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作用及局限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事关国际社会的前途命运。作为国际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具有专业知识的行为主体,国际组织在弥合各国分歧、统筹各国行动上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对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作用、局限及未来路径进行梳理整合,丰富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相关的理论成果,推动国际组织更加高效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地位

全球治理的新形势给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当前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现状决定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可以总结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推动者与国际法治的维护者。未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路径是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根本方式是法治。而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关键是提升法治话语权。为此,中国必须致力于运用法治话语来表达自身的立场和诉求,充分利用通行的国际规则来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创新完善。     

论全球治理中的媒体问题

30年来,有关人类“环境政治”全球治理的事件和议程不断发展,主要表现在治理内容的深化、参与主体和范围的扩展、受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治理原则的变化和发展、治理机制的完善和学界研究的扩展、深化和全球治理伦理的初步形成。由于媒体本身作为沟通渠道的中介性质,它在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文化传承三个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媒体系统理应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媒体系统良好的传播和中介作用,大到整个全球组织,小到一个地球公民,都将不可能有效地了解并参与全球治理。     

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着许多不可能仅仅依靠单一国家或地区就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全球治理随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国际关系理论的几大流派在这个问题上莫衷一是,各个学派的全球治理理论也不尽相同。然而,美国作为冷战后国际格局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中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就决定了无论哪种全球治理理论都必须正视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政策和立场。本文旨在通过回顾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在应对全球气候问题时的态度和表现,进而揭示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FAO援助机制的嬗变及中国应对

《巴黎协定》明确了"自下而上"型的温室气体贡献目标,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更需包括FAO在内的多元主体予以共同治理。事实上,FAO已将援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粮食安全的传统工作范围延伸至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但客观而言,其仍存在国际合作模式僵化、机构设置与整体目标不匹配、行动能力不强、工作透明度不高等一系列问题。对此,FAO宜在自身改革和治理中更突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地位,加强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的互动与衔接,创建发展中国家关于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的数据库。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亦应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机制的完善,并创新农业发展战略和碳融资方案。     

“和谐世界”:全球治理中的中国思维

"和谐世界"理论是在全球化发展和国际问题不断出现的情况下,中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构,在全球治理实践过程中运用创新思维的结晶。该理论倡导和谐的安全观、发展观、文化观、治理观,并且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它是全球治理的中国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提炼,也是对西方全球治理理论的补充和改进。"和谐世界"理论有利于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基础上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建设一个符合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自由、公正、平等、包容的和谐世界。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的角色转型——兼论中国困境与出路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1.0时期、2.0时期到3.0时期,城市逐渐实现了从“幕后参与者”到“共同引领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转型既得益于全球治理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更受惠于城市外交理论的推动和全球气候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之驱使。就目前来看,中国城市的这一“共同引领者”角色还无法完全体现出来——不仅在隐性的“南北分割”的权力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分歧中,面临着对外发展的困境;而且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行动的“单向”型构造及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治理责任”的两难抉择中,面临着对内优化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可以采取“两条干路+六条支路”的“两轨并行”式路径来寻求合理的应对之策。国家可以在寻求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之时,进一步完善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立法,并赋予城市以一定的自主性;而城市也可以在深化城市气候外交,加强与国家的“双向”型气候治理互动的同时,推动“韧性城市”的长效发展。     

论“全球公域”治理困境及中国的治理话语权建构

由于现有全球公域定义的不合理,导致国际社会在面对全球公域治理时出现了诸多思维困境,而这些思维困境又严重阻碍了有效的全球公域治理行动。与此状况相应,中国在全球公域治理中的实际行动与话语能力也出现严重不相称的状况。面对这种情形,提出符合全球化时代特征的更为合理的全球公域观和治理理念,对于克服现有全球公域的治理困境,实现人类有效利用全球公域,对于改变中国在全球公域治理中的不合理地位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全球文化治理中智能传播的双重角色

2022年以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竞相问世,标志着智能传播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全球治理文化转向的背景下,智能传播在全球文化治理中兼具手段与对象的双重角色。智能传播以其强大的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能力,强大而便捷的内容再开发、加工、生产和传播能力,强大的语言理解和翻译能力,表现出强技术赋能效应而被视为全球文化治理的新手段;与此同时,由于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数字殖民、数据与算法偏见、虚假信息等问题,智能传播自然成为全球文化治理的对象,需要从技术伦理、政府规制、行业监管、媒介素养等方面规避和防范可能的风险。     

