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研究——以行政法视野下的农民参与为视角

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农村环境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主要是由于官民价值之间存在冲突、农民表达意愿的渠道不畅、官民沟通机制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针对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提出转变政府现行的"压制型"行政模式成"回应型"行政模式,吸收农民参与到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治理中势在必行。     

农村群体事件发生的原因——基于政府权威视角的分析

从基层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以及缺失来分析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从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观点出发,认为基层政府权威不是来源于它的上级政府的赋予,而是来源于基层的民众认可,只有基层的民众认同了基层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时,权威才得以产生,才能对基层民众产生影响。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诱因是基层政府权威的丧失,村民不认可基层政府的权威乃至敢于公开挑战基层政府。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控制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与发展,农村社会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激增与显现,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本研究认为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源于农村基层政府的社会资本极其薄弱,需要建构农民与各级政府良性互动的社会网络,扩展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从而提升政府的社会资本,达到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控制,增强社会和谐与凝聚力,提高社会质量。     

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及其矫治

近几年来,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呈现出突发性、组织性、对抗性等特点,并且"由乡入城",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冲突的加剧与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反映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与预警机制的不足。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矫治,应以社会公正为目标,改变社会利益格局,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     

当前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与治理对策——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分析

社会资本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是有效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农村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在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培育,转变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大力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有效实现。     

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与构建和谐农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必须有效应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政府应当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形成多元利益表达和参与机制;提高基层官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健全重大决策论证机制,完善基层官员负责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化社会认同,提高农民的法治观念和政治参与能力,最终将农村群体性事件纳入制度化体系。     

农村灰黑势力及其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影响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总体是安定和谐的.但灰黑势力在某些农村局部地区呈现一种非正常发展态势,成为许多农村群体事件的幕后推手.灰黑势力以其利益排他性、对抗性的亚文化;对农村公共利益的觊觎;组织载体性;暴力化的利益诉求手段和直接参与等深刻影响着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增加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复杂程度和处置难度.惟有消弭农村灰黑势力的物质与社会条件,打击灰黑势力在群体性事件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完善农村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提高基层组织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才能遏制灰黑势力的扩张,维护农村政治稳定.     

政府信息公开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分析

近些年来,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和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时期,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在分析群体性事件与政府信息公开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基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视角,从机制缺位和法治失范两方面揭示了群体性事件产生的诱因,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我国基层政府与农民信任关系研究综述

目前发生在农村的各种集体性事件、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冲突、纠纷都不同程度的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分不开,也与政府对农民的信任分不开。本文从研究基层政府与农民信任关系这个问题入手,梳理了目前我国基层政府与农民信任关系研究的五个方面,即政府与一般公民的信任关系研究,农民上访现象中的信任关系研究,政府干部与农民群众的信任关系研究,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信任关系研究和群体性事件中的政治信任研究。最后对目前我国基层政府与农民信任关系研究进行了评述。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初探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信息失灵、举措失当、缺乏长效机制等缺陷,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治理的不足,有助于促成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对实现群体性事件的善治及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意义深远。具体而言,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发挥信息收集与传递、沟通与协商、社会服务与监督、宣传教育等功能;同时,其在参与过程中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并树立长远目标。     

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心在基层，基础是农村。近来，时有发生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不仅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导致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从治理的角度而言，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一级政府忽视或不正确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责是其重要诱因。因此，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组织生产与行政管理、轻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乡镇政府职能已经适应不了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要求。作为最基层的政权组织，乡镇政府直接面对农村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各种惠农政策的执行者和操作者，其公共治理的水平和效果直接影响到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调整乡镇政府职能，全力打追服务型基层政府，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就显得十分迫切。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依法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几点思考

农村群体性事件具有参加者是熟人群体,始发地是农村社区,起因一般是“具体”问题,表现形式是“积极作为型”等特点。从农村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角度看,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既有经济和政治原因,又有文化和社会原因。从农村社会管理者的角度看,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一是政策缺失,二是管理不当,三是体制不顺,四是控制失效。依法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首先要完善和健全有关法规,其次要建设依法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机制。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归因与治理路径

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重新分配和结构失衡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或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不足,农村基层政府合法性危机所导致的基层党政权威的弱化及民间权威的膨胀,农民的法制观念淡薄且易于产生从众行为等,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重视农民的合法权益,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实现农民制度参与的有效供给,基层政府转变职能,重塑政府与公民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是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解决机制研究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行为方式日趋激烈,后果严重、组织更为严密,行动能力提高以及参与主体多元化,涉及领域更为广泛。利益结构分化,利益冲突不断、政策保障不足,农民合法权益受侵、基层政府职能弱化,公共服务缺位、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诉求机制欠缺,这些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农村群体性事件涉及到基层政权的稳固,关系着新农村的建设,因此必须要通过调整利益分配,完善农民利益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完善农村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来加以解决,确保和谐社会的建设。     

从群体性事件看转型期社会心态

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传统中,群体性事件属于集体行为研究的范畴。中国社会几十年的社会转型,在取得了巨大经济社会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与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相关联的社会心态现象。从群体性事件中反映出来的社会心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群体性事件反映出了由社会不公平和不公正引发的严重的社会心态失衡状况;群体性事件中反映出了阶层分化基础上的社会冲突意识和泄愤情绪等消极社会心态;群体性事件反映出了社会信任特别是民众与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信任严重缺失的状态。简要的动力学分析表明,心态失衡为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储备了基本的社会心理能量;社会冲突意识强化了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边界激活作用;社会信任的缺失削弱了群体性事件的控制和处置效力。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及对策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生发隐含多种因素,在政府层面主要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业等项目决策失误甚至存在消极腐败现象,对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有法不依,沟通协调不力;在媒体层面主要有：信息披露不及时、失真,或成为政府简单的“传声筒”;在当事群体层面则为群众怀有各种复杂心理和动机。因此,政府部门应以人为本、民主科学决策,主动与其他机构和组织协调合作,与当事群体充分沟通并回应其诉求,依法及时、公正公开处置事件,媒体应发挥舆论监督引导作用,客观、及时地报道事件,从而将群体性事件消除于潜伏期或将其损失减至最小。     

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农民意见表达法律制度研究

在我国,随着社会高速发展,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出现上升趋势,对于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甚至已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一现象暴露出我国在农民意见表达法律制度方面存在不足,对此,本文就选举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信访制度、集会游行制度等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提出诸如完善选举法、村委会组织法等法律规范,加快制定信访法,明确信访机关权责及规范信访机关行政行为,降低集会游行示威的限制,从而建立健全顺畅的农民意见表达法律制度,从而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群体性事件与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相当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而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弊病,无疑成为促成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为此,加快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的效率与责任性,加快官僚体制的改革,确保权利运行法制化,推动信息公开和建立多元沟通机制。使政府能够更好的提高执政能力,有效应对和缓解群体性事件,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     

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研究分析国内外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及相关研究的现状,认为农村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积累的结果。根据农村群体性事件诱因体系以及预警指标体系构建原则和指导理念,研究构建其初步的预警指标体系。运用专家调查法,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完善初步构建的预警指标体系,研究得出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的基本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