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和亲诗——兼论两宋咏昭君诗的主旨

对宋代无和亲这一独特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并以昭君诗为主,解读此现象对两宋和亲题材诗歌的影响,希望达到以诗证史的目的。     

汉代思妇诗与汉代社会的互现

汉代思妇诗是汉代社会的反映,它与汉代力役、兵役、游学、游宦制度、汉代女性的婚恋与守节,以及汉代文人尤其是东汉文人的婚恋思想密切相关,呈现出丰厚深挚文化的特质。     

和亲·和亲文化·和亲文化馆

和亲是指两个不同民族政权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出于为我所用之目的所进行的联姻。和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农耕文化、游牧文化、草原文化、渔猎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形成的一种新的独特文化。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集中展示中国古代历史上和亲文化的丰富内容,突出和亲、和平、和睦、和谐主题,是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建好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一是应对和亲文化概念作出清晰界定,对中国古代和亲文化做一说明;二是补齐相关内容,使其成为齐全、完整的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三是深入研究和亲问题,大力弘扬和亲文化;四是推进和亲文化走向世界,丰富人类文明内涵。     

汉代司空职官考论

汉代司空职官的种类繁多,大致有三公官司空、非三公官的朝官司空、王国官制中的司空和地方官制中的司空四大类。虽然两汉大司空与御史大夫屡次相互易名,其属官大致相同,但仍有单独考察的价值所在。三公的职权十分广泛,文献与实物所见大致有20多种。汉代司空职官的禄秩从号称秩万石到160石,上下差别很大。     

汉代女外交官的特殊使命与历史贡献

汉代女外交官的主要构成是和亲公主及其侍从.除了和亲使者这一特殊身份之外,她们还兼具汉王朝外交官员的政治身份,同时肩负着联络西域各国以共同对抗匈奴的特殊使命.由于语言、文化与习俗等方面的隔阂,和亲使者的出使经历一般较为坎坷,其情感生活也较少为人关注.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在此方面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认识.汉代女外交官为确保国家边疆安全与促进各民族间的友好交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辽蕃和亲初探

辽与西蕃通婚，是辽对西夏实行遏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意在增加对抗西夏的砝码，其直接动因则是北宋仁宗朝联蕃制夏方针的转变。但由于辽、吐蕃和西夏三方构不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关系，致使辽蕃和亲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反而成为其后双方交恶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和亲在客观上还是促进了契丹与吐蕃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汉代诗学理论的《诗》学母体

汉代诗学理论是从《诗》学理论母体中脱胎成长起来的。《诗》学理论强调诗的功用性,纳情于礼乐、志性之中,主温柔敦厚、平和中正之美;而汉代诗学在外部功用失落,褪化之下,主体情感不断得以突张,最终迎来了主情文学的到来。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军官考论

印章、封泥、简牍等实物资料含有大量关于汉代军事职官的内容,这修正或弥补了先前关于汉代军事职官研究的诸多内容,如千人、司马及其它属官有很多文献所遗的内容.在对相关文献和实物资料进行认真考察梳理的基础上,以种类的不同加以分门别类地论述之后,发现这些实物资料极大地补充和拓展了汉代军事职官研究的内容,对构建全面、系统、详细的汉代军事职官系统大有裨益.     

苏轼佚诗考论

从史料、诗作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来看,苏轼虔州诗--<访田辟未遇>、<九十九曲水>2首,<全宋诗>和<苏轼诗集>失收,实为佚诗;苏轼的度州诗可能还不止这些,进一步发掘并补订苏轼虔州诗,对全面认识苏轼中晚年诗歌的思想和艺术,研究宋代文化,继承优秀的文学遗产具有积极的意义.     

