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诗歌”视野中的穆旦

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诗人穆旦已经被充分经典化了.王佐良的评介文章<一个中国诗人>,是穆旦研究的经典之作;穆旦的诗作<饥饿的中国>,标志着穆旦创作走向世界.从<一个中国诗人>到<饥饿的中国>,穆旦提供了一种"世界诗歌","可译性"是这种"世界诗歌"的重要特点.穆旦的"世界诗歌",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意义重大,但也由此带来了穆旦诗歌中备受争议的"中国"问题.     

恶搞·恶炒·恶俗——论作为媒体诗歌事件的"梨花体"与"裸体朗诵"

"梨花体诗歌"和"诗人裸体朗诵"成为轰动一时的媒体诗歌事件,在此过程中,诗歌以及诗人成为被"恶搞"的对象.在少数诗人那里,诗歌成为被用来沽名钓誉、追名逐利的手段而非庄严、崇高的艺术追求.同时,在大众媒体的恶意炒作下,悲剧性的文化事件被简化和改造成了喜剧性的娱乐事件,其内在性和精神意义被抽空.它们共同显示了当今时代文化上的恶俗之气,是大众消费意识形态对价值理性和人文追求的肆意扭曲.在如此的"共谋"下,诗歌成为被窥视的"他者",其形象被"脸谱化"和"妖魔化"了,诗歌本身受到了严重扭曲和伤害.     

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危”与“机”

20世纪80年代以后,商品化大潮席卷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化产业化,诗歌领域也未能幸免,诗人亦不再是传统意识上诗人了,诗人的信念与责任开始动摇,批量生产的诗作多为了追名逐利,平庸肤浅的"诗"败坏了诗的品位。诗歌的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然而当下这个信息技术化、传播迅捷化、诗人群青年化的大时代背景对于诗歌的发展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当代新诗的发展是危机与机遇并存,困境与希望相依,对其现状与发展无须过度悲观。     

普希金与莱蒙托夫诗歌中的“时间”问题探析

普希金与莱蒙托夫都是19世纪上半叶伟大的俄罗斯诗人.虽然是同时代的诗人,但两者诗歌总体风格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前者的诗歌充满活力、乐观向上;而后者的诗歌带有一种忧愁、悲伤的基调,大都反映寂寞、孤独、苦闷、消沉、走投无路),具体涉及某一创作主题,他们的写作手法也是不同的.本文就两位诗人部分诗歌作品中所体现的"时间"问题进行探析,从两者对时间的"过去"现在"的对立、抒情主人公与诗人的时间经历表现、时间顺序安排、时间问题的哲理思考、时间的表现手法、表示时间的常用词汇等几个角度来分析、解读两位诗人部分诗歌作品.     

“乱象”中的突破及其限度:21世纪诗歌观察

判定21世纪中国诗歌已经完全被边缘化或进入空前复兴期这两种学术指认,都分别看到了诗坛的部分"真相",而遮蔽了诗坛的另外"真相"所在。如今诗坛实际上充满着喜忧参半的矛盾"乱象",但它一直在寻找突破的机遇和方式,并以其"行动"的力量昭示出一种希望:一是诗人们在突破过程中学会了承担,使写作伦理大面积地得以复苏;二是诗人们注重艺术环节的打造与生活经验向诗性经验的转化,使诗作处理生活的艺术能力普遍有所提高;三是以诗学风格、创作主体、传播载体与地域色彩的多元展现,实现了诗的自由本质,使个人化写作精神落到了实处。21世纪诗歌的突破是有限度的,整体感觉平淡,经典文本匮乏,诗歌写作本身存在的失衡现象,和艺术的泛化问题、潜伏的传播方式危机问题等纠结一处,决定它仍然任重而道远。     

论穆旦诗歌中的“自我”意象

穆旦是"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他的诗中充满着对自我和社会的拷问。人的内心困境和中华民族的苦难与希望是他诗歌的主体。他那"丰富而又丰富的痛苦"是九叶诗人共同的人生体验和时代感知。穆旦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并结合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凝炼出一个现代的"自我"意象。文章将通过穆旦诗歌中最富代表性的"自我"意象进行综合性解读,通过结合穆旦的人生经历,分析"自我"意象的形成及内涵,以此更好理解穆旦诗歌中的真正意义,探寻诗人的内心世界。     

新媒体条件下群体性事件中危机传播的信息博弈

群体性事件中的危机传播已经成为风险社会中的"常态".新媒体的介入,人际传播的主体意识增强,多个利益主体、多种传播形式的并存,改变了传统媒介主导危机信息的格局,形成危机传播中的几种利益信息传播博弈的现象.在新媒体条件下,把危机传播的利益博弈看成是整个社会为取得社会共识而进行"利益协商",并把它看成是社会民主进步的一种标志,对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危机传播将提供有益的思路.     

