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宪政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在长期的宪政实践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宪政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并阐明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成功地解决了组建全国新政权和新民主主义宪政与社会主义宪政的衔接转变问题,并为新中国的宪政实践做了杰出的奠基和开局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的宪政思想及其制宪行宪经验,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当代中国宪政文化的建构

宪法与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宪政制度的建立离不开宪政文化。处于一个特定文化传统的我们,在接受来自西方的宪政理念时,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契合点,使其能够更好地融合,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我们应该在公民中间传播宪政观念,进行普遍的宪政教育,同时,加强宪政制度的建设,以制度来推动和促进宪法文化的建构。设计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宪政文化道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政文化。     

独辟蹊径:面向底层生活世界的宪政路向——梁漱溟宪政思想初探

梁漱溟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的大师。梁漱溟先生关于宪政问题的探索与思考,具有契合时代与国情的独特性和深刻性。梁漱溟是从儒家的特有的"生活世界"来思考和探索宪政的深层而又紧迫的道路问题的,其宪政路径选择可以概括为:面向底层生活世界的宪政路向。这种宪政模式或者路径,其主要内涵包括着眼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培养团体生活习惯,养成社会"新礼俗"等方面,具有较为丰富和充实的内涵。其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的特征、超越中西功利主义之争、超越工具理性局限、坚持宪政运动的实践性。梁漱溟这一宪政思路,对于我们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推动宪政民主进程,具有重要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意义。     

民初宪政实践与孙中山的宪政理论创新

辛亥革命胜利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人完全按照西方宪政模式建立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经过民初的宪政实践,这个以移植西方制度为范本的体制,逐渐蜕化、变质,最后沦为军阀、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孙中山在深刻总结民初宪政实践的基础上,借鉴苏俄革命的经验,同时对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思考,提出了未来中国宪政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和策略,从而实现了近代中国宪政理论的伟大创新。     

论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

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宋教仁对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理论有独到深刻的研究,本文以宋教仁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为核心,对其独特的宪政思想体系作了探讨。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在理论上较为成熟,但他的宪政思想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积极的影响,但是他在实践中却很嫩弱,忽视中国的国情而终于失败。     

宪政秩序的当下与未来

宪政是人类法治进化和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高级样态。它是一项价值目标,也是一种事实状态。作为一种“实践的”法治理性,宪政秩序内蕴着“谦抑的”道德品质,意涵着人们对社会演进规律的科学认识,外显为“多元和宽容的”、“现实而不保守的”、“动态稳定的”秩序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秩序的生长,必然经历一个传统性与现代性相交融、稳定性与适应性相契合、阶段性与长期性相衔接的进步过程。相关的学术话语和理论探究,亟须回归宪政的中国语境,立足于既定的体制和国情,尊重中国的史情与民情,在实践中探索,在稳定中渐进。     

中国宪政建构的人性诉求——以中西人性思想比较为视角

起源于西方的宪政制度是现代文明的奠基石,以中西人性论思想为背景,探寻中国宪政制度所体现的人性诉求是宪政建设的基本思路.只有从人的內在性出发,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以中西人性思想为视角,才能从深层次发掘宪政制度的实质;只有阐释充分体现人性诉求的宪政制度,才能真正提炼出实现自由、正义和公平等这样一些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价值理念,而这样一种价值理念能够促进现代人的全面发展.     

浅析议会制度在近现代中国移植失败的原因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证书,宪政的立场就是人的立场。目前,我国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宪政自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和法律的焦点和核心问题。议会制度作为实现民主宪政的基本表现形式,又成为焦点和核心问题中的中心问题。议会制度在我国引进、演变、消亡的这段历史实际上也是一次法律移植的过程。然而,任何外国的法律制度介绍入我国则无形中随着我国的国情进行改变。实践证明,议会制度在近现代未能成功植入我国,正是由于它不符合中国国情。     

让历史告诉未来：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方略及启示

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思想,是实践“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理论以实现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宪政民主的根本方略,也是针对近代中国国情提出的一个渐进式（量变）与激进式（质变）相结合的宪政建设模式,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必须以宪政民主为目标,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路径模式,必须将世界潮流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让那些患了宪政民主“饥渴症”的人增多一些理性认识和稳健意识,让那些借口国情而在宪政民主方面患了“麻痹症”的人增多一些进取精神和忧患意识。     

浅析议会制度在近现代中国移植失败的原因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证书，宪政的立场就是人的立场。目前，我国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宪政自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和法律的焦点和核心问题。议会制度作为实现民主宪政的基本表现形式，又成为焦点和核心问题中的中心问题。议会制度在我国引进、演变、消亡的这段历史实际上也是一次法律移植的过程。然而，任何外国的法律制度介绍入我国则无形中随着我国的国情进行改变。实践证明，议会制度在近现代未能成功植入我国，正是由于它不符合中国国情。     

