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女革命家刘马青霞评传》评介

刘马青霞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女性,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辛亥女革命家刘马青霞评传》一书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按照时间顺序详述了刘马青霞女士办义学、义庄、杂志、新学,支持辛亥革命,参加同盟会等活动,还原了她真实的人生轨迹.在书中,作者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观点,如刘马青霞与皇帝、刘马青霞与丈夫的关系等,这些对研究刘马青霞具有开创意义.此书的出版,对研究河南辛亥革命运动、河南妇女运动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痢疾杆菌打败“老佛爷”

慈禧太后（1835～1908），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这位当年被捧称为“老佛爷”的女性，即使在现代中国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1861年，成丰皇帝病死热河，她的儿子载淳继承皇位（即同治皇帝），她被尊为圣母皇太后。次年，同治上徽号称“慈禧太后”。     

冯引欢——“老人楼”里的“活雷锋”

人物小档案68岁的冯引欢,居民们都叫她冯姨。20多年来,她不仅经常在生活上帮助左邻右里,对身体不好的老人嘘寒问暖,而且还乐于当邻居的调解员,缓和紧张的邻里关系,深受邻居们的喜欢。人物语录“左邻右里,能帮就帮,多留意一下,大家就更加和睦相处,整个社会也就和谐平安了!”“怎     

论“繁漪”与“曹七巧”自我否定彻底性差异之原因

曹禺、张爱玲是中国文坛上两个具有标志性的人物,他们笔下创作的人物形象也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这其中两个突出的女性人物形象“繁漪”、“曹七巧”在具有共性的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个性。文章从两个经典女性人物的自我否定彻底性差异入手,就曹禺、张爱玲在塑造人物时,赋予人物主体痛苦承受的差异以及两人在生存背景差异下造成的女性认知差异两个方面,论述了“繁漪”、“曹七巧”自我否定彻底性差异的原因。     

不可滥用的“多仔丸”

十二年前，青霞是整个高二的老大。这个奇装异服的女子，几乎无人敢惹，她抽烟、喝酒，无所不会。登奇是整个高二年级的老小．性格懦弱，不善言辞，黑框眼镜，白色衬衣一在当时不是潮流，而是木讷。而木讷的他就在楼道上遇到了青霞。     

敦煌变文中女性形象的“善”与“恶”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关于女性外貌、性格、善恶的描绘不可胜数。传世文献中的女性形象以“审美”为主,即使“外丑”也能以“内美”补充。然而,敦煌变文中女性的“美善”与“丑恶”具有对立性。变文作为民间说唱艺术,其近乎“脸谱式”的人物塑造将女性分为胸怀大义、贞洁善良的正面形象和凶狠恶毒、形神皆丑的负面形象。而呈现出二元对立女性...     

试析《雷雨》中繁漪及曹禺戏剧中其他“雷雨性格”女性形象

繁漪是《雷雨》中具有“雷雨”性格的悲剧性人物,而繁漪的人生悲剧又是一出性格悲剧,她性格中强烈交织着的封建与反封建、勇敢与软弱、崇高与自私促成了她的极端行为,以致把剧中人物包括她自己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深渊。像繁漪一样人性张扬的女性形象在曹禺的剧作中还有陈白露、金子、愫芳等,这一系列繁漪式女性形象无一不折射出曹禺崇尚个性解放、关注人性张扬的女性观。     

《黑暗的心》中女性意象与“失根”的阴影投射

在以描述航海经历和欧洲殖民扩张为主题的康拉德作品中,女性人物寥寥无几且相对单薄,但在其代表作《黑暗的心》中不仅出现了五位女性人物,更有着丰富的女性意象:从书名中的“黑暗”、“心脏”到贯穿全文的“河流”、“非洲”、“原始”、“陆地”、“阴影”等等。在这部充满了男性话语的小说中,如此众多的女性形象和意象是否与作者内心对“背叛”祖国波兰的“负罪感”以及对“失根”的“阴影投射”有关?这些女性意象与康拉德不幸的童年、对祖国的“背叛”、“失根”与“负疚”之间甚有关联,康拉德在其代表作中借助女性意象来重温童年,并对“失根”祖国的阴影进行投射,进而获得了“卡塔西斯”与“补偿”。     

斯蒂拉：一位反“男性中心主义”的女人——《欲望号街车》的女权主义解读

《欲望号街车》中的斯蒂拉历来被解读为男权的牺牲品。通过运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剖析这一人物发现：斯蒂拉并不是“女人的神话”所定义的“家中的天使”,而是具有颠覆男权力量的新时代女性的代表者;“母性”和“孕育”则是她用来解构“男性中心主义”的武器。     

论西尔维亚·普拉斯诗歌的“工具理性”批判

西尔维亚·普拉斯并不是一个自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但她的诗歌中包含了明显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尤其是针对生态 女性主义批评对象之一的“工具理性”,普拉斯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在其诗歌中,她描写了女性及自然的被贬抑、被 降格,批判了二元论的“殖民化”逻辑及女性和自然的“工具性”功能,反映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精髓。     

