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永嘉学派的经学传承及思想演变

永嘉学派是宋代重要的学派之一,是浙东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永嘉学派的形成与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在学术思想上随着宋代学术思潮的变迁最终由师从二程性理之学转向注重经制、事功之学。这种转变经由了北宋中期、两宋之际、南宋中前期几个主要阶段,在每个阶段,其主要代表人物如王开祖、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其思想主张与内涵尤其是在经学诠释及思想重心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北宋的王开祖、周行己等"永嘉九先生"为奠基者,他们一般都注重心性之学,而南宋前期郑伯熊、薛季宣等是永嘉学派由心性之学转向事功之学的关键人物,南宋中期陈傅良、叶适则开始成为永嘉学派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者。     

论叶适经制事功之学的渊源及其与理学的分歧

叶适思想学术最早可追溯到“永嘉九先生”,而其直接渊源则为由薛季宣开创、经陈傅良发展的永嘉事功之学。叶适倡导事功之学 ,主张义利统一 ,并提出了“务实而不务虚”的原则。批判传统儒家的超功利主义价值观念 ,并由此与理学学者形成了分歧与对立     

两晋之际河东裴氏播迁考论

两晋前后,河东裴氏家族地位发生了较大变化,该变化与其在永嘉乱后迁徙地域和入仕政权选择有关。属司马越、司马睿阵营的裴氏于战乱中身死家破丧失了渡江之机;渡江的少数裴氏立身简素、远离宗族难入上流;受永嘉丧乱前仕宦地所在及保身全家之家族观念影响,西眷和东眷裴氏分别仕于河西张氏和辽东慕容氏政权。     

论南宋的永嘉事功学

本文试从思想演进的角度来理解南宋永嘉事功学发展的内在过程。作者认为，永嘉思想作为与理学、心学相抗衡的事功学，是永嘉学者在消化洛学与永嘉固有之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崛起的。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因学者性情等背景的不同而导致了着力方向上的差异，薛季宣、陈傅良专于经制上下工夫，为事功的宗旨寻找落实处，而陈亮（本文将他纳入永嘉事功学来加以认识）重在思想上辩论，欲为功利正名。为了克服这种思想上的分离，叶适通过否定朱熹之“道统”，直接将事功思想注入基于历史权威的道德精神之中，从而使永嘉事功学臻于完备。     

南宋永嘉学派与道学的分歧

南宋时期,温州出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清代学者全祖望《宋元学案·水心学案》按语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断断其间,遂称鼎足”。据此,可见永嘉学派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与影响。 永嘉学派渊源悠远,早在北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时期”,永嘉、瑞安就有王开祖、林石等人乡里讲学授徒。王开祖与王安石为友,注重史学,主张改革。林石是胡瑗、陈襄的再传弟子,习《春秋》之学,“以其说教授乡里”。王、林两人虽学有异同,但都给予以后永嘉学者以良好的影响,使以后永嘉学者能博采各家学说,不依傍门户。特别是     

从黄氏家谱看家族文化基因对黄式三父子的人格影响

家谱文化中,蕴藏着家族成员文化人格的历史基因.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是定海黄氏家族史上最耀眼的两颗明珠,是名载史册的晚清学术名家,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由崇教尚文、善良慈德和孝悌传家构成的家族文化背景对黄式三父子的治学精神与人格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瑞安公园路:东南小邹鲁的缩影

天瑞地安,人杰业旺。宋代诗人陆游过瑞安飞云江时咏叹道:“俯仰两青空,舟行明镜中。蓬莱定不远,正要一帆风。”瑞安,在现如今一些文人心目中是温州的“书香门第”,素有“东南小邹鲁”之称,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学者、文学家出自瑞安,如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陈傅良,元曲大师、《琵琶记》作者高则诚,以及晚清国学大师、“玉海楼”主人孙衣言、孙诒让父子等等。     

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探析

曾国藩乃晚清鸿儒、理学大师,不仅对自身"明理齐身"之修养极其重视,对家庭、家族成员之思想教育亦独具匠心。他的家庭教育思想传承中华民族孝悌仁义、谦虚谨慎、勤俭节约、读书明理等儒家传统优秀文化思想,融汇了他的为学为人风格,以及对当时时代、社会之探索和独特见解。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独具特色,自成体系,其成功的家庭教育经验对现代家庭教育仍有借鉴意义。     

析晚清理学之程朱陆王之辨

程朱陆王之辨是晚清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源于宋明时期的朱陆、朱王之辨,至晚清时期,理学家延续了这一学术思辨活动.其中以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正>以及罗泽南的<姚江学辨>为主体.从此三者入手,可窥晚清理学学术思想中程朱陆王之辨之概况.     

方东树与晚清程朱理学的复兴

方东树作为桐城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为晚清程朱理学之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用毕生精力研习性命、义理之学,推动了理学的发展;撰书公开攻击汉学,捍卫理学,为理学的复兴做出了贡献;他讲学授徒,游说友朋,为晚清理学的复兴争取支持力量并培育了一批理学名家.方氏的努力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最终促进了晚清理学复兴的进程.     

