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伯林自由观辩护——对邓晓芒“伯林自由观批判”的批评

伯林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析被认为对许多问题是一种澄清,而邓晓芒对伯林的批判重新混淆了本已澄清的问题。邓晓芒不同意两种自由的割裂,批判为所欲为的消极自由。可是,伯林区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非要为不受限制的自由辩护,而是要说明两种自由的混淆会导致严重的问题。伯林的自由观并无根本问题,问题在于他的多元主义,而邓晓芒在多元主义上的分析更是混乱,本文力图给予澄清。     

伯林自由观批判

本文对国内学术界目前流行的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观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文章以伯林关于自由理论的代表作<两种自由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逐个分析和评论了其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指出(1)他时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截然割裂是站不住脚的,消极自由并不优于积极自由,对积极自由的批评也可运用于消极自由之上;(2)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两种自由哪个更重要,而在于自由为什么变成了不自由,伯林由于无视异化理论而绕开了这一问题;(3)理性与自由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伯林出于经验主义的偏见而割裂了这种关系,使自由停留于最低级的形式中.     

伯林自由观批判

本文对国内学术界目前流行的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观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文章以伯林关于自由理论的代表作《两种自由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逐个分析和评论了其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指出:(1)他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截然割裂是站不住脚的,消极自由并不优于积极自由,对积极自由的批评也可运用于消极自由之上;(2)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两种自由哪个更重要,而在于自由为什么变成了不自由,伯林由于无视异化理论而绕开了这一问题;(3)理性与自由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伯林出于经验主义的偏见而割裂了这种关系,使自由停留于最低级的形式中。     

自由的悖论--伯林自由观探析

伯林通过将自由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揭示了自由的四种悖论,并且通过分析指出导致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一元论的价值和文化论,认为平衡和协调两种自由、采纳多元主义的价值和文化观是解决自由悖论的关键。但是伯林并没有清楚地阐明平衡两种自由的合理策略,他所阐述的多元主义的价值和文化观也是不完善的,至少伯林的自由观需要一个商谈的政治学和伦理学作为补充。     

不成功的辩护——对周枫《为伯林自由观辩护》的回应

本文作者曾于2005年在<社会科学论坛>第10期(上)发表<伯林自由观批判>一文.学者周枫以<为伯林自由观辩护>为文,在该刊2006年第5期(上)对本文作者上文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本文即是作者对周枫的批评的回应.作者指出了周枫在一系列问题上对自己对伯林的误解、误读,从而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在批判伯林自由观过程中所提出的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自由的异化、自由与理性的关系、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等问题的观点.     

伯林的自由概念及其演绎

在《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伯林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价值多元主义。文章沿着伯林的思想轨迹对他的自由思想展开了述评。     

不成功的辩护——对周枫《为伯林自由观辩护》的回应

本文作者曾于2005年在《社会科学论坛》第10期(上)发表《伯林自由观批判》一文。学者周枫以《为伯林自由观辩护》为文,在该刊2006年第5期(上)对本文作者上文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本文即是作者对周枫的批评的回应。作者指出了周枫在一系列问题上对自己对伯林的误解、误读,从而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在批判伯林自由观过程中所提出的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自由的异化、自由与理性的关系、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等问题的观点。     

伯林的两种自由

自由问题一直受到普遍关注,伯林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各有特定的含义,伯林的反对者对其的批评,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伯林自由概念也有不足之处。     

被误读的与被误解的：中国语境中的伯林

在中国语境中,伯林的被误读与被误解现象主要有四种。第一,消极自由被误解为不做什么的自由。而实际上,消极自由不是不做什么的自由,而是没有外在的人为障碍状态。第二,积极自由被错误地等同于古代人的自由。然而,伯林的积极自由并不一定就是古代人的自由,而古代人的自由则必定属于积极自由的范畴。第三,多元主义被误读为相对主义。但是,在伯林看来,相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主观性与不可理解性,而多元主义的核心特征却是客观性与可理解性。第四,多元主义被误认为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尽管伯林早年认为多元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础,然而,晚年却认为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没有逻辑关联。     

捍卫消极自由——论伯林的自由观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是以赛亚·伯林提出的一对重要概念。伯林强调消极自由对于现当代人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同时他也着力分析了积极自由变性的问题,提出在现当代社会条件下人们捍卫消极自由的重要性。但伯林并非是要人们放弃积极自由,他承认人类在追求自由的历史过程中积极自由所占的地位,并强调,人类拥抱积极自由时,如果没有为消极自由保留空间和地盘,那也就意味着丧失自由。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评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本文认为,消极自由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它应当被视作是积极自由得以实现的手段。消极自由的范围是由积极自由来决定的。伯林的多元主义也并不能作为消极自由的理论基础,因为多元主义包容了非自由的价值观念,而且,积极自由与一元论、极权主义并无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本文的最后结论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并不能割裂开来,它们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     

