具理性主义遮蔽文本叙事艺术所展现的写作缺失。     

“非虚构”写作: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的困窘

"非虚构"写作是新世纪文学的一种叙事策略,"非虚构"文本对底层表现出特别的关注,现代化语境下的农村现实和工业浪潮下的打工者阶层的生活与情感是"非虚构"写作着重突显的经验场域。"非虚构"写作着力于寻求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的重叠,但并没有解决或消除从个体经验上升为公共经验的叙事机制内在的困窘,从而使其对底层经验的书写仍然流于象征意义上的整体性和表面的真实。     

新世纪中原作家的老龄化书写

中原作家有关注现实的优良文学传统,近年来涌现了阎连科《我的父辈》、乔叶《最慢的是活着》、梁鸿《梁光正的光》、周大新《天黑得很慢》等文学创作,文字节制却涉笔情深,浮动着中原作家对老龄化这一时代议题的积极响应与深刻思索。中原作家的老龄化书写,以中老年群体或个体为主角,关注老年人的社会生活与生命状态。这一书写趋势与中原地区的乡土经验、文化积淀一脉相承,同时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新的社会价值。中原作家的老龄化写作对文学作品中的"青年/老年"的二元写作模式有所反思,在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时,尝试从文学层面反映当代中国城乡的老龄化现象和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心灵危机。中原作家对老龄化的探讨往往隐含着不同代际之间的文化省思,在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影响下,这种真实而沉重的思考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不应低估。     

论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现实性与中国性

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写作是在对“后朦胧诗”的反思中展开的.对现实性与中国性的特别强调是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重要特征.对现实性的强调使诗人摆脱了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飞翔状态,重新落回了大地,从而重塑了诗人的审美趣味和诗歌品格;而对中国性的强调,不仅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激活与当下经验的再现,而且也清晰地意识到两者与现代性以及全球化之间的紧张.     

现代浪漫"传奇":与西方浪漫文学的趋近——中国现代浪漫文学一种独特形态的考察

中国作家汲取西方浪漫文学思潮,因受西潮影响太快,往往是一种"吞枣式"接受,因此中国现代浪漫文学发育并不充分,同本真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存在很大差距。但20世纪40年代的"后期浪漫派"作家徐訏、无名氏创作的"浪漫传奇",因有较深的接受西方文学背景,创作文本蕴有传奇性、纯情性、宗教色彩等特质,拉近了同西方浪漫文学的距离。这一浪漫文学形态的生成,对审视中国现代浪漫文学整体特色颇有意义。     

乡土叙述的"冲突"美学与道德难度

中国作为后发性现代化国家,文学的乡土叙述内涵着生存命脉与文化命脉的双重纠葛.在生存命脉视角中,作家产生的是对乡土与传统的怨恨,乡土叙述构建起的是现代性的"发展"道德神话;在文化命脉层面,作家难舍传统文化"家园"情意纠结,据此展开对现代和城市文明的怀恨式批判.由于缺乏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超越性价值体系作为审视的基本视域,中国作家的乡土书写普遍存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道德互否"现象,被动地陷入"两极作战"的道德窘境.当下中国作家的乡土写作,需要在认识论上突破现有误区,不能纠缠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冲突"思维构架中,而要在更高的价值视点下审察乡土的现实命题,同时要正确处理经验事实与文学事实的差异性关系.     

两种穿越的讲法：跨次元现实与新媒介时代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文艺风格的总结，当创作手法和受众感知达成一致时，它表达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追求，一旦经验和感受更替，现实主义也面临变革。网络小说中常见穿越元素，类似题材并非网络原创，但传统文学尽力弥合虚构穿越与现实的边界，网络小说却将穿越用作常规设定。两种故事的不同讲法，不只是文学自身的转变，还来源于虚拟劳动通过媒介经验构造的因人而异的现实。技术主导下的媒介表征系统融合，让艺术的现实拓展了经验的现实。传统现实主义预设现实与虚构的边界，而新媒介时代，在虚构与现实间的无边界跨越成为人的无意识生存状况。现实主义表现出现实与虚构、经验与情感不分彼此的新变化。     