郑文焯词学述论

晚清四大家之一的郑文焯词学成就极高,其词学建树涉及批评理论、词律理论及词籍校勘理论.词学批评方面他继承常州派词学,而又有所拓展,主张清空寄托;词律上力纠词坛之偏,强调声律艺术与思想内容的结合;词籍校勘方面提出校词、实证与领悟相贯通等方法.郑文焯不仅在晚清民初词坛享有盛誉,在中国词学史上亦具有重要地位.     

晚清社会思潮与陈独秀启蒙思想的形成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科学思想、进化论、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等学说渐次传入中国,晚清思想界出现了以经世致用为特点的学术转向。可以说,晚清的经世之学、康梁维新思想以及被中国人所理解的西方进化论和自由平等学说,是陈独秀五四启蒙思想之滥觞。     

神话为何属于文学研究？——以晚明、晚清西学分类为起点

晚明是华夏第一次对西学大量译介和争论的时期,晚明士人对西学分类的认识、以及西人介绍西学时的策略皆能体现中西文化最根深蒂固部分.晚明西学分类的次第观念为文学（教育之用）→医学、海学等等→理学→天学,只有本土理学、天学才是正统.晚清士人受此影响并参入新因素,即在“学”与“理”中间加入“政”,形成器物之学→制度之学→文化之学的递进关系观念.在此基础上,晚清传入“神话”——这种外来“知识”仅关乎古希腊等异邦的“神”之故事,它既无法对应中国的“天”之内容（历象、人伦、物理、祭祀、五帝、祖先等等）,也无法抵达“格物穷理之大原本”,仅有启迪民心的教育之用,从属于“文学”.受此观念影响,中国神话学逐渐从属于文学研究.尤其在当下学科建制中,神话研究者基本集中在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这促使学界需要更深层反思中国现代学术史观念,以及“神话”及神话学何以能更贴切本土文化问题.     

王鹏运与临桂词派的形成与发展

王鹏运是晚清词坛上非常重要的词学大家,也是一名兴一派风云的领导人物。作为临桂词派的创始人和中坚力量,王鹏运与该词派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词作风格、词学文献、词学思想方面均导夫先路,在临桂词派的形成与发展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由此成为该词派的领袖人物。     

朱熹与"浙学"

近代以来,南宋“浙学”即被视为永康之学与永嘉之学,流风所至,连海外学者也深受影响,误以为朱熹发明“浙学”之初,即是针对二者而言。还原朱子使用“浙学”的语境,我们可以发现其所谓“浙学”往往意味着吕祖谦之婺学。     

比兴与晚清词学思想的构建

"比兴"的多层级人文关怀、审美和实用的价值取向,是被历代诗家及晚清词家接受的一个内在前提。"比兴"追寻传统诗学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风骚之义",与狭义诗学比较,词家不仅削弱了传统的"宗经辨骚"意识,而且强化了楚骚的寄托精神。"寄托"是审视晚清词学思想的一种独特话语,晚清词家不离比兴之义,既丰富了词体体性观念,也充实了比兴思想。晚清词家浓郁的比兴寄托思想及其解词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皆催化了"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观念的生成。     

谢章铤词学思想新论

晚清学者谢章铤的词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词量说是谢氏独具开创性并极具批评意义的词学理论,其意义不低于晚清词坛盛行的寄托说、沉郁说、重拙大说.其二,谢氏对张惠言词学阐释观多持批评态度,主要原因是张氏用比附说词的方式容易导致对词作本意的偏离,或为寻求词中寄托而不惜曲解词作.受谭献影响,谢氏提出"以有托之心读之则有托"的阐释观,接近现代阐释学的思路.其三,谢氏有浓厚的地域词学的建构意识,这在晚清无人能出其右.     

王鹏运与晚清词学群体

王鹏运是晚清四大家的重要代表,他积极参与并领导了清末的几个重要词社,启发和促进了清末词坛的群体意识。在觅句堂唱和群体的活动中,王鹏运与不少著名词家相交结,开始崭露头角;在咫村词社的活动中,王鹏运影响了郑文焯与朱祖谋,初步显示出后来晚清四大家共同的词学追求;在庚子秋词与春蛰吟等唱和活动中,王鹏运身体力行,带动其他成员,将常州派的词学主张发扬光大,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王鹏运所参与并领导的词学群体活动,是晚清词坛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据此梳理晚清四家间的词学传承以及清季常派的发展轨迹。     

论意境研究在现代的发展

意境理论成熟于中唐。晚清学者王国维的意境理论拉开了意境研究现代发展的序幕。意境研究在现代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意境作为中国美学与诗学的核心范畴，实际诞生于中国哲学中的言意之辩。     

袁世凯与晚清留学教育的渊源

袁世凯是近代中国政治界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晚清时主张废科举、办新学、鼓励和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为培养中国近代化人才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晚清教育事业,尤其是晚清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