“冬夏对话”与维吾尔族诗歌中的“论辩体”

"论辩体"是维吾尔族诗歌中的常见现象,其"冬夏对话"的早期形式,源自古代突厥人特定的地理生存环境及受其影响的生产方式和心灵状态。"论辩体"诗歌有利于拓展文学表现空间、有利于深化辨证思维、有利于生动直观的表现,因此后世诗人们不断传承运用进而使其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受社会发展和宗教观念的影响,"论辩体"诗歌在历史的传承中一方面不断扩展比拟要素和表现内涵,另一方面则保留"拟人化"而淡化褪去了其中的"泛神化"因素。一种文学形式的缘起、传承和发展,蕴含折射着一种民族心灵和民族性情的缘起、传承和发展。     

新媒体与当代诗歌创作

作为诗歌传播新媒体的网络诗歌与手机短信诗歌的出现,是诗歌传播史上的一次深刻的变革,它在改变了诗歌传播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诗人书写与思维的方式,并直接与间接地改变着当代诗歌的形态。新媒体诗歌与传统媒体诗歌在传承链条上并未断裂,无论是在纸质文本上,还是在网络、手机上,诗歌的内在本质并没有改变。多媒体、超级链接、手机屏幕,只为诗人提供了现代化的技术服务,新媒体诗歌不可或缺的是诗的灵魂。     

“童话诗人”对顾城诗歌全貌的遮蔽

从舒婷称顾城为"童话诗人"之后,新时期文学界一致将顾城看作是当代唯一的一位"童话诗人"。但考察顾城一生所创作的2000余首诗歌,远不是一个"童话"可以概括的,其中存在大量的"非童话"因素。从创作历程上看,顾城的"童话诗"主要是在其创作早期完成的。这部分诗歌作品在顾城2000多首诗歌中只占有很小的比例。从创作内质上看,代表着顾城诗歌艺术水准的并不是其"童话诗",而是他以反思文革为背景的、带有强烈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朦胧诗"。即使是顾城早期的"童话诗",从写作目的来看,也大都与"童话"精神有所背离,其中有太多的与恐惧和死亡相关的"反童话"因素。这些"童话诗歌"从批判社会的意义上来解读更符合其诗之本意。因此,从整体上看,以"童话诗人"给顾城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其诗歌全貌的一种遮蔽,甚至是一种深刻的误读。这种定位既不利于我们全面认识顾城,也大大矮化了顾城的诗歌成就。     

论俞铭传诗歌的传播及其“世界性”意义

自闻一多《现代诗抄》之后,西南联大诗人俞铭传在汉语学界长期处于沉寂状态。而早在1940年代,他已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并被当作是"中国诗人中最为年轻的一代"和"最具希望的诗人"加以译介,其多首作品在英语世界流传。俞铭传得以在海外传播虽有各种内外因素,但究其根本,还在于他诗歌写作的"世界性"。俞诗的"世界性"主要表现为语言符号的跨界性;意象与典故的跨文化性;抒情方式的客观化与非个人性;叙述模式的东方与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对话性。探讨俞铭传诗歌的传播,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这位现代诗人的文学史意义,也为我们思考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与启示。     

消费时代的诗歌

消费时代的来临使当代诗歌陷入难言之困境。诗歌的困境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诗歌再度辉煌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会走向消亡。消费时代的诗人主要有坚守者、迎合者和推销者三种类型,其中第一种诗人在捍卫着诗歌的尊严和精神高度。为诗歌发展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需要政府部门、广大读者及媒体的理解与支持。     

“当代”诗歌“倡懂”写作的合法性建构

"倡懂"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大陆诗坛引领潮流的诗歌写作风尚。"懂"的诗歌主流地位的合法性建构、确立与巩固,经历了一个复杂与艰难的过程。"当代"媒介构筑的巨型"意识形态"压力场,有力地摧毁了"反懂"诗歌的生存根基,消解了"懂"的诗歌合法性认同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当代"期刊开辟"工农兵"诗歌专栏和官方隆重推出"工农兵"诗人诗集,有效地修正了"懂"的诗歌的"负面"形象,拓宽了人们对"懂"的诗歌合法化认同空间。自主培育"工农兵"诗人和掀起朗诵诗运动,极大地提升和巩固了"懂"的诗歌写作的合法地位。     