李渔与莎士比亚喜剧人物比较研究——以“典型人物”和“关键人物”为中心

李渔与莎士比亚分别作为东西方喜剧创作代表人物,其创作既有相似性,也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李渔善于从人物的共性中提炼个性,从而使人物形象“典型化”,莎翁则善于重点刻画人物的个性,将共性作为点缀,使“典型人物”更加饱满立体。李、莎喜剧中的“关键人物”塑造相似之因可归结为戏剧创作的基本规律使然及人物原型源于俗世,中西方不同文化所致的戏剧创作系统之分野则导致其差异性。李渔“风流道学”之心性使其刻意摹画喜剧中的“典型人物”和“关键人物”,莎翁“写实”特质则令其喜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对应着现实原型。李、莎喜剧正因为都取材生活、通俗入世,才有广泛的受众。探赜二人喜剧创作的不同侧面与奥秘,也有助于当今的戏剧实践。     

从“性别”到“政治”——论丁玲早期小说创作思维的起点

丁玲以鲜明的“女性立场”登上文坛，她的“性别”意识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性”，是区别于其他作家的重要标志。她并非意在单纯讲述现代女性的性与爱，她对现代女性内心矛盾的深度发掘，是为了要替这个社会把脉。丁玲借助“性别立场”突入到“性别政治”，进而导致左翼时期丁玲的政治态度、人生信仰的根本性转变，并成为当时著名的左翼文坛勇敢的探索者。     

张爱玲的创作属“女性主义文学”吗？

张爱玲本质上不属于“女性主义”作家。她以女人的细腻和敏感描写世界,更是以女人对女人的刻毒来写女人。她笔下的女人只会使人替她们感到悲哀,却无法让人喜欢她们。她笔下女性命运的悲惨,虽然也有男人、社会、礼教的因素,但更多的是自己虚荣、自私、小心眼儿、软弱、嫉妒、自制力差、庸俗势利等劣性造成的。她的作品全没有“女性意识”的因子,更没有把“女性解放”之类的“女性意识”作为作品的主旨。     

“逃遁”：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的实用主义解读

“逃遁”是美国文学的一个传统主题.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以极其细腻的笔墨刻画出一个“逃遁”型人物的典型形象.他的“逃遁”主要是徘徊在几个女性之间,其动机、行为充满了实用主义色彩.是美国的文化背景以及个人主义倾向的真实写照.     

论“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与性别困境

作为政治讽喻小说,“反乌托邦三部曲”包含无数道“凝视的目光”,其中的女性是被镜像化、物化、符号化甚至去性别化的存在,其身份的残缺注定其话语的无力,既没有为女性“发声”的权力,也没有塑造个性形象的能力。细读这三部“走在时代前列”的小说,发现存在明显的思想死角,属于男性话语构造、以男性为主体的“重构未来”,女性主体性依然缺位;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同时遭遇身份困境与发声困境,女性在被“随意涂写”的窘迫中隐含着“她”性别消失以及爱、希望、想象力消亡等系列危机。在渐趋理性的时代,一种两性博弈相处又共情合作的公序良俗,需要求同存异、包容互补式的清明、自律与努力。     

“《左传》丽人谱”之文姜论

春秋早期的鲁夫人文姜在《左传》中共计出场15次之多,堪称该书用墨最多的女性人物。文姜是春秋时期闻名遐迩的美女之一,《诗经》对她的生平也多有记载。由于《史记》中对其与齐襄公兄妹乱伦的宫庭秽史言之凿凿,人们对她的评价一贯不高。但结合《春秋》、《左传》之记述,文姜不仅是一个美艳动人的女子,还是一个有着杰出才能的女性政治家和外交家,她的一系列作为为鲁国在庄公时期赢得了罕有的国际地位,其功业不可忽视。     

伊丽莎白的“理想婚姻”与奥斯丁的“婚姻理想”——《傲慢与偏见》伊丽莎白人物形象分析

<傲慢与偏见>历来被认为是作者奥斯丁为讴歌女性追求幸福婚姻的不懈努力而作,而伊丽莎白是全书的中心人物,通过对她的形象剖析,展示其爱情婚姻历程,同时也折射出作者奥斯丁的婚姻观.     

“妄想“的颠覆

庐隐对女性的“女奴”现状的反抗 ,对“男权文化”的抗拒和剥离 ,对女性“自我”个性意识的确立 ,有着独特的、时代的意义。同时 ,由于庐隐“本我”“经验”的原因 ,她的女性自觉意识盈溢着“消极”的、悲哀的色彩 ,影响了她无法对于自身的超越     

略论冰心诗歌“母爱”题材的审美特征

冰心诗歌中对“母爱”分外突出的铺叙和描写，具备三个层面的审美特征。其一是梦幻化，这是一种留恋旧日梦想而不可追寻的怅惘表述。其二是知觉化，以“甜丝、春光、太阳”等景物构成审美框架和一个满蕴着故国典雅温馨的文化芬芳的艺术境界。其三是寻找“情景交融”的精神家园，由此折射出冰心对民族文化和谐人伦的渴盼，导致她的女性文化意识更加典型，并为二三十年代的女性文学确立了“爱与美”的经典性题材。     

艾米莉·狄金森的反“他者”女性主义思想

艾米莉·狄金森并未真正受到女性主义运动及其思想的影响,但从女性主义角度考察她的诗歌。可以发现,女性身份、女性自我意识等在其名誉、死亡、爱情、婚姻等主题中均有明显体现,其创作抛弃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他者”身份,早已具有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