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权力清单的合法性审查

根据《指导意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应该“抓好清权、减权、制权、晒权等主要环节”,对清理后保留的职权“应该逐条逐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查”。然而,政府权力清单编制中存在“权力”归属判断失当、“权力”范围过度扩张与权力清单的功能定位偏离等问题。权力清单的法律边界包括形式上权力依据的有效性与实质上权力转化的合理性两个层面,通过运用合法性控制手段保证政府权力清单的形式要求与实质标准相互统一,有利于实现权力清单的规则之治。权力清单基准法是权力清单中“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基础,权力清单编制包括清单基准法清理与权力分类合成两个阶段,只有完成权力清单基准法的合法性审查,才能依据权力清单基准法对行政权力进行清理、分类、汇集与合法性审查。建议分别从审查主体、审查内容、审查方式、审查程序四个层次构建权力清单基准法的合法性审查机制,间接实现对政府编制权力清单的立法规制。     

权力清单的行政法构造

目前我国权力清单是由行政系统内部通过行政文件的方式进行构造的,这种方式存在很大缺陷。因为它将权力清单作为一个事实行为、内部行为、政策导向来看待。事实上,权力清单是具有严格的行政法属性的,不应当与行政政策相等同。如果仅仅将其处理成一种权宜之计,就会大大降低权力清单在行政法治中的价值。因此,我们认为,权力清单必须和我国行政法治的完善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修改行政组织法,将行政系统中的综合权限和职能权限予以厘清;对相关部门行政管理法进行修正,针对每一个部门管理将该领域的权力以清单的方式列举出来;制定专门法典,列举相应的权力清单。     

论行政法规范化权力清单的构建

权力清单有着行政与法治两种不同的构建方式,并相应地存在着内部自律与法律规范两种不同的控权路径。当前通过行政手段构建的行政政策性权力清单采取的是内部自律性控权思路,该类权力清单存在推行思路错序、推行主体单一和推行方式不规范等问题。现阶段亟需在遵循基本法理和改革的应时性与立法的规范性相协调的原则下,采取法治手段通过三层级规范路径将权力清单由仅作为行政机关自律控权的政策性规范转变为具有规范控权功能的行政法律规范即由行政政策性向行政法律化转变,从行政系统内外两方面发挥权力清单作为行政法成文法源的法律规范控权效力的制度价值。     

浅析权力清单制度的法律性质

权力清单制度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规范、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权力清单制度的具体运行中,各地政府部门及学界的有些学者对于权力清单制度的认识存在诸如"依权力清单行政"、"清单之外无权力"等一些思想认识误区,这些误区是对权力清单制度的错误理解,即未能正确认识权力清单制度的法律性质.因此,本文从权力清单制度的法律性质界定入手,针对权力清单实施中的一些认识误区提出自己的观点,以期能够有利于今后权力清单制度的实施.     

权力清单制度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功能研究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是实行"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的重要一步,彰显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决心,也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之法治化水平优化的重要举措。权力清单制度通过对权力事项梳理、明确权力依据及职责范围提出各类权力的管理要求,将政府的权力界限置于清单的范围之内,一方面优化权力运行制度,提高政府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另一方面,优化政府治理的路径选择,推动服务型政府的转型。然权力清单制度在促进政府治理优化过程中仍面临定位不明确、效力不确定及功能待完善等问题。本文从权力清单的功能定位出发,结合权力清单的现实作用,对其在政府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意义及存在路径进行阐述。     

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改革深水期问题与对策研究

我国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改革至今已进入“最后一公里”深水期攻坚阶段,深层次存在的权力清单改革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如加剧各自为政或重新打乱秩序、清单改革缺乏监督管理、清单内容公开度不够、相关法制建设匮乏及清单改革缺乏统一管理等。鉴此提出建议:推行清单改革动态化、强化清单改革监督管理、促进清单改革公开化、加快清单改革法制建设、完善清单改革评估机制。     

加强建立和完善行政权力清单制度

建立和完善行政权力清单制度,规范政府行为,清晰地划定政府行为边界,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性制度环节。建立和完善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有助于廉洁政府、阳光政府建设,通过明确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推进的要求、建立行政机关权力清单的监督考评机制、确保行政权力清单的持续性等手段,则有助于切实推进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贯彻执行。     

控制权力:一个功利主义视角——县政"权力清单"辨析

目前我国县级政府推行"权力清单"的目的是要控制和规范政府的行政权力,目标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多样性变化而控制和约束权力的越界和不当行为,从而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确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权力清单"的规范涉及中央与地方分权、政府职能转变、治理法治化等问题。然而,控制和规范政府权力,不仅涉及权力的结构性问题,更涉及权力的本质规定问题。县政"权力清单"的出台是在不触动基本权力结构的前提下做出的,也就是说,"权力清单"只是政府功能性权力的范围和职责的调整。规范县政权力必须在基本政治框架内和权力结构上做出制度性的调整和结构性的调适,不然,"权力清单制度"的推展不可能达到控制和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的目标,只能是政府"自己规范自己权力"的单方面举措而已。     

