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对中国近代进化历史哲学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进化历史哲学建构过程中,儒家经学给予了直接影响。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都以儒家今文经学为思想武器,系统阐发"变易"史观和社会进化史观。章太炎则以儒家古文经学为基础,强调历史进化中的剧烈变革,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建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九江学派”经学与史学论

朱次琦、简朝亮二人是在以经学的主导地位下,提出经史结合与强化史学的独立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经史的分合流变推至一个崭新的时代,充其量属于"半截子"地明夫了经史的分合流变。与朱、简不同的是,康有为是"九江学派"成员中少有的哲学家,也是中国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是可以试图从历史上、哲学上使经学最终导向史学的。但是,治经治史都不是康有为所愿,康有为将传统的治经治史家法打破,片面地导向了现实政治。     

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

钱玄同一方面受康有为经学思想很大的影响,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誉美之辞,而另一方面二人所走的并不是一条同样的道路。可以说,康有为是近代的今文经学家,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而钱玄同则不泥家派,超越今古又超越经学,是埋葬经学、变经学为史学的一个功臣。分析认识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对于认识康有为和钱玄同的经学思想,以及中国近代经学的发展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试析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兼论作为思想武器的近代经学

<正>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身为今文经学大师的康有为所倡导的“托古改制”,是引人注目的一幕史剧,它的悲剧性结局,不仅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格局有关,而且受康有为本人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本文拟通过对康有为“托古改制”及其思想武器——“经学”进行剖析,进而从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深层的文化意义上解释:为什么类似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改革在中国不能成功?为什么作为思想武器的近代经学,会由推动改革的工具逐渐变成束缚思想家的精神枷锁?并以此就教于同行与先辈.     

近代史学和儒家经学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反映在史学思想上,也就一方面汲取了西方资本主义学说,另一方面传统的儒家经学仍旧桎梏了它。儒家经学是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经过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儒家书籍的阐发和议论。近代中国,一些封建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转化,但孔子的偶像依然存在,即使是有影响的史学家,也不断搬用或推衍儒家经籍,围着经书转,非圣人之言不敢言,在近代史学史上,蒙上一层封建的翳障。     

近代经学的特点

这里所说的近代,指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儒家经学由变化改造到退出历史舞台的八十年。 经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是封建政府用以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漫长的封建社会,儒家经典崇奉勿替,儒家创始人孔子也作为偶象膜拜,在社会上有着深刻的影响,成为一种传统力量。     

经学与经学史研究旨趣

厘清经、经学与经学史的联系及分别,是认识经学之于今日中国乃至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所在。而在王朝制度崩溃之后,如何承继道教的真精神和新儒家的旧途径,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辅相成,借鉴韩愈到朱熹构建天竺为体、华夏为用的新儒学的取径做法,延续近代国人融合中外创建新学的努力,构建西学为体、中华为用,能够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的天理人事之学,作为中国长治久安和屹立世界巅峰保障的崭新文化,是研究的要旨和用力的方向。     

共和境阈之下的“新”经学

民国之建立,将漫长的中国历史划为古、今两段。科举制与传统君主制相伴而生,其本质是一个塑造士人群体之品质的人才选拔机制。经学则是塑造士人品质的核心内容。辛亥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一是塑造了作为现代政治之基础的个体,与之相应的是传统经学之消亡。但如何能将"一盘散沙"般的个体凝聚成团体乃至国家,是共和革命之后中国所面临的根本困境。在这一困境中,康有为和梁漱溟分别以"孔教"和"伦理"作为团体生活之基础,将传统的教化植入现代政治生活之中,勾勒出两种不同的"新经学"模式。     

"进化"视野下的经学阐释——陈柱经学研究

"西学注经"是民国经学的一个特殊现象.<中庸>宣扬育化万物、赞天地化育,进化论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二者于人类生存问题上有共同议题,促成中、西之间的对话契机.陈柱的经学论著,尤其是对<中庸>经义的阐释,涉及到神造论与进化论、物竞与互助、伦理进化与历史进化等相关话题,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经学在西学影响下的变动.在生命起源上,陈柱相信儒家的鬼神好比西方造物主,后来避免与进化论出现抵触,认为鬼神的有无不能一概而论,以便袭用西方力学解释<周易>中宇宙的生成.在生存方式上,陈柱采用"互助"取缔"竞争",挪用<孝经>中的伦理规范印证互助的必然性.在人类进化上,陈柱认为伦理进化是人类进化的必要途径,二者同步并行.陈柱对西学抱着实事求是的包容态度,但在与进化论相关的经学阐释中,他的儒家本位思想没有因此动摇,那就是强调人伦教化和生生之德.     

明太祖的经学政策

明太祖在进一步加强君主集权统治的同时,在经学领域施行一系列经学政策.他重用儒生,逐渐形成以儒家学者为核心的幕僚集团;重视经书,同时加强经学教育,大力兴办各级学校,对经学的传播与发展有积极作用;颁令八股取士,尤其重视程朱理学的作用,要求生徒恪守儒家正统,从而以程朱理学来统一士人的思想.明太祖重视儒家经学,以程朱理学为学术正宗,对于明初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奠定了有明一代王权统治的根基.     

