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浙江阳明心学的儒佛会通

晚明时期,多种思潮并兴,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事功之学、佛学等活跃于当时的历史舞台。各种思潮互相辩驳、影响、会通,其中阳明心学和佛学的会通尤有特色。浙中王学左派代表人物王畿、周汝登援佛入儒,以"四无句"突出了对阳明四句教中"无善无恶"侧面的强调,并将"虚""无"等概念脱敏,从佛老专有概念这一窠臼中剥离出来,突出儒家使用这些概念的优先性与合法性,并将其上升到"千圣之学脉"的高度。他们基于儒家立场,以阳明心学传人自居,但不讳言佛教,常引入佛教概念来说明儒家思想。晚明时期服膺阳明心学,同时又有佛教信仰的居士也有不少,如陶望龄、陶奭龄兄弟等既是阳明学的坚定维护者,同时对佛法又有信仰,他们极力会通儒佛,对佛教义理有较深入的理解,是阳明心学与佛学会通的另一种形式。晚明心学与佛学会通的时代特征,也交汇于"浙党"这一群体身上,他们在朝为官,在政治上参与晚明党争,同时因成长于浙江这方水土,深受阳明心学与佛学会通思潮的影响。援佛入儒、儒佛交融、亦儒亦佛,浙江阳明心学与佛学的会通呈现了儒佛关系的复杂和多面向特色,是晚明三教一致思想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阳明心学的主体性思想和现代美学精神

本文以现代主体性角度观照阳明心学的美学精神.阳明心学在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群体、感性与理性、致知与践行等方面的对立与超越中确立了主体性思想并对晚明以降的美学话语产生重要影响.阳明心学所张扬的“真己”主体精神,虽然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体,但它对个性自由的张扬,重实践的经世之学和圣愚平等的思想,无疑是属于现代的.     

“罗教”与明代心学的遥契呼应

"罗教"的教派经典《五部六册》,虽然未对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阳明心学加以直接"引证",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与阳明心学相似的气象,包含着与心学相通的理念,体现了心学对罗教的影响以及罗教对心学的遥契;而阳明后学中的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思想和观点,亦表现出对当时社会影响颇大的"罗教"宗旨的呼应。这一现象,既说明同一时代的各种社会思潮、文化学术、宗教理论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的,亦表明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在明代已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至深至远。     

寻求权威与秩序的统一——以晚明阳明学之“明太祖情结”为中心的分析

晚明阳明学中杨复所、管东溟等儒者推崇明太祖,以心学为明太祖之思想作注释,以明太祖为比肩尧舜、超轶孔子的圣帝明王,他们的关注点主要涉及三教关系、孝悌与礼法、心学与道统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使阳明学政治化、体制化,具有官方学说的意味,另一方面则极大地削弱了阳明学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力度。后者尤其有违儒家之精神,阳明学何以走向没落亦可自此窥得端倪。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阳明后学的明太祖情结正凸显出了心学对于秩序、自由与权威三者之间关系的思考,而这一思考其实自先秦儒学就已露出端倪。     

东林党的实学思想及政治理念

晚明实学思潮的高涨以东林党人纠弊和修正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为端绪和旨归,呈现为学术层面上的“反之于实”以及政治层面上的“治国平天下”,掀起了晚明学术与政治变革的高潮。     

孙应鳌的哲学思想

晚明时期心学风靡,阳明弟子遍及全国各地.精英荟萃首推淅中、江右、泰州,旁及大江南北、边陲各地,在开化较晚的贵州也出现孙应鳌这位杰出的人物. 孙应鳌(1527-1586年),字山甫,号淮海,谥文恭,贵州清平人(今凯里县泸山区).他是心学大师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泰州学派徐樾的学生.他在任官之余积极倡导心学,写下了《淮海易谈》、《四书近语》、《孙山甫督学文集》等著作.在王学分化、学派林立的晚明时期,能以一家之言,据一席之位,与罗近溪、耿楚侗,赵大洲等人一道被世人尊为"理学名儒",有较高的声誉和影响.     

从良知到性灵--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演变

以晚明公安派为代表的性灵文学思想与阳明心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性灵说是以阳明心学重主观心性而轻外在之物的观念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同时又将阳明心学的良知虚明改造成超然的审美心境,将良知灵明转化为作家的慧心灵性,将自然良知引申为自然奔放的审美风格,性灵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对阳明心学继承和改造的过程.     

论晚明狂人──一种新型士人精神的确立

中国文人追求成圣，晚明文坛上却活跃着一批不再温柔敦厚的狂者。他们的狂不仅是外在形迹的佯狂，而是狂入他们的本能、深层自我以至本体文化性格。他们以阳明心学为原动力，以崭新的伦理观、价值观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狂人。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型士人精神的确立。     

重“工夫”轻“本体”——谈黄宗羲编著《明儒学案》所贯穿的一条重要原则

在探讨明代灭亡的原因时,许多人认为明亡与心学的空疏有关,更有甚者,直接把明亡的原因归因于心学,这是心学重要继承者黄宗羲所不认可的。黄宗羲在＂工夫＂与＂本体＂孰重孰轻方面不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在编著《明儒学案》时充分贯彻了这一观点。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编著中充分贯彻了重＂工夫＂轻＂本体＂这一原则。这一原则不仅是规范阳明心学的重要法则,也是判断阳明后学是否为心学＂的传＂的重要参考。同时,树立重＂工夫＂轻＂本体＂的心学发展脉络既是对那些心学亡明论鼓倡者的纠正和鞭辟,也浸透了黄宗羲捍卫心学门户的心理历程。     

在经典文本的解释背后略论晚明遗老的释经

在经典文本的解释背后略论晚明遗老的释经汪从飞一、重新解释经典的起因黄宗羲曰：“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①。阳明心学的崛起，使宋明理学的发展走到了它的极点，同时也标志着它的衰结和变异。心学作为朱学的一种对峙和补充，它的昌盛本身就是整...     