权力清单视角的深入反腐败研究

自2005年我国首份权力清单面世以来,中国开始了权力清单建设之路。权力清单对政府起到权力制约、监督作用,是加强权力监督、源头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取得一些成效,公众对未来的反腐工作有了更多期待。深入反腐首先要认清我国腐败萌生的原因,因地制宜地寻求对策。权力清单从规制权力的视角入手,从源头上杜绝腐败产生的机理,预防腐败的产生。另外,由于腐败萌生的多因性,发挥反腐实效还需要澄清权力运行乃至腐败发生的政治生态环境,使清单建设与反腐法律、制度、廉教的建设协调统一。     

法治视野下高校权力清单制度探究

建立高校权力清单制度为高校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提供制度保障,可以最大限度实现高校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的协调和相互制衡,达到限制和控制权力、完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目的,形成现代大学制度。与政府权力清单相比,制定高校权力清单具有复杂性和现实困境。可以借鉴政府权力清单的模式,厘清高校权力的属性及边界,以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进行系统的清理和审定,明确制定原则和程序,加强监督和问责等路径,实现高校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     

西方近代分权理论的形成探究

古代西方混合政体理论发展到近代遇到主权论的挑战,主权论认为权力是不可分割的,即使是古代,权力也统一于某一个阶级手上.为应对主权论的挑战,近代分权理论应运而生,它可以解释这样一种现实,即权力虽统一于某个阶级手上,但它仍然被制度性地分散到国家各机构中去.     

戊戌维新与“近代救亡的中国观”的中级形态

清楚地意识到列强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在批判地继承洋务派思想的基础上,康有为等维新派把“近代救亡的中国观”推向了中级形态：中国幅员辽阔而物博,人民广众而聪颖,文化悠远而深厚,居地球第一等大国之资格;惨败于东瀛日本,遭遇列强瓜分,乃奇耻大辱;唤醒人民的自强意识,建设巩固多民族统一的大中国,才能免于亡国灭种,进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挽救中国于危亡的根本途径是变更政治体制,以此带动军事、经济、文化的更新;服务于变法救亡,需要进化的历史观、自由平等的人权观、主权在民的国家观以及冲决网罗的批判精神。宣传救亡、推进改革、更新观念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不朽功绩,但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不够,对中国各社会阶层的认识肤浅,找不到变革中国的根本动力和现实方法,导致了变法运动的失败。     

区域投资环境中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分析

通过对区域政治力、经济力和文化力"三力"的构成要素分析,提出区域投资动力是"三力"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支撑所构成的综合动力。构建区域的投资动力要从"三力"的构成要素和体系出发,承认不同区域的动态差异性,科学合理,因地制宜,适时有效调整影响区域投资动力的不利因素,提高区域投资动力,增加各种资金的流入。     

国外刑事检察权限之比较研究

国外检察机关虽然大多属于一种行政机关,但各国检察机关的刑事检察权限并不完全相同。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是否有侦查权、起诉自由裁量权的大小及限制、是否有刑罚执行权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诉讼价值观念、权力观念方面的因素,也有诉讼传统、刑罚目的不同的因素。因此,我们改革过程中借鉴国外检察制度时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     

论政府治理法治化--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权力清单制度是其重要手段。将“管理”改为“治理”,突出的是“治”,即“法治”。“法治”在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权力清单”在于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两者似同非同。前者基于宪法至上,后者脱胎于简政放权。要使权力清单制度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使其回归法治,即政府治理法治化。     

董事会权力中心的生长与回归

公司机关之间决策权力的分工配置,是公司治理的枢纽问题与要害所在。在中国公司分权的现代化进程中,呈现董事会中心渐进回归的趋势。董事会享有公司经营决策权,尊重不同类型公司的治理差异,给予公司更多的自治空间,已成为全球公司决策分工治理的经验共识。中国上市公司的商业治理实践显示,经由章程不断扩张的董事会权力,已经向股东会权力中心提出挑战。司法实践中关于公司治理分权边界的模糊,剩余权力归属不清的诉讼分歧,要求对公司决策权力分工进行立法改进。在公司法改革中,应考虑在股东会保留修改公司章程、选举和罢免董事等有限的法定权力的基础上,重塑董事会经营决策中心,尊重董事会与经理分权的弹性。董事会的权力边界应当以法律和公司章程为限,股东会不得任意行使董事会职权。尊重公司治理的自生需求,改写董事会作为执行机构的简单定位,回归董事会中心主义,或许是中国公司治理胜出的自主道路。     

母子公司治理中的非平衡性及其机制优化

母公司权利很大却责任很小,子公司权利很大却责任很小,子公司之间缺乏沟通或存在不合理的竞争。母子公司治理中非平衡性产生的根源是：母公司的权力边界不明,尚未建立起合理的子公司治理结构,代理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尚不健全,母子公司的信息机制尚不完善,集团文化缺失。通过建立责权利平衡机制,优化权力配置机制,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建立集团协调机制,建立集团统一文化等手段来优化机制,才能发挥集团公司的整体作用。     

从“创刊”到“复刊”的转折——对1976—1979年文学期刊“复刊号”的考察

1976—1979年是文学期刊复刊的一个高峰期,以文革结束为界,“复刊”的形式存在“创刊”、“复刊”的差别,这暗示了政治权利的转移和期刊领导权的易手,它们所刊发的内容也折射出文艺政策的转折、文学环境的变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折也是有限度的,它必须在新的意识形态的允许范围内寻求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