汉代拟骚诗在文体层面对屈骚的继承与新变

汉代拟骚诗是对屈骚的解读之作,在语词、句式、修辞手法、体式等方面均受到屈宋辞的影响;但受汉大赋的影响,又表现出重铺排罗列、描写细致以及骈偶化、整饬化的赋体特征。     

论汉皇室楚歌

浓烈的悲情色彩和歌舞乐三位一体的混融状态,是汉皇室楚歌鲜明的艺术特色,这与现实政治带来的巨大痛苦、汉代“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楚文化本身固有的悲情因素及楚辞歌乐舞的混融状态、汉代倡乐之风的盛行、充分抒情的需要密切相关。对母体文化的怀恋、残酷的政治现实、汉帝王后妃本身较高的文学素养使他们倾情于楚声歌唱。     

西汉文学叙说

西汉文学的时间断限是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5年。西汉文学的主要业绩表现在辞赋、文章、诗歌三个方面。辞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代表,源于先秦,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时代特色。汉代文章积极关注现实,对后代影响巨大。汉代诗歌,古朴典雅,体被文质,其中乐府诗的影响尤其久远。     

论唐宋游仙词

游仙词是唐宋时期道教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古代诗歌中游仙传统,尤其是中晚唐艳情游仙诗的延续和发展,又与词体功能的扩展相关.唐宋游仙词创作较为繁荣,大致经历了一个形成、成熟到繁荣的过程,其创作特点也由艳情化游仙发展为以梦游仙.同时,唐宋游仙词呈现出鲜明的文体形态:词作主旨的隐喻特征,即词人往往以游仙寄托人生之感和隐逸之思,借游仙隐喻艳情事迹或体察道教义理;虚构和梦幻化的游仙意象使词作表现出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文人通过游仙来获取精神愉悦和心境的清雅之趣则是游仙词功能的主要体现.     

韩诗之变与苏诗的变中之变--论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与宋代新诗格的确立

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考察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揭示韩诗之变与苏诗"变中之变"的关捩点皆"以文为诗".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苏轼对韩诗承袭因革的背后尚有深层的诗学意义.有别于丰神韵度的唐诗,典型意义的宋诗是一种以思理筋骨见长的新诗格,新诗格在苏、黄手中得以定型确立;而这,与他们借鉴韩愈的"以文为诗"有一定的艺术关系.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摘要：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秦汉楚方言区文献中的脂部与微部

秦汉楚方言区文献中的脂微合韵与方音有关,带有楚方言色彩。先秦时期,楚方言里脂微合韵现象较为突出,至东汉,脂微两部发生合并。这种音变现象起初是在方言中发生的,是秦汉时期楚方言、秦晋方言共有的特征。     

汉代同姓诸侯王婚姻状况考述

两汉时期诸侯王一般妻妾众多。西汉时诸侯王的妻妾名目与皇帝后宫略同,人数也较多。随着诸侯王地位的下降,东汉时名目大为减少,对妻妾的数量也有了限定。诸侯王由于地位的特殊,其婚姻也易受政治、重亲等因素的影响。如果诸侯王不能审慎地处理后宫问题,则会影响其最终的命运。     

王翰及其诗歌考论

王翰以《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一诗跻身中国文学史盛唐前期重要诗人的行列。王翰其人个性鲜明,其进士及第与被贬流宦的生平经历颇多传奇色彩;传世作品尽管有限,然却成就不菲、影响深远。王翰诗歌尤以对于七言诗歌这一体裁的积极开拓和卓越诠释称著,诗人勇于把握时代脉搏、占据潮流前沿,善于结合自身特质,以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学风貌。     

浅议两汉皇室婚姻的变迁

汉代是中国封建婚姻的奠基时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汉皇室婚姻。其形致多姿、特点迥异,具体表现为西汉时期皇室婚姻不论贵贱、不重贞操、不拘辈分,而东汉时期皇室婚姻则变得审慎、制度化。这一变化的产生是由两汉社会经济基础和思想文化背景的变迁造成的,即社会经济基础由西汉时期的小农经济发展为东汉时期的大地主庄园经济;思想文化背景由西汉初期对儒家传统道德的轻视和社会风俗的放纵不羁发展到东汉时期的儒术独尊和知礼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