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社会资本视域下“饭圈”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优化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是实现国家治理有效的重要保障，是有力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从“组织—制度—情感”三维框架剖析了当前“饭圈”的运作现状。基于“饭圈”参与治理现状的系统梳理发现，其运行困境主要有三:一是科层管理模式下网络资本弱化影响粉丝的参与意愿，二是组织资本的缺失直接导致了饭圈运营前景堪忧的结果，三是以数据劳动为代表的卷入式参与模式盛行制约了个体性资本的生成。针对上述困境，设计了优化社会参与网络、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制度、培育和提升个体参与热情的三重应对策略，以期为“饭圈”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拓展渠道，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提供创新路径和理论支撑。     

地方政府的社会冲突协同治理模式构建与政策建议

协同治理与社会冲突管理具有显著的契合性特征,但由于地方政府部门的“条块分割”导致“碎片化管理”,缺乏协同治理理念、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绩效评价考核机制,使传统社会冲突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新时期社会冲突的复杂性、动态性特征。要突破传统社会冲突管理的困境,需要创新社会冲突管理模式,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冲突协同治理体系,主要包括：一是树立协同治理理念,完善地方政府权责体系;二是建设“整体型政府”,有效整合公共资源;三是通过制度创新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四是健全科学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新媒体视阈下政府公信力建设研究

政府公信力状况既受政府自身治理理念、行政行为和后果的影响,也受到新媒体的基本属性和公众认知、心理的影响。由于我国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和新媒体网络管理的滞后性,政府公信力建设还面临不少问题。建立廉洁、高效、诚信、法治政府,提升公众遵纪守法、顾全大局、文明高尚、敢于担当的素养,完善和规范新媒体网络的参与行为进而构建良好的网络环境,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路径选择。     

参与式治理: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可行性路径——基于杭州社区管理与服务创新经验的研究

参与式治理作为治道变革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路径,强调政府与社会在平等合作的互动中促成地方政府系统的开放性和民主化,与以社区为基本组织单元的社会系统的组织化。杭州市社区参与式治理的经验体现在城市政府与多元社会主体形成多元复合的网络化治理结构,而社区社会空间在多层次的公众参与形式中生成组织化。杭州参与式治理的主要问题在于动员式参与下政府向社会赋权不足,公民社会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自治性不足,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有限。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以参与式治理推进社区层面的社会管理创新,经由网络化社会行动结构的建构加快政府向社会赋权的进程,促进社区民间自组织的发展,强化公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治性,既是社区社会行动能力生长的动力原点,也是完成治道变革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嵌套性规则体系下的合作治理——政府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契合的新视角

保障生产与消费安全、实施环境保护既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又是政府社会性规制的基本内容.安全的生产场所、健康的消费与服务、良好的自然环境等公共需求,单靠企业治理或政府治理是无法满足的,唯有多方协同合作方能完成.本文在嵌套性规则体系的分析框架下,引入公共事务治理的新逻辑--合作治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契合的路径与模式选择,探讨了政府、企业和社会如何实现合作治理,以及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契合,进而推动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     

社会组织参与应急治理的法制构造——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十四条

社会组织参与应急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应急治理走向多元化、社会化的现实需要。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层级较为完备的应急治理法律体系,但通过法规检索发现,社会组织参与仍然缺乏详细与可操作化的规定。今后应以科学定位、权责明确、依法自治为目标,重视参与广度与深度的结合,明确应急治理角色定位,构筑全生命周期参与体系,建立多维路径参与范式。同时需完善激励与保障措施,其中激励措施需实现成本与效益兼顾,做到经济、政治、社会心理激励相结合,而保障措施则应做到效率与公平并重,构筑多主体监管体系,完善主被动结合机制,建立高效协调救济路径。     

制度、激励与行为：解释区域环境治理的多重逻辑——以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为例

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但不同区域的环境治理成效差异明显。为探究中国情境下区域环境的有效治理机制，本文选择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案例，构建“制度-激励-行为”分析框架，从多维视角分析珠三角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与环境治理逻辑。研究发现：为实现环境善治，需要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源头控制与末端监管两手抓，形成以经济激励为基础、压力激励为补充的双重激励环境，并充分动员政府、公众与企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进程；企业缺位、社会监督力量薄弱、地方政府激励不足、治理手段单一等是影响区域环境治理难以取得成效的主要因素。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区域环境治理的范例，探索与分析其治理逻辑，对完善中国区域环境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治理组织结构创新:网络化、互动化与弹性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创新社会治理组织结构。当前我国社会治理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为要求,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原则下,针对传统治理组织体系政府单一主体、权力自上而下逐级控制、组织方式不灵活等问题,创新治理组织结构,逐步形成治理主体体系的网络化结构、治理权力运行的互动化结构以及组织方式上的弹性化结构。     

新兴风险治理体系:框架构建与路径选择

无论是科学技术层面还是经济及社会制度层面的重大变革均可能引发新兴风险,其特点主要表现为非预期性、系统性、输入性和动态性。具有上述特性的新兴风险对主流风险治理理论的学科基础和框架范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对政府、社会以及普通大众的风险认知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对相关部门的风险管控手段、治理方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更新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因此,应加快构建新兴风险治理体系,高度重视理论研究,筹建新兴风险治理的理论框架体系,加快构建"政府主导、学者引领、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治理新格局,加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推动形成新兴风险跨界治理模式。     

