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京师的粥厂与贫民救助

清代是传统中国社会救济事业发展的繁荣时期,京师作为"首善之区",社会救济事业尤其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清代统治者的社会救济措施中,开设粥厂、煮粥赈济是清代京师救助贫民的重要举措。清代京师粥厂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官办粥厂,主要由政府投资并管理;一种是官督绅办粥厂,由士绅创办,官府监管。清代京师粥厂对于救助贫民、安抚流民、挽救民生以及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清末民初新疆官办社会救济机构述论

官办救济是一种重在"养"的社会救济,更多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救济思想.清末民初新疆官办社会救济机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国家在社会救助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逐渐弱化,民间力量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增强.     

传统延续与制度创新--近代福州的社会救济事业研究

福州传统时期的社会救济以个人善行、善社善举和官办惠政为主要形式,带着明显的道德色彩.清末民初,官督绅办的地方自治机构试图重组社会救济事业.国民政府初期,当局也提出了改造方案.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努力都失败了.而民间主导的社会救济事业,则利用了既有的救济传统和社会资源,实现了全国化、全城化与社区化的发展,创造出一套以社会组织的普遍参与为特征的"整体性应对"的救济机制,展示出延续传统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     

改组与经营：民国时期的天津救济院

天津救济院从1929年变为官办救济机构之后，进行了一系列改组、扩充，增加院外救济，从硬件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从软件上制定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到1937年前天津救济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救济院的改组与经营有着积极意义。首先，救济院采取积极的救济政策，教贫民以工艺，安排其未来，使之回归社会，为社会减轻了救助负担。其次，救济院制度性的建设也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不仅便于管理者管理，而且还有益于贫民的未来发展。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慈善救济活动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作为行业经济组织,继承和创新了会馆、公所的公益精神,在重视传统的业内济贫恤寡活动的同时,更广泛参与社会慈善救济活动。在同业公益方面,以同业救济及同业教育为主,而业内祀神的色彩渐趋弱化;在社会公益方面,同业公会代表行业商人赈灾救难、支持抗战、协助政府,以捐助钱物而非直接举办为其主要手段。此类公益活动有助于公会凝聚同业信任、树立公会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担了政府之社会责任,但过于频繁的救济活动也给同业公会带来了财政负担。     

宋代的济贫与助困

两宋时期封建政府重视社会的济贫与助困事业,建立有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养济院、漏泽园等官办济助机构,用以救济和帮助那些生活困苦、无路可走的贫民百姓.宋代的这些济贫与助困措施,不仅在当时社会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湖南溺婴之俗与社会救济

由于清代湖南百姓的贫困和当时社会上的厚嫁之俗,因此当时溺婴之风盛行,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一现象,政府与社会从法律、舆论和育婴组织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救济,并取得较大的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社会救济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溺婴问题。     

社会救助行政救济手段探析

社会救助救济手段的制度架构应该和社会救助实体法律规范的完善同步进行.在诸种救济手段中,社会救助的行政救济手段更具有优势.社会救助救济手段的完善应借助《行政复议法》修改和《社会救助法》制定的契机,扩大社会救助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增强复议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确立社会救助案件行政复议前置原则.     

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执法措施

贸易报复或中止义务事实上是一种双刃剑式自助救济,但在WTO法中却是一种强制执法措施。世贸组织把这种自助救济手段纳入其争端解决机制,不仅使它满足一定的先决条件,而且施加了严格的规则,使之成为WTO成员最后的临时救济手段,以发挥其引导成员遵守WTO法律义务的应有作用。世贸组织12年来的法律与实践表明,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中止义务这种救济手段,具有临时性、无追溯性、强制性、组织性、制裁性、非惩罚性、对等性和局限性,需要继续改进与完善。     

晚清北京慈善事业的主要变化及相关分析

由于受到社会环境变迁的影响,晚清北京地区慈善事业的施助主体与救助对象、救济手段与社会功能等均在传统基础上发生了深刻变化,显示出过渡性的时代特征.纵观晚清北京慈善救济事业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由于缺乏合理的社会制度保证,其整体上仍属消极救济.传统慈善事业在近代的转型对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发挥了重要的调节功能.     

妇联组织横向合作网络的建构

探索妇联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是妇联参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要求。以往的妇联组织体系注重纵向层级体系的建设,忽视横向、开放、柔性的与其他社会妇女组织合作的网络建设。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是实现社会协同的主要主体之一,在社会资本和网络的视角下,妇联组织的横向网络建构有助于提升妇联组织专业性、服务性和社会性,拓展社会服务的空间;是官办社团转型的必然要求;是社会组织增强主体意识的必然要求;是多组织合作,共同发展,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宋朝社会救济法律探析

与宋朝发达的社会救济事业相一致,宋朝的社会救济法律同样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仅体系完备,明确规定了救济对象、救济机构、救济内容与程序、救济方法、救济的经费保障与救济管理规范,而且内容周详具体,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同时还比较机动灵活,能够适时调整.宋朝社会救济法之所以如此发达,是有多重原因促成的,其中儒家文化的熏染、经济发展的促进、维持社会控制的需要无疑是重要推动因素.     

