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与扩大公共参与——以上海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为例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扩大公共参与,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是政府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培育公民社会、积累社会资本,发展非政府组织,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参与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利于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上海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案例表明,非政府组织拓展公共服务内涵、满足不同需求、提升专业化、特殊化服务质量的潜在能量,具有激发社会活力、延伸并补充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促进社会和谐等重要意义。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应重视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和工作方式、建立现代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扩大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公共参与,形成政府、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良性互动格局,从体制、机制上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营造法制环境,并提供制度保障。     

社会调节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调节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治理机制。社会调节作为一股独立的治理力量,为社会治理注入新的活力,社会调节中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各行为主体具有不同的功能,能够综合发挥社会调节的优势。我们应从全面理解顶层设计,明晰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边界,重点支持矛盾化解社会组织,推动居民自治四个方面充分发挥社会调节的作用。     

论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的路径

社会治理社会化是多元治理主体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多元要素协同、共生,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相对较低,其中社会主体的社会治理能力问题最为突出,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基层党建水平有待整体提升;行政管理的法治与服务水平不高;保障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各种机制不健全。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关键在于引导社会组织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在基层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协同作用。     

嵌入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为视角

社会协同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过程是多重张力催生的结果。通过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将促进基层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此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当前,由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发展态势下,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分散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功能价值,通过政府—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关系运作: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实践——以G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例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领的社会组织逐步受到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客观上改变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体制,促进了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以"政社分工与合作"为内核的新社会体制的建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空间及体制空间,既需要政府政策和基层官员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我拓展。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离不开与基层官员的关系处理,从而为基层官员提供了逐利的机会,也使得制度建构中的"关系运作"有了特别的社会学意义。     

论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创新

中国传统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是一种"政府直控型"治理模式,在环境治理过程中过于依赖政府作为,具有一定的弊端。由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特殊性,农村环境治理急需建立政府、市场、村民多方参与、良性互动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这就需要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社会资本通过规范、关系网络和信任机制的共同作用实现社会整合,促进社会参与和社会合作,从而弥补传统治理模式的真空,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为此,我们应当重视和发挥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功能,创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     

政府向支持型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以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为例

政府以多种形式向支持型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近年中国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创新方式之一,也是推动中国支持型社会组织发展的助力之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向区社工协会和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这两个支持型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在当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约下,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存在不足,束缚了政府购买效果的发挥.因此,应当从政府理念、社会组织自身以及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出发,促进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发展,从而使政府购买得以深化.     

复合社会治理中的多维联动机制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形成政府有效治理和社会自治良性互动的多维格局,需要优化社会治理各构成要素的配置和运行机制。党的领导与公众参与的力量有机互动,政府规制同社会自治的合作互强,增能政府与赋权社会的机制互补,道德调节和法治保障的功能互联,是新时期优化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主体结构、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政府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复合社会治理中的多维联动能够产生综合效应,增强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活力,提升社会治理的品质。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再造社会组织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性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再造了大量的社会组织承担社会服务,这类再造社会组织在实际运行中所形成的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合作方式,具体表现为政府提供资金,民间组织提供服务的委托经营模式.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体现了社会转型期间国家社会化治理的尝试,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贫民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但这一类政府再造的社会组织运作过程中依赖政府,成为政府部门的延伸,表明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官办社会组织的合作提升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技术,进而促进了社区和谐.     

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关系研究

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密切且频繁。二者之间关系可以大致区分出抗争型互动和协作型互动两种不同模式。不过,二者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将是二者关系未来发展的基本面。总体而言,一方面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平台,另一方面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又拓展了政府问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围,并增强了政府间国际组织全球治理实践的有效性。更为重的是,在二者的互动过程中,当代跨国社会运动通过政府间国际组织或以之为杠杆,进而影响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并推动国家和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应对全球性问题。     

治理吸纳与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专业性的调节作用

我国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之一。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影响社会组织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现有研究大多从单一面向分析二者关系。文章通过整合新制度主义视角与合作治理理论,构建出涵盖治理吸纳、专业性、社会组织持续发展三者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数据中嵌套在56个城市的746个社会组织的多层次分析,发现治理吸纳可以促进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专业性可以调节治理吸纳与社会组织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治理吸纳是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前提,专业性是社会组织在政社互动中发挥能动性的重要保障。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基层党组织在社会领域的功能建设

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会领域的功能建设,不仅是夯实党的组织基础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治理活动有效开展的关键环节。一方面,党组织在社会建设领域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是社会治理活动的领导核心和组织枢纽;另一方面,党组织也要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开展基层党组织建设,并从社会认同和民众支持中汲取组织资源。积极发挥党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是党领导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也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工作重点。为了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需求,落实基层党建工作,应将建设扶助型、社会型、引导型的基层党组织作为当前党建工作的重点。     

城市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关系研究

城市结构的变化迫切需要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党建可以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内容和路径,并与其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目前,城市基层党建面临着职责定位不准、有效运行机制缺乏、群众参与不强、职能发挥较难等问题。探索从严落实基层党建、创新社会治理运行方式、有效解决群众需求的路径,有助于从体制上解决基层党建的现实困境,有效发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方向、服务群众和促进发展的多重功效。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网格化社会管理及其非预期后果——以N市Q区为例

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我国基层政府自上而下主导推动的城市社会治理变革。它延长了治理链条、下沉并整合了治理资源,加强了基层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构建了服务与管理并重的治理体系。一些地方还引入数字信息技术,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但网格化管理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如下非预期后果。"技术化"治理强调治理形式可能偏离目标实质;"科层化"的组织结构增加了治理的复杂程度;治理的"行政化"制约了社区社会资本生成;"选择性执行"行为导致了治理目标的不完全实现;"目标导向"下存有治理手段运用不当的风险;"网格泛化"则模糊了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边界、致其权责不清。避免网格化管理非预期后果负面效应的关键是要改变社会治理由政府主导并无限承担责任的体制特征,在基层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良性互动、相互制衡、彼此增能的制度性权力关系。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居民参与式基层社会治理--基于广东广宁县的经验研究

参与式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向度,更加强调参与本身的价值,更加重视社会治理中政府与 NGO 和公民等社会多元主体的合作与互动,更加推崇透明、责任、公平、有效的政府目标。参与式治理最适合、最见效的舞台是地方或基层。经验表明,践行参与式治理,可以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促进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近几年,中国基层出现不少参与式治理的成功经验,广宁模式是其中之一。总结其有效做法与成功经验,分析其运行中的不足与缺失,对参与式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基层实践均有重要意义。     

社会服务供给的合同制治理——基于G市社工服务站发展的历时性分析

乡镇（街道）社工站是我国现阶段社会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政府购买服务下的合同制治理是社会服务供给治理的核心内容。基于G市社工服务站十余年发展的历时性研究,对合同制治理中涉及的科层约制与横向合作的互动进行深度讨论,解释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和以社工站为主体的社会服务供给的变迁。合同制治理嵌入我国原有的治理体系中,从合同主体设定到服务项目发包、执行与评估,不断与原有的科层体系相调适,力图整合社区资源,激发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我国基层治理新格局的创建。合同制治理已成为我国社会服务供给的重要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