近代心学复兴之路--以维新前后的康有为、梁启超为例

阳明心学被推崇是近代唯意志主义思潮勃兴的重要表现之一,近代时期被用来加强非常国情下国民的心力.它有三种重要形式一,"仁"的博爱思想,被近代思想家作为与西方"人人平等"的政治学说相沟通的重要工具.二,以"心为主宰",不依于天地万物,突出了"创造"的现代精神传统.三,"自作主宰","无假于人"的准个体性原则,也成为启蒙"自由"思想的重要契机.     

本心与习心——基于“身体哲学”的阳明心学阐释

在中国哲学史上,阳明心学既是对业已僵化的朱子理学体系的反抗,也是对发端于先秦的身体哲学的一种回归.身的原则贯穿于阳明心学的始终,而此身不仅是切己亲感的"我之身",亦是通过一套"生命符号系统"来打通物我相分的"天人合一"之身.通过"本心"概念,王阳明重新确立了身体哲学的"家本位"、"情本位"原则.同时,由于身亦为在世之身,从而导致"习心"的形成,而"习心"是人欲侵染的结果,其根源恰恰在于古代中央集权大一统社会自身的权力等级制度之中.因而,本心与习心便构成阳明哲学最根本的矛盾,其本质乃是平等与不平等、身体话语与权力话语的对立.而这对矛盾的解决,最终是一个基于身体之践履的致良知过程.     

从“四句教”看王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

王阳明晚年有四句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的是格物。"曾引起身边弟子钱德兴、王畿的争辩。阳明殁世后,钱、王争论并未继续,更大的分歧却发生在江右王门与越中弟子之间。又,王学自明末在学者群起而攻之的形势下渐走向衰落,批评王学的人又多以四句教为攻击目标。凡此种种,都说明阳明心学思想与王门四句教之间不一般的关系。所以,从"四句教"分析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可对阳明心学及阳明学派的思想特色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阳明心学对七子派文学理论的解构

有明一代,由于心学过于强盛,它从方方面面对文学产生了影响,以七子派为例,一方面,阳明心学从正面对七子派的文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使了七子诸人的文学理论建构;另一方面,阳明心学又从侧面对其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了七子派文学理论走向分化、瓦解与解体。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复古派内部首先产生了自省自悟,并且在对原有观念的反思中,使复古文学理论走向了分化与瓦解。     

论阳明心学与晚明小品的体道方式

在阳明心学“心外无物”理论的影响下，晚明学呈现出各于体道而非说教化的特点。清言、清赏、清供、清玩等小品的盛行就是其表现。与宋代学“以字为诗”相对，晚明学形成了一种“以诗为”，重意趣、重体验、轻义理的特色。     

阳明心学与蒋介石力行哲学

蒋介石信奉阳明心学,源自阳明创立力行哲学.其力行哲学与孙中山"知难行易"不同,以"心意"、"良知"本能性的"知"、"行",以及"诫"等范畴,再造阳明心学.本文从阳明心学、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蒋介石的"力行哲学"的比较中,析理蒋氏哲学的本根.     

王阳明“心学”影响中晚明文论建构的三个维度

王阳明“心学”作为明代中后期的主流社会思潮,构成了中晚明文论发展的重要哲学背景,对诗文小说戏曲等各体文论之建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心学”高度重“人心”的观点使文论家对文学的抒情性给予特别的强调,从而促进了中晚明抒情主义文论思潮的流行。二是阳明“心学”“与朱子背驰”,具有思想解放之意义,从而启发文论家突破传统思想之约束,大胆提出新的文论观点。三是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引发士人对人格价值的尊重,从而影响文论家高度重视通俗文学,并促进了通俗文学理论的发展。     

刍议李光地视域中的阳明心学

李光地一方面"俱言王学",在为学初期质疑程朱理学,对王阳明心学抱有"同情";另一方面又认为"伯安之失大",对王阳明心学展开批判,指出"王学病源"在于"心之即理","王学病根"在于"无善无恶为心之体"。李光地指出王阳明错解了朱熹的"格物穷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王阳明的"良知说"。李光地在批判阳明学的过程中有两个转向:一是由批判王阳明心学转向批判王阳明的其他学说;一是由批判阳明心学转向批判阳明学派。李光地对阳明心学的态度转变原因主要有:明清之际社会环境的巨变、其宦海沉浮的人生历程以及个人的儒学立场尤其是朱子学的立场。     

《大清国籍条例》与近代“中国”观念的重塑

法律意义上的近代"中国"人身份的确定经历从依照传统的"习惯法"、参照西方成例和按照近代意义上的"国籍法",这样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大清国籍条例》颁行具有加强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维护清政府国内统治合法性的双重目的。"国籍法"确立血统主义原则,显然是受到当时"大民族"主义的影响,体现出晚清政府在大一统近代转型中对于"中国"观念的重塑。     

王阳明“致良知”探微

阳明所谓良知,就是人所固有的先验道德意识、先验道德规范和先验道德本体,就是天理人性的自觉自明;阳明所谓"致良知",就是本心良知的发明扩充与发用流行,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过程;阳明"致良知"的方法原则与功夫理路主要包括立志成圣、知行并进、动静结合、内外合一四方面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