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徽州家谱看明清徽州宗族的职业观

族规家训是规范族人行为,维护宗族运行和体现宗族群体利益的民间法规。规范和教育族人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是明清徽州家谱中一些族规家训的重要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规定族人要以四民为正业,禁止从事贱业;视读书和为士为四民之首业;在看待经商与力农问题上,有些族规家训明确主张经商事贾,也有宗族保持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禁止族人经商;重视对族人进行择业和尽业等方面的职业教育。明清徽州家谱族规家训所见之职业观与全国相比,既有其共通性,也有其特点。     

安徽宗族历史与徽州宗族社会

宗族的出现,依古人之说是起于继别子,但根本上还是私有制阶级社会的产物。由于财产私有现象在最初只可能存在于少数人中,而且当初的诸多别子又原本就是王室成员,所以原初的宗族也只存在于上层奴隶主贵族社会。而以后,因随各个别子血缘世系的不断延续扩展,大宗小宗的...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伦常秩序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制定和执行族规家法、设置排行、实施惩罚等途径,对族人的伦常关系和族内伦常秩序进行规范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维持宗族内部伦常秩序稳定的目的.在实施族内伦常秩序控制时,徽州宗族对明清封建政权制定的相关法律条文、宣扬的宗法伦理意识形态,采取主动效仿和接受的姿态,这是徽州宗族能动地适应明清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积极步骤,体现了徽州族权与明清封建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     

明清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及其祭祀仪式

明清时代的徽州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宗族管理井然有序,宗族的公共财产如族田、学田等源源不断地支撑着宗族运行的经济基础。作为程氏宗族的聚居地,祁门六都在明清徽州时代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围绕祖先等为中心的祭祀活动亦十分活跃。本文以六都为例,全面深入地对明清时代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祭祀仪式进行探讨,以期了解和洞察明清时代徽州宗族管理和运行的一般状况。     

古代宗族与科举仕宦的关系研究——以明清徽州社会宗族为例

我国古代社会具有较强的宗族性特征,宗族在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与其成员在科举、仕宦方面的成功呈直接的正相关关系.研究古代中国宗族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影响,能有效了解中国教育形态的变迁与成效.明清时期徽州在科举及仕宦方面成就显著,其宗族在对子弟科举、仕宦方面的奖掖形式及旌表方式经过年代的传承具有了风俗的特质,这为我们研究古代中国宗族教育提供了非常好的范本.     

长城抗战的历史记忆与群体认同

长城抗战参与者的口述和笔述资料,不仅对战役的整个过程和具体细节起到丰富、补正、修订等作用,而且展现出长城抗战参与者在不同时代环境下对相关历史记忆的构建及其强烈的群体认同。然而,因受时代主流话语、群体认同及客观因素等影响,第二十九军官兵的历史记忆不仅出现趋同的模式化现象,甚至还有个别史实上的错漏。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绍竑对喜峰口抗战之评议、第三十二军军部副官处长唐永良披露大刀队俘获日军坦克一事之真相,与第二十九军官兵之回忆出现冲突、矛盾,说明在史料分析中综合多方论述、辨伪去妄的重要性。     

村落与宗族: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宗族社会研究

山东运河区域聚落的形成,既受自然环境尤其是京杭运河的影响,也是明清以来外来移民迁入定居、繁衍的结果。不同的宗族组织在有限的空间内,通过墓祭、修族谱、建祠堂等方式敬宗收族,强化各自边界,但落籍先后、资源分配、文化势力不均衡等原因,又导致大小宗族进入家族组织化和制度化的进程并不完全相同,而这种差异取决于地域族群的构成及空间环境的变化。山东运河区域的地理性空间维度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水利、商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村落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和村落社会关系的构成。这表明,宗族与地域的契合,是理解区域宗族社会的关键。     

明清徽州宗族匡正不良风气的举措——以族规家法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由于徽商的成功,加之当地地痞无赖的引诱,一些不良的社会风尚逐渐盛行。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民间赌博活动猖獗、争讼之俗愈演愈烈、资产雄厚的徽商及其子弟生活奢靡等社会问题都不利于徽州社会宗族内部的稳定,因此,为了维持族内秩序的长久稳定和发展,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积极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来匡正治理宗族内部的不良风气,遏制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和发展。     