论路遥文学的独特魅力

回眸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史 ,虽然浪漫主义曾高擎理想明灯 ,迸突似火激情 ,然而 ,现实主义却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对中外现实主义优秀传统的承继、吸纳及独具个性的创新与发展 ,使路遥成为中国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重要的代表作家。路遥文学的魅力不仅在于依循客观逻辑、力求把握存在真实的现实主义精神 ,更在于其叙述话语中渗溢而出的历史意识以及腾跃其间的诗意美感     

桑塔格文学作品中的旅行思想及其情感叙事

梳理桑塔格的全部作品发现,她在虚构类小说的创作中发展了"旅行"作为"自我风景发现"这一西方浪漫主义写作传统,将自我发现与理想乌托邦的寻找加以联系;在批评性散文的写作中,将对自我的关注置于历史意义的语境,对文学的功能及思想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桑塔格的旅行观和其作品具有同构关系,文本的情感格调发生于流散的乡愁和文学召唤的双重情结;叙事赋格则源自对主体及族群创伤记忆的再现和重构。     

五四文学精神资源新论

人文主义是五四文学的旗帜与象征,也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梦想和追求。因为它不仅代表着与传统价值观完全不同的现代性意义,也标志着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现实可能性。然而,人文主义原本是西方文化的历史传统,它究竟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新文学作家又是怎样对其加以理解和运用的?这一关键问题,至今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对五四文学的精神资源进行反思,认为五四文学是本土意识深度介入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等的结果。     

伦理文化与文学"中国性"的生成

相比较西方文学,中国文学更为重视道德问题,与伦理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是与中国古代没有"文学"观念,文学与文化不分、文学的民间起源等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强势地位和特殊性,塑造出中国文学独特的审美特征、叙事形态与精神价值体系,主要表现在注重世事人情描绘、追求宏大叙事、矛盾冲突的"和合"性等.     

新世纪中国文学的非虚构写作

新世纪以来,中国非虚构文学写作逐渐成为创作潮流与研究热点。在创作群体扩大及大量作品涌现的背景下,非虚构写作逐渐暴露出文类概念界定模糊、文学性不足、"消费底层"等困境。在剖析非虚构写作面临困境根源的基础上,从非虚构写作为中国文坛注入新活力、提供一种新的文学可能性及重构文学与现实之间关系的角度,探讨非虚构写作与当代文学如何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发展路径变得尤为迫切与有益。     

九十年代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气质

九十年代以来,在文学自身发展和市场作用下,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主流.但此时的现实主义是开放性、多元化的,具有现代性气质的.如阎连科的现实主义写作具有魔幻色彩,陈应松的写作具有寓言的象征性喻指,鬼子的小说具有极端化叙述特征.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气质,是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学参照系下的自觉努力,也将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整体中的进步.     

生态之思: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价值论

生态之思是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思想中轴和总体指向,他们的创作赋予自然以主体性,有情观照其他物种,以生态异化现象批判现实的鄙陋与贪婪。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之思返归天人合一的文化根脉,铸就人与自然同源共生的生命哲学维度,寻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书写具有强烈的神异色彩,具备非凡的审美品格,并为现实主义写作赋予浪漫主义的诗意和现代主义的奇崛,实现了现实主义内涵的审美增生。这正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对历史和文学的贡献,他们以生态之思表述历史、文化的真实,也以生态之思承载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特异,更以生态之思激扬文学当有之深厚情感与飞腾想象力,极大地开拓了生态写作的深度和广度。少数民族作家从自然出发的生态之思,正引领他们创造具有苍穹般浩瀚气度的文学世界。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两种类型

底层文学思潮和非虚构思潮是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两种主要类型。底层文学在创作与批评上都出现了一批代表性作家和评论家,也有一批代表性作品和评论文章,这些特点表明底层文学已经形成一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学思潮。非虚构思潮则是由于报告文学创作在21世纪出现了一个创作与研究的热潮,以非虚构命名的写作也在创作、批评和理论上成为一个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