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主体与模式研究

文章分析了后乡土社会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农村的空壳化,导致公共品需求主体缺失,农村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难以解决公共品供给的搭便车问题,乡村的异质化使得公共品供给组织成本加大等供给难题。同时,对现行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主体中村干部、混混、社会精英等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社会精英+宗族、国家+村干部、农户+农户等可能的社区公共品供给模式。     

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与村庄凋敝治理

在“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村庄凋敝治理”理论框架下,根据浙江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354个创业农民样本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三者的关系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创业活动能促进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改善,并作用于村庄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进而有效缓解村庄凋敝状况。因此,鼓励农民创业应该成为政府政策的着力点。     

论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

由于我国农村公共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而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筹资渠道“变窄”,短缺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应该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健全与农村税费改革相关联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在乡镇政府职能、财政体制、公共供给的决策机制、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公共品筹资渠道等方面作出科学的制度安排。     

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优化的规范分析

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质量提高，实现城乡二元社会一元化的重要基础。当前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存在供给主体有事无财、决策机制倒置、缺乏第三方参与和竞争激励、成本分担机制不合理以及乡村机构组织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低效性等问题，应从农村公共品的需求表达及集中、成本分摊、生产提供、运营管理和组织机构等方面进行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优化。     

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协整技术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收入增长都具有同等效应,其中电力供应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农业科技投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同时农村基础教育等的供给增加在现阶段对农民收入增长并无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当前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在于加大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其中重点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地方公共品供给理论研究进展及启示

现代治理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公私界限,认为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但又不局限于政府,治理主体彼此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地方治理将现代治理思想贯穿于地方政治与行政改革、地方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再造的发展过程。在地方公共品供给过程中,政府可借助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优势与能力,倡导私人供给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多元供给形式。同时,完善公共服务监督机制,强化政府的公共责任,以确保地方公共品供给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协调。     

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内生性机制分析

本文站在农村社区内部的视角,指出农村公共品的供需具有季节性、阶段性、临时性、和分散性的特点。文章认为国家在可见的将来很难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包揽下所有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内生机制将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提升农村公共品的内生型供给能力和村社承接外来供给的能力。切合农村实际的行政组织建设和社会建设,能有效的增强农村社会的整合、动员、合作能力,这是提升农村公共品供给内生性机制、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促进公共品供需均衡的必由之路。     

集体产权共有制村庄公共品策略性供给行为研究

村庄是公共品供给的重要主体,其供给效率一般与供给能力密切相关,然而村庄供给能力增强不一定会转化为供给意愿提升。基于对珠三角方村的田野调查,通过构建村民—村庄—政府三维分析框架,结合案例探讨集体产权共有制村庄公共品策略性供给行为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具有公共品供给能力,但将供给责任推卸给政府,呈现出策略性供给行为,具体表现为：依附式策略性供给、卸责式策略性供给、均衡式策略性供给和应付式策略性供给。该行为产生是因为村民保护集体产权按份共有制“私有财产”、村庄形式化民主反噬公共性和政府弱嵌入结构消解动员能力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其转向的关键在于明确政府公共品供给的边界、完善自主供给制度和重塑村庄社会资本等。     

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全面建设新农村小康社会

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在整个农村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这类产品提供的多寡和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根本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农民提供有保障的、城乡统一的公共品是促进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保持农村稳定，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     

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但近年来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对现有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探索如何发挥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多元供给主体的力量、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治理模式,直接关系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对此,网络治理理论为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文章借鉴网络治理理论的理念,探索性地构建了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并提出了创造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条件,构建合作供给平台,实施监控合作供给行为等对策建议。     

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对农业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的影响研究

农业灾害的防治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而农业减灾公共品的供给与农业灾害的防治紧密相关。据此以湖北省27个行政村的517份农户问卷为研究样本,运用因子载荷分析法选取了农村社区治理中影响农业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的14个因子,并进行了归类。然后运用结构方程分析法(SEM)确立了这些影响因子与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之间的路径图及影响系数。研究结果表明,村干部管理能力、减灾政策支持、民主决策、集体行动力等因素对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有正向影响,经济建设水平对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有负向影响;村民素质对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没有显著的影响。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根据公共财政理论,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我国对公共产品、公共财政等方面的理论研究还比较滞后,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既是实践问题,也面临许多理论问题。只有以科学的符合我国实际的理论为指导,才能对各类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分别提出科学、正确的具体思路以及对策,加快其发展。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症结。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主要是由旧公共财政资源短缺、供给主体单一、农民偏好非理性等原因形成的。政府应该通过完善目前的资金供给机制、产品供给机制和全方位的供给主体结构等措施,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从而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关乎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碎片化供给的历史演变考察,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整体性治理的应然性。进而建构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治理框架,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的三大机制,探求并分析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整体性治理机制的变量关系。借助于样本区域的调研数据,诠释了整体性治理机制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模型。同时结合非结构访谈的实践内容,厘清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的现实盲区,通过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路径的建议,进一步提升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     

取消农业税费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探析

取消农业税费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被纳入公共财政体制,由过去农民承担的制度外供给变为制度内供给,全国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逐步增加。但依旧存在很多问题尚待解决。主要表现在：第一,农业税费全面取消后,基层政府财政收入受到很大的冲击,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基层政府更是难上加难,由此导致了基层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能力的萎缩,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突出。第二,自上而下的农村供给决策机制尚未改变,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尚未建立,多层级政府决策程序链过长与满足农民多元化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第三,多层政府自身的负担与农村农民农业需要的公共服务争夺资源的矛盾没有解决。本文以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状况、供给状况分析为基础,针对农村供需之间的具体矛盾,结合中国具体的行政管理体制及财政管理体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建议。     

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研究综述

当前我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已进入攻坚阶段,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不仅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瓶颈,严重制约了农村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也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关于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问题,近年来,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已做了大量的研究。文章从农村公共品的内涵及外延、需求及供给的现状、有效供给不足的原因以及改革路径等方面对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以期进一步推进我国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早日实现和相关研究的深入。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