廖康羊城之会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转变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他在1891年和1897年先后刊行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变法维新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在戊戌变法时期曾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两部书的问世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的“火山大喷火”和“大地震”(《清代学术概论》),可见其社会影响是多么巨大。但究其源,这两部书的问世,同1890年春康有为与廖平在广州的会见不无关系。大量材料证明,正是通过这次羊城之会,康有为接受了廖平经学第二变的思想,并据廖平经学第二变的代表作《辟刘篇》著成《新学伪经考》,     

经学范式与文化转型——近代中国佛学学派的兴起

"近现代佛学复兴"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承载者是以"新学家"为主体的知识阶层,不过,这些知识精英对各派佛学义理的选择,却又各有其不尽相同的倾向和侧重,导致这种学派分野的重要原因应在于他们早期所受到今、古文或宋学之传统儒家经师的方法训练,而形塑的相异的方法论与价值取向,若章太炎宗古文经学,康有为、谭嗣同则归属于今文经学,稍后的"第一代新儒家"马一浮、熊十力们则属宋学派,这决定了他们对于佛学不同派别义理的抉择。他们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抱持着从佛学中探寻真理和知识的历史使命感,因此也避免了传统宗派佛教的种种制度化之思想桎梏,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佛学学派的兴起可以理解为向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学派形态的归复。     

批判封建文化 清理儒家经学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二千余年,作为封建文化主体的儒家经学,在社会上有着很深的影响,形成一种传统的力量.孔子成为偶象,非圣等于犯法.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封建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转化,但孔子迷信依然存在,即使是有影响的思想家,也摆脱不了儒学的羁绊.这里,可举康有为为例.康有为是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他要求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企图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模型来改变中国的国家     

儒家经学礼法观对东汉社会的控制与整合窥探

东汉时期,随着经学的发展,在经学的浸润和熏陶下,儒家礼法文化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东汉帝王、大臣和地方官吏积极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东汉官僚集团及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同时,刑德并用、礼法和合的儒家经学礼法观不断渗透到东汉社会控制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社会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礼法观成为封建政治与法律的灵魂,这为汉廷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史学“实录”范畴的经学取向

实录是中国传统史学中重要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批评范畴。一般认为,实录就是按"实"而"录",即如实载录史事。但在以彰善瘅恶、予夺褒贬、申以劝诫为主旨的《春秋》经学统摄和指引下,实录所录史事并非客观历史真相,而是善恶之实和褒贬之实,并以之作为载道、明道的基础,体现出鲜明的经学取向。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一半是经学,一半是史学,以经为体,以史为用,与近代史学客观理性和实证精神有较大差异。这种把善恶褒贬注入史事的史学撰述形式,反映了《春秋》经学对于传统史学的统摄和史学对于经学依归。     

“义”“事”之别的历史美学探析

今、古文经学对孔子的定位不同,治学方法各异且各有长短。今文经学视孔子为以"改制""救世"为己任的政治家,并据此将"六经"理解成孔子为实现政治理想而设计的蓝图,从中衍生出其治学方法论即"《春秋》重义不重事";古文经学则认孔子为史学家,以"述而不作"的态度和方法作"六经",撰《春秋》,缘此形成了古文经学重"事"亦即重"史",带有考据色彩的治学特点。至近代,今文经学兴盛,大有取代汉学之势。康有为进一步引申"《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春秋》在义不在事",其疑古学首先予古文经学以致命的否定;同时又对今文经学釜底抽薪,扮演了传统经学掘墓人的角色,对中国史学乃至文化的近代化转型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今""古"之争的焦点在于对待"义""事"的态度,"义""事"在历史学中即为史论与史实,中国传统经学"义""事"之分的治学特色与西方历史美学不无契合之处。     

经学理学化的意义

经学的理学化促进了经学的转型和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思辨水平.理学对经学的改造基本上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并确立了以儒为主、融合三教的学术发展模式.这对于促进儒家经学及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李贽经学思想发微

李贽的经学思想大抵归于自得,呈现出其独有的特征。他一方面主张"经史相为表里"、"六经皆史",力求还原儒家经典和孔子的本来面目,重新解读经典本义和领悟圣人本意;另一方面又重视《易经》和"四书";融合三教,以儒为宗,援引佛老以注儒经;主张"不求甚解"、"六经注我"的注经方式,借圣人经典以阐发己意。李贽的经学思想是一个对汉宋经学思想既有批判又有继承与发展的复杂思想体系。     

经学与儒家诗学——从语言论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

本文从语言论的角度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由此考察了经学对儒家诗学的整体生成的影响。作者认为,儒家诗学在“立言”这一命题上,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相近,即把语言设定为主体存在的家园,并进而以在经典文本上“立言”的方式,追求学术宗教的崇高地位。在这里,经学对儒家诗学整体生成的影响表现为:它既使在儒家诗学语境下的文学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也导致了儒家诗学的政治教化深度模式。于是,儒家诗学在赋予文学以思想深度的同时,也使文学付出了某些思想自由和艺术美感的代价。因此,儒家诗学的实质乃是经学中心主义。     

经学与汉代法制

经学与汉代法制张涛两汉时期，我国的法律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儒家经学渗入法律并对它产生深刻、广泛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精神和记载作为判案、量刑的依据，史称《春秋》决狱或经义决狱。对经学与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