“认知共同体”与全球环境治理

全球环境治理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领域,全球环境问题对国际合作的实践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带来了挑战。而Peter M．Haas所发展的“认知共同体”理论,为理解国际环境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认知共同体”理论认为对特定环境议题持有共同理念的跨国科学家联盟有助于帮助决策者进行议题界定、厘清国家利益以及提供政策选择,从而有效地促进国际环境合作。     

西部开发中的农业问题

东西部差距突出表现为农业差距,而且农业差距在扩大.西部地区农业落后的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差,市场环境差,农业投入少,资源流失多.农业产业化是西部农业开发的必然选择.     

全球价值链的模块型治理模式研究

价值链的治理问题是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通过分析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决定因素进而分析了不同价值链治理模式间的转换和演进,特别对模块型治理模式内不同价值环节模块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剖析。并且本文认为嵌入模块型治理模式的全球价值链,既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产业升级的基本途径,又是升级结果的体现。     

农业投资与云南农业的发展

农业投资对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云南的农业投资就总体而言,都表现为投资不足.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投资之所以不足,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或者说对策.     

环境政治视角下的环境全球治理探析

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而单一民族国家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时却显得力不从心。全球环境治理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受到极大关注。问题在于,国家之间的利益选择和矛盾冲突让全球治理的前进脚步异常沉重,全球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有效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的发展,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由全球化所引发的全球性人类困境问题使传统民族国家政府行为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全球性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由此兴起。西方理论界在多个维度上探讨关于全球治理问题，涉及到民族国家主权、公民社会、世界主义民主模式、文明与文化等诸多方面。同时，各国政府、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跨国公司以及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等也纷纷转变传统的行为模式，为全球治理的实践发展作出了重要的探索。     

全球治理视角下亚欧金融合作机制构建

亚欧合作反映了亚欧政治上彼此借重、经济上互有所需的战略需要,其重要性不容低估。尤其在后危机时代的金融领域,亚欧双方都有合作的强烈愿望与需求,但合作无论从深度、广度都缺乏实质性的进展。亚欧金融合作同时也是全球治理理论的一个重要实践进展。在建立多边的全球金融秩序和金融市场监管架构重组中发挥更大作用是亚欧共同利益所在,亚欧金融实践趋同提供了合作的现实基础,制度化的治理机制使合作从务虚走向务实。有效的亚欧金融合作机制总体框架可以描述为:以风险防范与金融监管能力建设为先导,以亚欧共同基金为平台,深化货币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经验分享机制,融合亚欧构建多边国际金融体系架构的共同努力。     

国际政府组织与全球治理

冷战结束以后 ,随着全球化的兴起 ,环境、人口、恐怖主义、毒品交易、疾病传播等原本属于“低级政治”领域的内容 ,日渐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治理在这些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面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借助国际政府组织等在全球范围进行超越国界的全球治理就成为必然。但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国际组织在克服民主赤字 ,加强与其他行为体的合作 ,同时 ,还要谨防一些大国借助全球治理理论 ,侵犯别国主权 ,干涉别国内政     

分析师在企业风险承担中的作用:治理抑或压力

现有基于国外数据的实证研究对于分析师在企业风险承担中发挥的作用尚存争论——"治理假说"和"压力假说"分别认为分析师跟踪会促进和抑制企业的风险承担。为进一步验证上述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以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分析师跟踪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且该增量效应在创新性较低的非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竞争性水平较低的垄断性行业中更强。这说明,在我国市场中分析师跟踪的"治理假说"占主导。进一步分析发现,分析师跟踪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增加了企业价值,且该价值效应在上述不同类型企业或行业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替换相关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上述发现提供了分析师如何影响企业价值创造的具体证据,对于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生态优化及分析师行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我国对《农产品协议》的利用和遵守

虽然我国加入WTO后农业保护受到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农产品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AgreementonAgriculture)约束 ,但这并非意味着我国将放弃一切对农业的保护手段 ,相反 ,《协议》中规定了一些例外及特别条款 ,我们仍然能够、而且也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条款来对农业这十分重要但又很脆弱的特殊产业实行合理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