以赛亚&#183;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述评

《两种自由概余》一文中，伯林阐述了自己对自由问题的独特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价值多元主义。本文沿着伯林的思想轨迹对他的价值多元主义思想展开了述评。     

伯林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述评

伯林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近代以来分析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可能性和现实可行性的重要思想依据。伯林以价值多元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的多元价值之间存在着兼容和契合的可能,也能作为自由民族主义这种新生的改革理论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伯林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我们可以明晰自由民族主义的基本理念,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找到一条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新路径。     

伯林两种自由概念的伦理内涵辨析

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说明了自由的不同伦理内涵。伯林认为,只有允许个人在实然的多元价值中做出选择,才能真正保护个人自由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与追求。如果自由的伦理内涵仅在于让一个人认可某个抽离于复杂现实的一元价值,那么,自由的实践终会走向对自由的背叛。     

自我的幻像 --对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批评

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引发了知识界的诸多批评,范伯格对伯林的批评是建立在关于"欲望"以及对欲望的"约束"的讨论上,从而指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的逻辑互蕴关系.但他对自由的理解不同干伯林,他主要强调自由的"内部敌人(欲望)"对个人自由的威胁.黑格尔及同道则强调"欲望"的"主体间性",强调人与人相互承认,是人作为自由存在物的标志,由此,马克思继承并突出地提出"只有打破人的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才能以人与人相互对待的态度,获得自由本性的实现,马克思的自由理念具有鲜明地反对形而上"自我"概念预设以及对人性迷信的立场,强调应该从入与物、个体与类的关系角度对"自我"与"自由"关系的探讨.因而,当可作为对"世纪末的自由主义"批判的思想资源.     

论对伯林式自由观的批判与再建

自由是伦理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一个常谈常新的主题,也是一个被赋予最多样化含义的一个哲学概念。形形色色的话语体系都试图“垄断”关于自由的解释,并互相攻讦。伯林宣称的消极—积极式的自由理解曾经主导了对自由的认识,但上纪中期以来它日益受到诸多批评,被一种叫做无支配自由的“第三种自由”所取代。     

有问题意识的自由主义研究--评《自由的幻像--伯林思想研究》

以赛亚·伯林研究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业已逐渐成为显学.在当代思想史上,伯林的贡献有两方面,一是推动了多元主义的思考方式,一是对自由的含义进行重新反思.当前,多元主义已成为英美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共同的思考框架,而伯林则堪称多元主义的现代教父.在他开辟的思想道路上,活跃着威廉斯、德沃尔金、艾克曼、拉莫尔、拉兹等人.多元主义所要支撑的价值观是自由的价值观,它试图治愈的是一个苦难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出现了纳粹德国的暴政、集中营、斯大林的暴政,还有连绵不断的革命等.在其中,受害最深、创痛最巨的就是个人的价值与自由.     

论消极自由理论的发展--从本杰明·贡斯当到以赛亚·伯林

本杰明·贡斯当关于"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划分,是以赛亚·伯林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划分的直接理论渊源,并对这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初步的阐释.     

是自由的种类之分还是自由与权利之别--伯林"两种自由"理论再认识

本文对伯林"两种自由"理论的真正涵义、所产生的误读及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启示意义进行了探讨,提出"两种自由"并非平行并列的种类之分,而是自由概念的逻辑层次之别;二者不是相互对峙,而是相互统一的源流关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同样具有自由精神,但作为一种"道化"的自由,其根本缺陷不在于缺少某种类型的自由或自由的某一部分,而是难以开出权利之果.     

价值多元论的道德困境——解读以赛亚·伯林对马基雅维利的分析

伯林认为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解释基督教道德与历史上伟大人物取得赫赫功业的手段之间的道德冲突问题时,无意中揭示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价值多元。由此,伯林认为这一道德困境不是同一道德体系下的困境,而是两套道德体系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伯林阐发了他的价值多元论,并引入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一对概念来解决上述道德困境。但是,通过两套道德体系的理论不足以消解这一道德困境,而且也不足以证成价值多元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提出对解决道德困境的伦理标准的选择于事无补,反而容易陷入相对主义,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