差异与互动:明清时期苏州与徽州的市镇

苏州与徽州 ,前者地处江南水乡平原 ,后者地处江南山地 ,明清时期 ,两地市镇同步勃兴、联系密切却又各具特色。本文拟对苏州与徽州的市镇进行比较 ,进而探讨在不同历史地理、区位条件下两地市镇分布、结构与功能的差异 ,以及两地市镇的互动关系与发展的差异。     

论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他推进了徽州宗族修谱传统的形成,徽州宗族修谱传统反过来促进了朱熹思想在徽州民间广泛渗透,受朱熹的影响,徽州宗族形成了重教兴文的传统,朱熹思想深刻影响了徽州宗族内部的礼仪规范建构和风俗习惯的形成.     

当代中国社会认同:历史代际、文化记忆与虚拟地理

当代中国的社会认同具有三种存在状态:一是当代中国社会认同的历史代际存在;二是当代中国社会认同的文化记忆存在;三是当代中国社会认同的虚拟地理存在。基于三种存在状态而进行的社会认同的进一步构建,相应地也可呈现为三个层面的构建,即:历史代际存在背景下的氏缘认同构建;文化记忆存在背景下的史缘认同构建;虚拟地理存在背景下的国缘认同构建。     

明清徽州的文化商人

徽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徽商的文化情结是明清徽州文化商人的主要成因.徽州文化商人有学术著述、艺术爱好、实学研究和古玩收藏等类型.他们对文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和士商融合等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宗族聚居与宗族形态的历史考察

在历史上,中国的宗族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周的宗法制阶段,东汉至唐中叶的士族、世族阶段,宋以来的庶民宗族阶段。其间,春秋至西汉,唐中期至五代,可视为两个过渡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宗族形态是不同的,其中主要的变化有:第一,宗族的平民化、庶族化;第二,宗族与政权组织的关系弱化、间接化;第三,宗族内部关系松散化,制度化程度和强制性减弱。此外,还发生了宗族聚居由北盛于南向南盛于北的变化。     

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宗族组织的变化

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变革，作为传统社会重要结构的宗族组织不是被动地接受打击，而是积极地去适应。作者以明清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为背景，从土地、贫富、租佃关系三个方面探讨了宗族组织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主动适应，揭示了正是这种主动性使得宗族组织在明清社会的急剧动荡中趋于稳定。     

明清以来徽州与苏州社会保障的比较研究

明清以来 ,由于徽州与苏州两地自然人文条件、经济社会结构不同 ,其社会保障也各具特色。而徽州商人是徽州与苏州互动的中介 ,两地的社会保障因而也发生互动联系。互动不仅对两地社会保障形式与内容产生影响 ,而且影响了两地社会的发展路向。     

明清徽州商人的职业观与家族主义

经济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是要厘清某一特定社会成员的经济理性及其与社会文化制度之间的关系。就这个主题的研究,经济人类学内部早已形成两个彼此争论不休的派别。一是所谓形式论派(formalism),主张不同社会的经济理性在相当程度内是可以化约     

论明清徽州家谱编修与徽商的互动

明清徽州家谱编修与徽商在近6个世纪的时间里相互影响。徽州家谱通过编修活动宣扬了良贾何负闳儒的理念,为徽商的经商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家谱的编修使徽商名垂后代成为可能,从而演化成为一种内在追求。家谱的修撰还为徽商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了重要的凭证,使他们能够通过商籍顺利入仕。在家谱成为徽商发展不可或缺因素的同时,徽商也为家谱的编修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明清徽州家谱编纂的繁荣。     

社群整合的历史记忆与“祖籍认同”象征:新加坡华人的祖神崇拜

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讨论海外华人的民间信仰,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关注较少的课题。本文从新加坡华人的祖神崇拜切入,以新加坡蓬莱寺的六个姓氏庙为研究个案,考察跨境“分香”的祖籍神明如何在新加坡移民社会环境下“定居”即“再社群化”,与建构新加坡华人社群“祖神”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承载着祖籍原乡历史记忆的祖神崇拜对于新加坡华人社会内部社群认同与整合的意义,以及历经从移民时代到本土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沉淀,“祖神”逐渐成为当代维系华人与祖籍地关系的象征符号和“祖籍认同”对象的历史演化。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发展和华人与祖籍地互动关系中,涵盖了祖籍地和移居地两方面历史记忆的“祖神”崇拜,将作为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和动态发展的文化纽带持续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