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黎族社会流动状况的初步考察

对245户黎族家庭的调查结果表明,受访家庭户主的社会流动率较低,向上流动渠道不畅,社会封闭现象严重,部分受访者的社会阶层不升反降.受教育程度越高者,所处社会阶层越高、越稳定,流动的比例也越低.受访群体的代际流动渠道狭窄,上升渠道单一,从事商业服务业几乎是农家子弟的惟一上升途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户主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与父辈相比并没有明显的提高.     

海南黎族社会阶层分布及社会流动状况调查

对500户黎族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海南黎族的社会阶层分布呈明显的倒丁字形结构。尽管绝大多数受访者对自身所处的社会阶层和收入不满，但仅有12．8％的人有流动经历。黎族的代内流动以低阶层间流动为主，所处社会阶层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者流动率越低。其中上升流动率仅为29．7％，半数以上为下降流动。黎族的代际流动渠道严重不畅，主要原因在于子辈中接受高中以上教育者比例与父辈相比不升反降。提高黎族的受教育水平，改善就业环境，增强其不断流动与向上发展的愿望和进取心，是提高黎族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有效途径。     

家庭化迁移与乡城流动人口的多维度社会融入——基于三类迁移模式社会融入的比较

家庭化迁移日益成为我国乡城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但家庭团聚能否促进社会融入尚不明晰。基于2014年8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针对核心家庭三种迁移模式——单人迁移、夫妻迁移和家庭迁移，从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对比三种类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不同维度的差异及影响因素，并运用倾向值匹配法验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表明，夫妻迁移者社会融入水平最低，家庭迁移者最高。社会融入各维度不均衡，经济融入和社会适应较滞后。家庭化迁移对除社会适应外各维度社会融入起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和流动经历对社会融入各维度起促进作用，城市类型的影响则较为复杂。鉴于家庭团聚能促进个体的社会融入，地方政府应为乡城流动家庭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建立家庭友好型社区，促进流动家庭市民化。     

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流动感知与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3数据的经验研究

文章旨在通过对201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探讨育龄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流动感知与其二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低;个人收入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低;所在家庭拥有房产数量越多,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越强。不同主观流动感知的育龄女性其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认为自己过去十年阶层上向流动的程度越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就越强;预期未来十年社会阶层上向流动程度越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就越强。     

教育代际流动与就业质量:动态效应与作用路径

从代际资源优势/劣势累积的视角出发，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数据，构建了收入、社会保障、工作满意度的三维就业质量测量体系，探讨教育代际流动对受雇者就业质量的动态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使用相对教育水平衡量法可以将教育代际流动分为高教育稳定、向上流动、向下流动和低教育稳定四种类型，其中高稳定流动者拥有较高的代际资源优势，就业质量最高，其后依次为向上流动组、向下流动组与低教育稳定组；年轻队列相对年老队列的劳动者，不同教育流动轨迹之间的就业质量差异呈扩大趋势；教育代际向下流动组与低稳定组的年龄累积劣势在年轻队列中更为明显。在此基础上的机制分析表明，教育代际向下流动与低稳定者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几率较低是其就业质量劣势的重要来源，而教育向上流动者的劣势则来源于较高的过度教育率。中国切实推进实质性的教育代际向上流动，不仅能助力教育公平发展，更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重要途径。     

当代中国大学生“理想自我”的特点

本研究的结果提示出当代大学生的理想自我的特点为：更注重高层次的理想社会自我的实现；理想自我的内涵中个人主义倾向明显；女大学生的理想处境中更强调男女机会均等，家庭美满；男生强调开拓进取的理想心理品质及富于刺激的生活方式；城市学生期待真诚友善的社会处境；农村学生更期望能出人头地，得到社会尊重；文科生追求独立的、创新的心理品质，重视理想、抱负的实现；理科生更强调理想社会处境的安宁太平、人际及家庭的融洽和谐。     

网络社会资本与居民创业：以微信使用为例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网络交流对居民生产和生活日益重要。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的数据,以微信使用情况为例,系统探究网络社会资本对居民创业的影响及可能的作用渠道。结果显示,网络社会资本有助于居民创业,且对发展型创业的影响大于生存型创业。异质性分析表明,网络社会资本对教育水平较低、农村居民、原生家庭社会阶层较低、父亲有过创业经验的居民促进效用更强。机制分析表明,网络社会资本主要通过信息资本机制、便利融资机制以及线下互补机制促进居民创业。     

农地确权能否提高农户参与村庄选举的意愿?

