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制度逻辑下的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以Y县为例

在精准扶贫攻坚阶段,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Y县为例,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分析了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历程,发现基层政府、经济组织和贫困户遵守不同逻辑,并导致经营主体相继出现产权困境、弱势依附和公平之争等问题,解决制度矛盾的过程推动了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因此,从多重制度逻辑出发,扶贫产业经营主体的创新机制不是制度优势互补,而是冲突规避。这启发了一种实践导向、以问题为焦点的研究路径,在扶贫系统内部建立快捷高效的问题反馈—应对机制,有助于促进经营主体创新。     

精准扶贫视野下的少数民族民宿特色旅游村镇建设研究——基于稻城县香格里拉镇的调研

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民居作为一种旅游资源,最吸引人的是特色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建设以民宿旅游经济为依托的旅游小城镇已经成为当前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热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依托贫困地区特有的自然人文资源,深入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文章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民宿特色旅游村镇是开展旅游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在对稻城县香格里拉镇在优化精准旅游扶贫环境建设和受益机制方面的做法进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精准扶贫的少数民族地区民宿特色旅游村镇三条建设路径,即产业路径、组织路径和获益路径。最后,强调要发挥政府、社区组织、贫困户和帮扶者四个主体的能动作用。     

基层治理视域下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

精准扶贫与基层治理存在着强关联性。从基层治理的视角考察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必须对目前农村面临的现状,如城乡差距问题、农村土地问题、农村经济的生产合作问题,尤其是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等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将扶贫的政府资源配置下移到乡镇一级,扶贫工作的主体责任及其一线指挥机构设于乡镇,借助强镇扩权以推进城镇建设,是精准扶贫实践中改进基层治理机制,发挥基层政权组织主体功能的有效突破口。贫困地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应以组织生产和组织脱贫为重要职责,以扶持农村产业发展为工作重心,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就业岗位。同时,应根据地方基层政府扶贫工作的实践需要,设计和构建更为专业的扶贫机制,这些都是"县—乡—村"基层治理场域中打通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的重要策略和必要路径。     

压力型体制、生计模式与产业扶贫中的目标失灵——以黔西南L村为例

立足于西南民族农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从基层政府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质下型塑的生计模式角度,探讨了产业扶贫政策的运作逻辑及困境成因.指出基层政府面临着精准扶贫考核上的短期性要求与产业扶贫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出现了对政策的变通式执行,优先考虑能否达到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数据指标,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成为次要考量.西南民族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嵌入于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追求的是农业生产能服务于家庭生活和社会文化需求,而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扶贫政策难以与少数民族农户地方性的生计方式相适应,使得产业扶贫政策遭遇到民族农村传统生计模式的排斥.     

制造关联：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利益联结与关系再构——从地方政府行为切入

在精准扶贫实践中,依托企业等市场主体带动贫困户脱贫是中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而企业带动贫困户脱贫的关键在于,通过地方政府的主导以及针对企业开展的经济、情感、社会和政治动员,企业与贫困户之间形成了经济、组织、社会互动等层面的新的关联关系,这种关联不仅使得企业与贫困户之间建立了相对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同时还再构了地方政府、企业与贫困户的关系。通过关联的制造,贫困户被嵌入多类型的产业链条,而企业则通过利益分享促进了贫困户的脱贫。制造关联对扶贫工作的促进能够展现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充分展现了服务型政府的功能,但该模式下承担脱贫帮带责任的企业也面临多重困境。因此,精准扶贫以及乡村振兴需要关联关系的健康持续发展,而非单向性的利益传递。     

民族地区乡村价值传承与精准扶贫创新路径分析

目前,关于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既有研究成果主要是运用相关反贫困理论及方法从宏观理论、体制与政策供给与设计等方面进行研究,欠缺从贫困农民的主动参与以及贫困村的内源式发展等微观层面探索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对象瞄准、路径创新等研究。通过对云南省禄劝县苗族农村的实地调查,基于新形势下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立足于发现、传承和重建贫困村的多元综合性的乡村价值,探索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创新理念与路径。     

产业扶贫为什么容易失败？——基于贫困户增能的结构性困境分析

当前对产业扶贫失败的原因分析主要从结构主义视角出发,侧重于分析外在因素对产业扶贫的影响和制约,而较少从建构主义角度考虑贫困户的主体性。从结构主义建构论出发,将贫困户的主体性因素和外在的结构性因素置于解释产业扶贫成败的理论框架,并借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作为贫困户主体性的核心内容,外在结构性因素包括产业的市场逻辑主导和政府的行政逻辑主导。研究结果认为：产业扶贫的核心目的是要培养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产业的市场逻辑和政府的行政逻辑作为约束产业扶贫的外在结构性因素,不利于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从而造成产业扶贫的效果偏离预期目标。     

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地区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基于江西省N村产业扶贫现状的考察

通过对江西省D县N村产业扶贫的个案研究,探讨农村地区产业扶贫成效、瓶颈及优化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受内外部条件制约,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滞后,无法有效带动贫困户脱贫,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扶贫基地承担了带动贫困户脱贫的主要功能。然而产业扶贫基地却存在以下发展困境:产业多处于发展初期,扶贫对象受益有限;产业扶贫基地政策依赖明显;产业扶贫项目缺乏贫困户等其他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尚未形成产业扶贫大格局;扶贫产业价值链较短,产业效益有待提高;贫困农户利益诉求难以满足,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意愿不足。最后据此提出相应优化建议。     

扶贫车间模式的运作逻辑与生成机理

扶贫车间模式是地方政府通过就业方式帮扶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创新性行为。文章立足J县扶贫车间模式案例,从合作治理视角提炼价值整合、资源整合、信息整合与利益整合分析框架,探讨扶贫车间模式的运作逻辑与生成机理。研究发现,扶贫车间模式是政府、企业、村民委员会及贫困户合作共治贫困问题的产物,企业在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支持下于行政村内开设生产车间,招聘留守非贫困户维持车间正常运转的同时吸纳贫困户就业,以此帮扶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扶贫车间具有工作地点邻近且时间灵活、用工条件宽松及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等特征。扶贫车间模式的生成缘自政府、企业、村民委员会及贫困户在合作共治中坚持合作主体平等自主理念,形成合作主体资源汲取机制,构建合作主体信息沟通机制,产生合作主体利益共享机制,从而实现合作主体在价值、资源、信息和利益方面的有机整合,建立起共生共存关系。未来应关注合作主体利益共享机制脆弱性问题,推动产生于特殊时期的扶贫车间模式常态化发展,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     

中国产业扶贫的减贫逻辑和实践路径

产业扶贫在脱贫攻坚"五个一批"中涉及面最广、带动人口最多,为赢得脱贫攻坚贡献了重要力量。在尊重市场和产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政府对贫困户发展所需的资金需求、人力资本提升、技术体系支撑、就业创业创造、基础设施完善等提供适度支持,并通过构建市场主体与贫困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来达到预期减贫目标,是产业扶贫的减贫逻辑。实践中,不断强化规划、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基于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发展特色种养业,加强农产品产销对接帮扶,构建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盘活资源要素并让贫困人口分享资产收益,是减贫的具体路径。精准施策、到村到户到人,找准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主体、强化引领带动,农民主体、激发内生动力,是中国特色产业扶贫为后续产业发展和世界减贫事业提供的有益经验。未来从产业扶贫走向产业振兴,要更加重视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在利用市场机制、发挥特色优势和依靠内生动力上发力。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