中西方法文化的冲突与和谐——以宪政为视角

如何消解中西方法文化之间的冲突,并实现两者的和谐,是近代以来中国法文化学者一直在探索的课题。晚清知识分子提出"中体西用"论,试图以"西学"来维护封建统治的合法性;新儒学者们的"文化转型"论,则希望从传统儒学中创造性地转化出宪法文化。这些文化策略都以失败告终。要实现中西方法文化的和谐,就必须坚持"在法治的框架下扬弃传统文化"的文化策略。     

国家权力与宪法诉讼的关系——论我国宪法诉讼的可能性

中国是一个国家权力非常强大的国家,和西方国家发展宪法诉讼的情况有很大的区别。如何在这样的国情中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笔者认为在中国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必须依靠国家权力的支持,而且可以依靠国家权力完成宪法诉讼的建立。     

国家审计体制的宪法思考

本文通过对我国及各国审计体制的对比,指出了我国国家审计制度中的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从宪政层面分析了我国现行审计体制的劣势,阐述了我国进行立法性审计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提出审计制度作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宪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审计工作具有宪法实践性质,我们应当把审计问题放在国家权力架构的现实选择与发展中,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制度的发展要求实现审计体制从行政型向立法型转轨,以期对我国国家审计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有所裨益。     

试论近代中国争取法治的不懈努力

鸦片战争后中国先进分子开始了对西方法治文明的探索、向往和追求。太平天国探索了农民阶级的法治之路。戊戌变法是西方先进的法治文明与中国传统的人治在中国本土第一次实质性的交锋。清末预备立宪客观上标志着古老的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始了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的艰难过渡。虽然辛亥革命的法治模式在法律价值上意义重大 ,但是昙花一现 ,流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达 2 8年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则是觉醒了的中国人民争取权利和法治的伟大斗争实践。     

论我国宪法监督模式的选择

监督和保障宪法的实施是世界各国宪政建设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自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问世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陆续以不同的形式建立了宪法监督制度。然而,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尚不完善,本文通过介绍目前世界一些先进国家的宪法监督制度及我国宪法理论界对我国宪法监督模式的设想,从我国国情出发,选择一种最佳的切实可行的宪法监督模式来推动我国宪政事业的发展,从而使我国公民的权利在实践中获得可靠的保障。     

西方国家廉政经验在我国的检讨与适应性分析

当前学术界在我国廉政建设中主张广泛借鉴欧美各国的廉政建设经验。客观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廉政建设体制相对更加完善和卓有成效；不过，这些经验在我国是否适用，不能仅仅依据经验本身，更多的则取决于中国是否存在国外经验生长的土壤。由于这些国家的近现代发展历程、廉政建设面对的国情与我国有较大的相似性，因而其廉政经验比较符合我国的廉政建设需要。     

我国地方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述论

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我国的兴起与西方相比 ,有着共性的一面 ,如对政府机构膨胀、人员臃肿、效率低下的不满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特殊原因。虽然服务型政府建设起源于西方 ,但是“服务型政府”概念却不折不扣是国内学者的创造 ,在内涵上 ,它是理念、制度、操作三个层面的统一。服务型政府建设提高了我国地方政府的有效性、合法性和正义性     

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改革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有企业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在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中,探索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模式.从西方国家国企改革的不同模式分析出发,探索了西方国家国企改革的共同规律,指出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应注意的问题,这对于当前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有现实意义.     

论40年代两次宪政运动与中国民主同盟的关系

20世纪40年代的两次宪政运动与中国民主同盟有着密切联系,其发展大致可以经历三个阶段:1."九一八"前后的"人权运动"和国民党的民主政策使民主知识分子得到初步整合。2.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兴起为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而运动的失败又促使其进一步发展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3.第二次宪政运动兴起使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进一步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改组后的民盟全力投入到宪政运动中,但最终与宪政运动一起受挫。两次宪政运动与民盟的发展有如下启示:1.两次宪政运动与民盟是交织互动的;2.民盟与宪政运动的发展命运说明中国宪政与政治环境之间关系的特殊性;3.民盟与宪政运动的发展命运也揭示了政治现代化中宪政与政党关系的一个悖论。     

西方新政治经济学与东亚的现实

文章对照中国和韩国等东亚的传统和现实 ,对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进行方法论分析 ,主要分析公共选择理论的三个理论假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心理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等相关学科都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批评。东亚经济政治的制度结构与西方不同 ,经济人假设的适用性受到限制。政治与市场有本质的区别 ,交换政治观本身就有问题。有权威主义传统的东亚国家与西方国家不同 ,在儒家“行仁政”思想的影响下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深 ,政治中“交换”的色彩不明显。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逻辑上仍有缺陷 ,在强调国和家大于个人 ,注重社群伦理的东亚 ,个人主义的地位并不突出。此外东亚的个人主义的内涵也不同于西方 ,有非理性的特征。政治具有报酬递增和路径依赖的特征 ,西方和中国的学者使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政治和改革 ,各自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路径依赖理论较为适于中国的改革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