借助中国新一轮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在围绕产权行为能力与产权实际执行程度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CLDS 2016年全国6 94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等方法分析农地确权的选举效应,尝试回答农地产权这一经济权利能否带来农村更加广泛政治参与的问题。结果发现：农地确权显著提升了农户参与村庄选举的积极性,但这一影响只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中成立;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内部,相较于非农劳动力,农地确权更能提升农业劳动力参与村庄选举的积极性,相较于男性,农地确权对女性农业劳动力的选举效应更为显著。可能的机制在于农地确权证书的发放增加了农业生产主体,尤其是女性农业劳动力对农业生产收益的重视程度,进而提高了其参与村庄民主选举的积极性,目的在于以参与集体行动决策来拓展自身产权行为能力,从而获取预期农业收益。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留守妻子”生存状态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和谐环境，而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排斥着农村夫妻共同迁居城市就业和生活，这导致了许多半流动农村家庭的出现。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在农村社区的不稳定性和欠和谐发展，给广大农村造成了各种经济的、社会的隐患，是新时期农村建设的不和谐因子。夫妻在外出与留守的抉择中，多数妻子无奈地选择了后者，承担起了本应双方共同承担的家庭责任。研究表明：虽然大多数“留守妻子”是由于子女的教育才留守在农村的，但她们却缺乏将子女教育成才的自信和能力；丈夫外出后，大多数农村“留守妻子”认为其安全感和幸福感降低了，部分认为更幸福的妇女主要是由于经济收入的增多或可以免除家庭暴力行为；“留守妻子”的选举投票自主权有所增强，但是她们参加干部竞选的积极性降低。     

农地可持续利用的变量解释和实证分析

农地可持续利用除了与农地产权紧密相关之外，在实践层面的直接和惟一表现就是农村经营模式。而经营模式与农地产权安排是互为因果的，它们都受制于政府职能能否适时转化。对于政府来说，解决这一问题至少要有三个抓手：其一是组织化程度；其二是非农业就业机会；其三是非农地化系数。政府层级过多和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比较严重的寻租问题。对于农民个体（专业户）而言，非农地化是他们无法对抗的。这也严重的降低了他们对未来的预期。至于处理好组织化与农民个体（专业户）、政府之间的关系，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满足市场的自我实现功能。     

流动人口城市融合意愿统计分析

文章基于2012年G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统计数据,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方法统计分析影响流动人口城市融合意愿的主要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总收入、在流入地居住时间对流动人口留城定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我雇佣者、在本地生活感觉幸福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定居城市;城市归属感在流动人口城市定居决策中也产生积极的影响.相反地,过去一年给老家寄钱数目却对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产生消极的影响.而性别、户口性质、婚姻状况、社会交往对象、是否跨省流动、是否与家庭成员同住等因素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农村家长参与学校教育何以低迷?——基于场域、资本、惯习作用的机制研究

农村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是提升子女受教育的质量、改变身份并向上流动的重要因素。试从场域理论出发分析农村家长参与学校教育低迷的现象。研究发现：家校互动场域由分离走向合作是家长主义浪潮和家庭教养方式“中产化”趋势的影响所致；农村家长由于资本匮乏和惯习机制难以契合家校互动场域变化。具体而言：经济资本匮乏导致其市场化选择不足，文化资本匮乏消磨了家长对孩子的耐心，同时又加剧了对教师的依赖，经济和文化资本不足使家长在家校互动场域中形成多种结构性压力；农村家长对家校合作的认知是其家庭内部竞争性冲突的惯习的产物，与场域、资本交互作用导致农村家长参与行为的低迷。     

家庭经济地位与教育期望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个体早期教育期望对于其未来教育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在前人对地位获得模型的研究基础上,以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2013～2014基线数据）为样本,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线性回归以及二元逻辑斯蒂线性回归方法,探讨了家庭收入对青少年教育期望的影响。研究发现:出生于家境贫寒的青少年,其教育期望年限更高,更期望上大学,希望接受硕士、博士等精英化教育;在职业教育与大学本科教育的选择中,家庭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表明青少年并没有因为其家庭条件不好就降低对自我的教育期望,选择进入次优的大学专科教育。研究结果表明,贫穷不一定导致青少年较低的教育期望,反而正是这种艰苦的家庭条件,对青少年起到了激励作用,使其对改变家庭命运、实现向上流动具有更强的信念,希望通过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实现阶层的跃迁;对此的政策蕴含在于要积极创造条件,帮助寒门学子超越自身及家庭的不利条件,使之获得力争上游、实现高等教育梦的机会,促进社会合理有序的流动。     

不确定性与农民工非永久迁移

中国社会已进入一个高度流动、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时代。 农民工一方面难以从资本那里获得稳定工作和报酬的承诺,另一方面也难以从国家那里获得充足且稳定的保障预期。 田野调查发现,农民工深切地体验到就业市场、社会保障、社会资本、城市生活环境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这些风险体验形塑了农民工不确定性的乡城迁移态度以及非永久迁移的行动选择。 从深层次看,农民工的非永久迁移,实质是生存理性下的一种再传统化行动,即希望通过回归村落共同体以应对系统风险。 为此,在乡村振兴的战略下,应注重村落共同体的维续和发展,给予农民工逆城镇化的机会。 同时,应采取流动的城镇化策略,即不应以定居的视角来推动城镇化,而是建立一个开放流动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那样可能更能满足农民工城镇化的现实需求。     