互联网背景下公众政治参与的特征与变化

随着互联网的嵌入与发展,我国的经济结构、政治形态、文化生活环境以及公众的思维、行为、交往等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公众网络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与现实政治参与行为的变化,使公众政治参与出现网络化、碎片化、娱乐化的特点。同时,这些特征的出现也使公众政治参与人群愈加低龄化、参与内容凸显生活化、参与过程呈现碎片化、参与路径趋向扁平化以及参与平台逐渐向多元化发展,为互联网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表达样式。     

环境报道的责任建构探究——兼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媒体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党的二十大站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环境治理亦需要全社会合力参与。媒体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培养和提升公众环保意识方面。本研究辨析了环境问题的多元主体责任,梳理了媒体对公众环境参与意识与行动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以此为基础探究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人民日报》《中国环境报》《南方周末》的责任话语特点,为增强媒体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号召力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构筑“五位一体”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逻辑审查与实践选择

当下,我国环境治理已由政府监管企业的二元模式阶段转向为政府、企业与社会公众多元共治的新阶段,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应然逻辑和制度实践随即成为研究的焦点,研究者关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逻辑判断出现了理论与悖论、民主观与利益观、结构主义与个体理性等多重争论.重新从环境治理中公众与政府关系切入,将其视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逻辑基点,进而对中国语境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逻辑进行审查,并建立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公众与央地两级政府的合作治理策略,未来实践中,应重点以参与意识培养为导向的环境教育体系改进、以参与成本降低为导向的信息公开制度完善和以参与能力提升为导向的法律法规保障强化.     

“河长制”推行中的公众参与：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湘潭市“河长助手”为例

“河长制”要从一项政府应急管理制度设计转向为长效化制度实践,必然需要社会主体的有效参与。基于对湘潭市推行“河长助手”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以民间组织为中介的公众参与,需要建立在地方政府的信任与需求、民间环保组织的社会资本积累、精准的身份定位以及利益表达的集中与理性化的基础上。同时,公众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河长制”实施过程中的社会动员不足、短暂化与形式化、治理成本高、合法性与有效性不足等“运动式治理”弊端。     

现代传媒与公共治理:以杭州为个案的研究

在公共治理领域,现代传媒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其规范性特征在于民主责任承担与民生事业关注两个层面.杭州民主民生的传媒行动,以现代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建构传媒的场域效应、社会交往效应与治理效应.公共治理的现代传媒功能建构,关键在于建构合作治理的社会行动网络;其路径在于:导引社会行动,吸纳公众参与,促成制度规则体系的互动衔接.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公众参与

在现代社会管理体制下,公众不仅是社会建设的主体,也是社会管理体系的基础,将公众参与引入社会管理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扩大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初步的、积极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通过完善公众参与制度、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保障公众知情权利、培育公民参与意识、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健全激励约束体系等方法,不断创新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     

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与完善路径——基于“四治一体”治理模式探析

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各地积极探索创新做法,形成了法治、德治、自治、共治有机融合的"四治一体"基层治理生态模式。在"四治一体"治理框架中,法治和德治形成制度嵌入、共治构成网络嵌入,制度与网络共同促进基层自治发展,四者有机融合从而推进高效能治理。对当前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和"四治一体"运行机制进行总结,并从推动平台建设、完善体制机制、坚持整体治理及加强多维协同四个方面提出了保障"四治"有效驱动与相互耦合的完善路径。     

慈善资源动员与权力边界意识:国家的视角

探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慈善资源动员的手段、策略和方式,不能隔断权威主义动员传统的延续,更不能脱离总体社会结构转型的语境.时下以政府民政部门、工青妇等准政府组织以及各级慈善总会构成的慈善救助主体框架,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能力的传统资源,作为国家治理和政权建设的辅助性工具,仍然具有较强的公益资源的动员能力.从权力建构的角度来说,慈善资源的动员过程展现了权力的实践形态,国家动员下的公众慈善参与可以划分为身体表演型参与、依附回报型参与、自愿响应型参与.慈善资源的政府动员过程,使公益行动暴露在外来力量或隐或现的强制之下,由此,自然地引发出对资源动员的政府权限与施惠主体的自由意志之理论关怀.政府部门应当自觉树立公益活动领域的权力边界意识,使公共权力"驾行于制度供给领地而止步于私人道德门槛",从而避免重蹈过去慈善捐赠行动偏向政府动员一端的单纯形式主义覆辙.     

中国式现代化德治建设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德治建设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但治理理念的创新和社会转型的张力使得传统德治遭遇现代挑战,这对新时代德治建设提出新要求。一方面,要求革新传统德治,依托法治、平等、自由的现代价值观,推动个体不仅要做一个好公民,还要成为有新时代治理能力的主体;另一方面,要求社会不同主体在平等参与的前提下广泛深度互动,打造上下一体联动的居民自治共治的新型治理模式。此外,新时代德治在理论上同国家治理体系深度契合,推动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充分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深化新时代德治建设实践路径,在个体层面要以社区文化空间建构为抓手,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在社区层面要以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为依托,促进党建引领与社区道德教育相结合;在社会层面要以城镇德育文明空间为载体,融合新时代德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系统发展。     

On Promoting NGOs'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社会管理创新为深化社会组织对环境治理的参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体制环境.要在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将社会组织环保参与成功地推向纵深,就必须顺应这种体制环境的主要特点,坚持党的领导和扩大公众参与的统一,坚持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保持不变.适合中国国情的深化社会组织环保参与的基本思路包括:在环境治理方面建立“参与-回应”型行政体制,选择政府最关切的环境问题作为合作突破口,构建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相互制衡的体系.此外,应采取若干重点举措,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环保相关行政决策的程序设计,促进“政府-环保组织-社区组织”合作和“政府-行业协会”合作,并建立环保组织孵化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