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农村数字化的发展，互联网已然成为影响农户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状况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总收入，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及利用倾向值匹配纠正样本选择偏差后，互联网使用的增收效应依然存在。同时，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互联网所发挥的正向作用呈现出U型走势。异质性检验发现，青壮年与中等教育阶层家庭收入对互联网使用更敏感，互联网使用对其家庭收入的积极效应更大。影响机制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农户人力资本与拓展社会资本作用于农户家庭收入。因此，不断推进农村数字化建设与提高农户互联网普及率，有助于农户家庭增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基于安徽金寨县和四川邛崃市农户的调查

基于安徽金寨县和四川邛崃市653户农户的微观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进一步讨论了宅基地退出对不同类型农户子女教育获得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有正向显著影响,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表明,宅基地退出可通过提升外出上学便利性、优化农村教育环境和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农户子女教育获得;考虑农户异质性,宅基地退出对多子女家庭的子女教育获得的提升作用强于独生子女家庭,对农村家庭女孩的教育获得的提升作用强于男孩,对金寨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提升作用强于邛崃。最后,提出宣传宅基地退出在改善农户子女教育获得上的重要作用、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的收入水平、完善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中与教育相关的配套政策、统筹配置城乡教育资源等建议。     

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村主任受教育程度既关系到基层人才队伍质量,也影响着农民生产生活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基于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面板数据,分析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当选村主任,能显著提高农民家庭的人均总收入,并且在农民收入多元化发展和农民群体内部异质性并存情况下,村主任增收渠道和效应产生了不同的受益群体,能够显著增加种植大户的人均农业收入和低收入农民家庭的人均非农收入。在山区等信息封闭的地区,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当选村主任对农民家庭收入及结构影响更明显,能增加山区农民家庭人均非农收入和人均财产性收入,减少其人均救济低保收入。建立健全农村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对不同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的农民家庭分类施策、因材施策,对于乡村人才振兴与减少相对贫困、提升农民家庭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民精神贫困问题及化解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利抓手,是发展农业农村和富裕农民的有效方式.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动力之源,对乡村振兴至关重要,但农民精神贫困无疑成为乡村振兴的内在制约因素.当前,由于农村经济条件限制、教育不足、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够、政府的忽视和农民自身保守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农民精神异常贫困,具体表现为迷信思想...     

家庭收入、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城市家庭教育投资

使用901个城市家庭的样本讨论家庭收入和未成年子女数量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发现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子女人均家庭教育投资水平负相关;家庭主事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教育投资越大。家庭年收入水平在本研究中未对家庭教育投资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云南布朗族农村家庭教育结构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家庭结构主要体现在对非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差异上;家庭收入结构依然比较传统主要依赖农业和务工;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对家庭收入作用较大,其中男性劳动力人口数更具显著性,劳动力受教育总年限对家庭收入具有显著性影响但力度不大;家庭教育结构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但作用的方式依然体现了不同的家庭教育结构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水平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实证分析以中国30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运用熵值法综合测算出2011年—2020年的乡村振兴水平，总结出其时空差异特征，并基于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揭示了乡村振兴水平空间差异的来源，在此基础上通过二次指派程序法(QAP)着重探究了乡村振兴水平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0年间，乡村振兴水平呈现波动式上升，且在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后快速增长，其空间分布始终具有“东高西低”的特征，并随着时间推移展现出“南高北低”的特征；乡村振兴水平空间差异整体呈现缩小态势，四大地区基尼系数的大小次序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东北间的差异最大，中部—西部间的差异最小，区域间差异成为其空间差异的重要来源；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对乡村振兴水平空间差异有显著正向影响，市场化水平差异有显著负向影响。研究结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制定依据。     

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普及,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经济行为影响巨大。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五期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非农收入的负向影响较农业收入更大,在使用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及其他稳健性方法后,结果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得出,女性、中青年、东中部地区受数字鸿沟的负向影响更大;从收入层级来看,数字鸿沟对高收入阶层的非农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农业收入产生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鸿沟削弱了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积累、阻碍了家庭的创业行为,降低了家庭收入,且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农收入上。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微观层面数字鸿沟指标构建、缩小数字鸿沟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欧盟特色农产品营销策略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群体数量大,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置于战略高度。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特色农产品的营销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一环,也是解决农民经济收入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带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本文在概括乡村振兴战略、欧盟特色农产品营销概念及内涵的基础上,着重总结欧盟特色农产品营销策略和经验,为我国乡村振兴背景下特色农产品营销提供可借鉴经验。     

乡村振兴过程中规模性返贫的风险测度 ———基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脆弱农户家庭收入冲击的考察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对农户生计产生系统性风险冲击，导致更大概率的规模性返贫发生。通过考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脆弱农户家庭收入的冲击，判断其风险应对能力大小，为测度评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规模性返贫风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视角。鉴于此，基于A省968户脆弱农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有效评估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脆弱农户家庭纯收入、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的冲击效应，并且比较了冲击效应在不同家庭贫困属性、家庭健康状况以及家庭劳动力资本下的组群差异，以此来实现科学测度乡村振兴过程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研究目标。研究结果表明：其一，虽然脆弱农户家庭纯收入经受住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但更多依靠的是政府转移性收入的帮助，只要政府转移性收入发生变化，脆弱农户的家庭收入就可能会受到冲击。其二，通过组群差异分析发现，在重大外生风险冲击下，应更关注非贫困、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以及劳动力资本较为充沛的脆弱农户。其三，根据分析结果，应从重视_“造血_”功能、构筑产业防线和优化政策体系三方面激发农户内生动力、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实现共同富裕。     