自媒体自净规则保护名誉权的优势与不足

随着自媒体日益成为重要的网络应用和信息获取渠道,自媒体上面的名誉权侵权行为也呈爆发之势。自媒体的特点导致自净规则对于自媒体上名誉权侵权行为能够产生较好的规制作用。因此,自净规则能够补充司法手段救济名誉权的不足,并扩展自媒体名誉权纠纷的解纷方式。但是私力救济的性质使自净规则在救济名誉权以及规范自媒体的言论上有诸多不足。只有以司法手段为后盾,自净规则与司法手段相互配合,才能在自媒体领域保护名誉权方面确有成效。     

近代灾荒与河南移民东北述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河南,灾荒频仍,为救济灾民,旅居北平的河南同乡成立了旅平河南赈灾会。有鉴于河南灾区广大,灾民众多,本地就食无望的现状,平赈会组织了灾民赴东北务工垦荒活动。经过广泛动员和周密部署,来自全省各地的数万灾民分批次到达东北,并在平赈会的全力协助下得到较为妥善的安置。灾荒之年,移送灾民远赴关外谋生,虽属"消极之救济",但在兵匪连年,军阀征战的动乱年景里,同乡组织的移民之举亦属难能可贵。     

清代京师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清代流民问题尤为严重.在京师地区,受自然灾害、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等因素的影响,流民充斥街巷,给京师社会、经济、秩序稳定带来严重威胁.为此,清代统治者试图通过开办粥厂截留流民,以及留养、资遣等举措消弭流民对京师社会秩序的冲击,京师地区逐渐形成了一套结构完整的流民应对机制,这套机制对维护京师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公民社会培育视野下的四川农村民间经济组织

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程度,不仅表现为经济的增长状况,而且表现为社会的发育程度。公民社会的发育状况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瓶颈。我国公民社会的培育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不仅使农民感到需要组织起来,而且使政府希望农民组织起来。四川农村民间组织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出现并顽强地发展着,这些组织主要的和大量的是经济组织,它们对于发展生产、化解矛盾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它们尚具有明显的官办色彩。     

论我国公务员处分救济模式的制度完善

2007年颁布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确立了我国公务员处分救济"复核+申诉"的行政主导模式,但并未规定行政救济机关的组织形式,也没有排除司法救济介入的可能,这就为从制度上完善我国公务员处分救济模式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在尊重国情的基础上,应设置独立委员会性质的行政救济组织,并辅之以有限的司法救济.     

近代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社会救济活动述论

近代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青年宗教和社会服务团体,在下属各小团体的支持下,在社会常态下以平民为服务对象的医疗救济和以少年儿童为服务对象的助学活动,及在天灾人祸下的赈灾救助成为它开展社会救济的重点。其慈善社会救济活动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是利用会员的经济优势和宗教的劝勉作用,将会员的财富分享社会,为社会造福;其二是利用自身优势,采取组织体育娱乐活动等形式为救济活动筹募经费;其三是除了物质的捐助以外,青年会作为一个宗教组织,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帮助。作为天津基督教各会开展慈善和社会救济的中心,青年会的慈善与社会救济活动在天津城市的文明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值得肯定的作用。     

清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苏州丰豫义庄研究

区别于一般意义的宗族义庄，苏们丰豫义庄是由绅宦家族捐建，面向邻里的综合性社会救济机构。乡绅以此为依托，试图通过平泉、赈济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等手段来维护地方社会的传统秩序及自身长远利益。它的创办，既是时代的要求，也与乡绅个人及其家族的遗德观念和社会、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反映了清中后期江南社会对救济由散赈向制度化发展的一种努力。乡外的救济行为并不仅仅是一种慈善行为，还是一种比暴力更具道德内聚力和持久性的社会控制手段。     

近现代华北慈善事业历史贡献探讨

民国前期,随着华北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民间慈善事业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就慈善机构来看,数量明显增加,承担起了慈善救济的重任,慈善组织间联合行动的次数增加,内部治理机构的完善;社会资源动员手段进步,其中报纸等新闻媒体主动报道慈善事业,商界和学生等群体积极参与;慈善救济也不再是恩惠与施舍,而是契合了民族复兴和发展生产等时代要求,故行动领域侧重于普及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灾害预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