宋诗中的长题对其诗歌接受的影响研究——以苏轼诗歌为中心

由于宋代科举考试对诗赋的贬抑及诗人自身欲寻求诗歌艺术的突破等原因,一部分宋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往往随性而抒发,表现之一就是诗歌的题目相当冗长。但由于传播的便利性原则的规律使然,这些长题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诗歌在当时和后世的接受有不利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宋诗的印象。苏轼就是这些喜用长题的宋代诗人中的典型代表,尽管诗歌长题是苏轼"以文为诗"的一种艺术拓殖,但长题还是对这部分诗歌传播接受的不利影响甚大;尽管如此,从在宋代及之后的元明清的苏轼诗歌接受过程来看,苏轼诗歌也在不同的声音中成就着自己独特的艺术成就。     

面向新世纪的“突围”:诗歌形象的重构

进入新世纪后,诗人们对中国诗歌形象进行了重构,具体表现是实现了书写、传播方式的革命,更贴近了时代与人的复杂状态,以艺术上的自觉打磨使九十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落到了实处;但重构并非完全成功,有分量作品少的问题仍未解决,诗歌写作本身问题严重,书写形式革命暴露的弊端和事件化倾向也需警惕。     

新世纪诗歌叙事的“不谐和音”

新世纪以降，诗人的叙事技艺愈加纯熟，许多诗人的先锋实验走得较远，其中诗歌叙事的“不谐和音”便是他们追求诗艺的“另类”尝试。碎片化叙事以语意的碎片化和语词的拼贴化来展现诗歌的“晦涩”美学；“反常性”叙事给读者带来一种陌生化的阅读效果，构成张力性的“不谐和音”；而“黑色”叙事则是诗人直面残酷的工业时代、对抗庸俗现实的精神武器，展现出荒诞的末世情绪。     

虚假的真实——“文革”的伪现实主义诗歌简谈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与当代中国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文革”留下了一批包括诗歌在内的精神化石.遗憾的是“文革”结束已近二十年,可对“文革”诗歌的系统研究还没开始,流行的文学史著作对之或片言只语几笔带过,或干脆避而不谈,这是极不正常的事情.为文学史的重写与对历史的负责,现在是“抢救”清理这批精神化石的时候了.说起“文革”诗歌,我想也该归属在现实主义艺术范畴之内.如果将之置于它发生的特定历史情境下考察会发现,它的许多篇章也都出自于诗人的心灵与对生活的热爱,反映着现实的某些本质,具有真诚的一面.可当时过境迁回过头再观照它时又会发现,它是建立在“文革”错误运动基础上的一种文化现象,所以不管当时诗人们怎样热情真诚,因基础的盲目而带着一种“伪”的倾向与痕迹.检视一下“文革”时期的中国诗歌文化,是一片被世界遗忘的闭锁荒原,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诗作、在缪斯的精神浅滩上,陈列着一具具枯槁僵硬木乃伊似的艺术躯壳,一件件政治斗争“作坊”中批量铸造的产品.毫不夸饰地说,那种感情虚假、内容空洞、艺术雷同的诗歌,是标准件生产的假大空艺术,是急功近利任人蹂躏的娼妓艺术,非诗化、非人化、非艺术化的艺术.那么这种伪现实主义诗歌的表现及发生动因又是什么呢?我想可以从下     

近代诗歌的纪实性及其影响

近代诗歌与先前时代诗歌相比,纪实性更加明显。诗人“诗史”意识普遍增强,诗作更具有“诗史”品格。诗歌叙事越来越切实细致,篇制不断膨胀扩大。得益于近代传媒业和和通讯业,近代诗歌对事件的纪录更加客观、全面、快速。     

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美英日“重塑广播”的新态势

新媒体技术是广播电视诞生以来最深刻的一场革命,它将重塑传播生态和传受关系。传统广播亦将进入传播理念与传播形态的重构。美英日等发达国家如今已成为世界广播大国,它们在新媒体时代"重塑广播"的历史性变革进程中出现的新理念、新态势,值得我们关注和解读。通过对数字广播、网络广播及网络电台三种形态的分析,认为重塑广播不等于原有传统广播的消亡或被替代,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开发传统广播的核心资源——音频广播"无法替代"、"难以替代"的传播优势。新媒体时代的广播受众进入了主动选择、深层参与、多渠道互动的受众主体时代。重塑广播引发的一系列变革,其中心都是紧紧围绕着受众本位展开的,从中体现了重塑广播的人本内涵。     

世纪之交广东诗歌崛起的文化生态考察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广东诗歌渐趋繁荣,一系列重大的诗歌活动都与广东有关。这一 现象既反映了诗歌的多元化走势,也是广东的良好诗歌生态环境作用的结果。广东诗歌的文化生态特征主 要表现在:海洋文化与亚热带地理气候的人文影响;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强势与政治宽松环境;外来诗人 及其与广东本土诗人的融合带来的诗歌生长新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