信息化、农地流转与农业经营收入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下，农地被认为是苹果种植户最重要的家庭资产，而均分土地的产权制度安排造成农地细碎化问题突出，难以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抑制了农业经营收入的提高，但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化工具的应用重新形塑了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具体情境，提高了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深刻改变了农业要素配置效率，为促进农业经营收入创造了重要机遇。文章基于降低农地流转市场交易成本和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认知等角度，构建信息化、农地流转与农业经营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OLS模型、Logit模型和有序Logit模型以及762户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在5%的水平上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还有助于在1%的水平上显著扩大农地转入规模。进一步地，农地转入规模是手机等信息化工具提高农业经营收入的中介变量，且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文章使用替换代理变量、排除竞争性机制和工具变量法等方法进行检验后发现，上述研究结果是稳健的。从影响机制角度，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通过降低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显著促进农地转入规模，改善农地要素可得性，且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是信息化扩大农地转入规模的部分中介变量。但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并未显著改善农户的农地权属认知、转让权和抵押权等农地权利认知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再延长三十年认知，这可能是因为农业经营者并未通过手机等信息化工具了解农地相关信息。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支持和鼓励手机、电脑等信息化工具在农村的应用，提高农业经营者参与要素市场的信息获取意识和能力；深化以降低产权风险预期为目标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积极利用多种信息化工具宣传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内容，改变农业经营者传统观念或认知，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预期。文章的研究结论既有助于理解信息化情境中农地流转市场的运行机理，也有助于提高农业经营收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社会认知生涯理论视角下退役军人就业安置路径研究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安置工作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基于社会认知生涯理论，以质性研究中半结构式访谈法收集了退役军人就业安置相关资料，围绕个人特质、环境因素与核心认知变量三者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退役军人生涯发展进程和困境，通过学习经验与自我效能感、结果预期、职业目标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升退役军人就业安置能力。在社会认知生涯理论视角下，学习经验是核心认知变量中自我效能感和结果预期的主要来源，退役军人就业安置问题主要体现在个人特质和环境因素两个层面，通过学习经验而影响核心认知变量。个人特质层面的问题具体表现为退役军人职场经验不足、岗位难以满足需求、自信心受挫；环境层面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安置人口基数大、管理机构有待优化、社会支持网络不健全。基于此，退役军人就业安置工作可以通过“四维职业活动，提升自我效能感”“制定培训计划，强化学习经验”“鼓励自主探索，建立目标期待”三方面，实现“个人—行为—环境”双向促进和发展的生态循环安置路径，从而完善退役军人就业安置制度。     

农民外出务工对收入影响的反事实分析

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2009年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对未外出务工农民和外出务工农民工收入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外出务工行为确实具有收入增加效应,由于样本选择性偏误的存在,传统的OLS回归分析方法低估了这种收入增加效应;另外,外出务工对不同外出务工倾向性者的收入增加效应具有强弱区别,其中,收入增加效应最强的是外出务工倾向性最高者,其次却是外出务工倾向性最低者。此研究结论与现时存在的"民工荒"现象说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解释现时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问题更需要从社会制度视角,综合社会、家庭和个人等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     

暴力复仇与社会控制——一个行为心理学的视角

从行为心理学角度出发，揭示了复仇欲望的产生过程以及可能的排遣途径；概括和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三种暴力复仇的心理和表达机制：正当途径阻塞型、社会支持崩溃型以及正式制度剥权型；并指出，实现社会控制应当关注复仇欲望的排遣，对于受冤屈者而言，除了要在精神上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畅通无阻的制度性表达渠道。     

风险态度与乡村创业——基于三种风险偏好测度法的比较

乡村创业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基础。创业是一种较高风险的投资，农民的风险偏好水平是如何影响农民的创业决策呢?本文用BRET赌博性实验、DOSPERT综合报告和SOEP简单报告三种不同的方法，设计了一个客观与主观风险测度法相比较的分析框架，对中国西南地区669个农村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及风险态度测度和分析，采用Probit模型估计了风险态度与农民创业决策之间的关系，并借助“代际差异”和“互联网使用”这两个变量对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第一，BRET赌博实验法和综合报告法得出的高风险偏好者比例和风险偏好均值都远低于简单报告法的比例，这意味着SOEP简单自主报告法中被调查者有夸大其风险偏好的倾向；第二，风险偏好水平越高的农民，越可能选择创业，也越可能采用企业家方式创业；第三，不管是客观测度法还是主观测度法，都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都能较好地预测农民的创业行为。本文不仅验证了风险态度是预测农民创业决策的关键因素，而且对风险偏好水平的测度做出了方法论上的边际贡献。     

科研单位工作减压、增效的几个途径——以新疆农科院农机化所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等的多年持续发展，社会对各行各业职业人提出越来越高的专业要求，工作压力加大，导致职场人们生活压力增加，长期处于焦虑状态。据调查，如果长时间堆积压力得不到及时调节，可能造成如焦虑、恐慌、抑郁等较为严重的问题；有意识的压力释放，更重要的是学会自我调整。把不良的情绪憋在心里，容易变得焦躁或疲乏，不仅失去了工作动力，严重的还会成为影响工作、生活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