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是农村生活的主人、是乡村事务的主角，理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充分激活农民主体性和内生发展动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和落实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力量源泉，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国化、现实化和时代化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力更生和主体力量，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主体性激活所面临的困难不能忽视。必须让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闪耀理性的光辉，让农民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致富”的观念转变，在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中赋能农民在乡村振兴全过程的主体性激活和创造力激发，发展和提升农民的价值创造伟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让农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在下乡资本的治理和人文环境建设中得以保护和发挥，保障和落实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知情权和受益权，让党的好政策转化为农民自觉奉献乡村振兴的实践效能。     

乡村振兴战略下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现实障碍与破解路径

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是协调乡村人地关系、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及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推进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对于激活农村土地要素、盘活农民“沉睡”土地资产、增加农民收入及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用地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现阶段,农业人口转移市民化进程中的宅基地功能演变和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宅基地功能拓展为推进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提供了契机,在实践中具有可行性。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存在“人的障碍”和“地的障碍”双重制约因素。鉴于此,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下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破解路径：一是激发农民参与的内生动力以有效破解“人的障碍”;二是探索宅基地多元利用,突出服务乡村振兴以有效破解“地的障碍”。     

“半熟人社会”背景下农民主体性的提升路径研究

“半熟人社会”是以社会学概念“熟人社会”为基础，基于现代化发展和乡村社会实态，对处于传统与现代转型中的农村社会特征作出的概念性表述。“半熟人社会”作为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环境特征会对身处其中的农民在社会意识及行动逻辑方面产生影响，其中既含导致农民在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主体性不足的消极条件，同时也存在可以增强农民主体性的重要资源。由此应从重塑“半熟人社会”中农民的本体性价值入手，加强乡村组织建设、汇聚人才资源，不断提高农民主体的组织化水平以及自身综合素质，避免乡村建设陷入农民主体缺场的困境，助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获得感现状与提升路径研究

“获得感”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多层面的丰富内涵，在改革与发展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党和国家一直努力奋斗的目标和方向。以农民群体的获得感为研究对象，从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对农民群体的影响为切入点，首先通过纵向比较，从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民生获得感三个角度，探讨当前中国农民的获得感现状，并通过横向的城乡比较来分析当前中国农民获得感现状，最后结合乡村振兴的战略布局和要求，从推进产业振兴、优化生态环境、培育文明乡风、加强基层治理与促进生活富裕五方面对提升中国农民获得感的实践路径提出建议和对策。     

土地流转与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家庭发展视角下的经验探讨

土地是农村家庭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土地流转是农村家庭在城镇化进程中生计转型的重要标识,直接影响其收入。基于产权调整逻辑与家庭发展理论,利用课题组2018年全国农村调查数据,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土地流转对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土地流转的制度设计对缩小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土地转出显著缩小了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同时,土地流转对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受到家庭发展特征的影响。家庭发展目标、代际联系与家庭生命周期从不同的路径影响了土地流转缩小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需要结合自上而下的产权路径与自下而上的家庭发展路径进行综合考量。     

美国农场家庭收入差异及因素分析

本文根据年销售额对美国家庭农场进行分类，从农场现金总收入及组成、农场财务业绩、家庭收入来源及水平、政府补贴等方面对美国家庭农场收入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出了不同类型家庭农场在收入的各个层面均存在明显差异的结论，并对引起差异的因素进行分析。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山东潍坊的调查

基于2008年山东省潍坊市的农村家庭住户调查数据,构建一个半对数模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数量与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家庭总收入,非农经营活动对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劳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家庭总收入之间成U型关系。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关键在于政府普及农村教育培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个人创业和非农就业;逐步开展农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的前提条件和实践路径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决策，《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则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确立了“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绿色发展回答了生产发展和生态保护如何实现统一、农业如何保持持续健康高效发展、农村如何摆脱对城市的依附三个关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的关键性问题，阐明了实现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是生产力布局优化、“两山”转化以及消费绿色转型，科学回答了乡村振兴的“如何可能”的问题，阐明了实现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农村文化礼堂:耦合逻辑与价值输出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方案和乡村建设的总方针,农村文化礼堂则是乡村振兴的一个载体。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文化礼堂的文化价值、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分别与“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三大目标发生不同程度的耦合。然而受到不同制约因素的影响,农村文化礼堂的多维价值输出正面临不同程度的考验。为此,要通过确立实效性与创收性结合的建设运行理念、完善引导性与多元化结合的参与主体结构、构建广泛性与全面性兼备的主体教育机制、打造借鉴性与创新性互补的活动开展模式、建立规范化与多样化兼备的成效考评机制等措施促进农村文化礼堂价值有效输出。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关系的分析

教育是投资而不是消费,教育投资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之间到底有没有必然联系?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收入有什么影响?本文对此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