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视野下的中国科学史学

佛学对中国科学史学具有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佛学为科学史学提供宝贵的史料;佛学蕴含着科学史学的新主题;佛学对当代中国科学史学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等。佛学不但可以为科学史学提供独特视角,而且在科学史研究中介入佛学视角,也会促进世人对佛学、佛教,尤其是它们与科学关系的深入理解。     

梁启超"科学史学"观的形成及其反思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首倡者。在中西文化冲撞与融会的近代社会,中国传统史学在"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梁启超"科学史学"观的形成是其起点,而他对史学"科学化"的反思,正是中国史学在科学化进程中的理性思考。     

近代中国接受实证主义史学的因缘

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西方不同。西方的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建立在科学发展基础之上,除了继承兰克客观主义史学要求的如实直书外,还注重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实证主义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因为实证主义史学的进化观念、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念、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有着相通之处,从现实条件讲,其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     

抗战时期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探论

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抗战时期,在毛泽东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范文澜为代表的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家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运用新的史观理解阐释历史,系统总结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发展规律。他们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引领并坚守爱国主义史学阵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了发展方向。     

当代中国史学思想的特征与发展创新

当代中国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时代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体现。当代中国史学经过6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为资政育人的历史教育思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特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史学思想的创新和发展,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当代中国史学的基本特征,并指导着当下中国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李大钊的史学思想

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开辟了中国新史学的先河,为我国史学研究走上科学道路奠定了基石.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其史学思想,对我们当前史学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五四”运动与史学革命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是一次以民主、科学为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在这次新文化运动中,不仅在我国思想界、文学界……等方面发生了伟大的变革,同时也在史学界发生了有史以来一次最伟大的革命。史学界的这次伟大革命,就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许多先进分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研究中国的现状。这种景况不仅使史学研究摆脱了传统的史学研究羁绊,而且使史学研究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使我国史学研究逐渐走上科学的道路,是史学的一次伟大革命。近代思想家、史学家梁启超曾经这样说过:“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新史学》第54页)然而两千余年中国之封建史学,实质上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梁启超的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他明确地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对于二千余年的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系     

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李大钊在他的一系列史学理论著述中,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深入探讨了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任务、作用等历史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并从理论上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在历史本体论、史学认识论等方面构建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本体系。     

浅论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重要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的社会革命密切相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学研究,帮助人们正确了解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澄清了许多混乱的认识,坚定了人们继续革命的信念,也显示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不断总结其在理论与史实结合上出现的缺点和不足,开始对历史学的学术性与科学性予以更多的重视,不断加强和完善着自己的学术内涵和科学体系。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指导历史研究的实践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许多科学的论断,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建国初期,毛泽东通过编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读书籍、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对胡适思想的批判等一系列活动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毛泽东对史学理论的阐述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人以深刻启示,为我们提供了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范例,对我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毛泽东的史学思想进行回顾与总结,将有助于推进我国史学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困境与对策：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初探

资源型城市转型面临着辐射条件差、结构不合理、软硬环境建设滞后等困境。因此 ,应分城市类型优化辐射条件 ;从发展大农业 ,发展替代产业 ,调整、改造、升级传统产业 ,优化第三产业几方面调整产业结构 ;从界定企业价值、国企退出“靓女先嫁”、政府扮演好创业者、示范者角色等方面调整所有制结构 ;创建开发区、充实经济内涵以营造优良硬环境 ;打造服务型政府、完善投资环境、大力开发人力资本、建设学习型城市以营造优良软环境     

清代品体文学之论的承传

清代品体文学之论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在诗学领域，其体现在袁枚的《续诗品》、顾翰的《补诗品》、曾纪泽的《演司空表圣（诗品）二十四首》及蒋斗南的《诗品目录绝句六章》中；二是在词学领域，其体现在郭摩的《词品》、杨夔生的《续词品》、姚燮的《鸥波词序》及江顺诒的《词品》中；三是在文章学领域，其体现在马荣祖的《文颂》、许奉恩的《文品》及魏谦升的《二十四赋品》中。上述三个维面，从不同的论说视域将传统品体文学之论予以了发扬光大。     

《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与孟繁仁诸先生商榷

由施耐庵和罗贯中创作并最后定稿的《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明代万历初年开始出现的简本《水浒传》插增了田、王二传。田、王二传是否为罗贯中增补,这是重大问题。由高儒著录的署名“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今知明代最早的版本。根据考证,它应当就是施、罗创作定稿的原本。在明人有关史料中对施、罗原本或早期本从未有田、王二传内容的记述,《水浒传》书中的谒语、真言却反证了《水浒传》成书前的早期本和原本不曾有田、王二传部分。简本晚于繁本,系对繁本加以删削又插增田、王二传而成书。现存最早的简本“插增本”(残本)的刊行者就是插增田、王二传的始作俑者。罗贯中下距“插增本”成书二百年之久,田、王二传的增补与罗贯中无关。简本和“全传本”田、王二传中的许贯忠及有关描写,被作为提出“罗贯中虚像”说的依据,但此依据在籍贯、身世经历、地理名称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不能自圆其说。用仙道梦境描写印证“虚像”说的做法实不可取。     

从债转股看国有企业融资行为的偏好

通过对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的比较分析 ,可以得出债权融资成本低于股权融资成本的结论。国有企业之所以偏好股权融资 ,主要是由于认识原因、政策原因、市场原因、制度原因等。只有建立和完善发达的资本市场 ,规范资本市场运作 ,国有企业才能找到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的最佳结合点     

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类型取向

法治建设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呼声中得到了一致的认同,但由于我国传统和现实的因素制约,在建设法治类型上产生了分歧。在借鉴西方法治建设的同时,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兼顾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目标,推进法治化进程。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混杂多元的社会秩序中确立法治秩序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发挥最佳效用,是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实现诉讼解纷方式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培育乡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处理乡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孟子》阅读札记

《孟子》虽是重要的早期儒家著作,但仍存在许多意义理解上的分歧。参照赵岐《孟子章句》、朱熹《孟子集注》、焦循《孟子正义》及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或加取舍,或出己义,力求得出合乎《孟子》文本与孟子初衷的结论。     

基于语言符号象似性特征的科技新词翻译

通过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象似性的特征进行分析,指出在创造科技新词时,语言符号的象似性使新词更有理据。因此,在翻译时以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象似性的辨证观为基础,从象似性的角度考虑英汉语的符号对等是切实可行的。     

论大学生诚信品德的养成

诚信是社会主义荣辱观所倡导的基本道德和行为规范,是立人之本、成事之基。目前大学生中普遍存在诚信意识淡薄的问题,这主要有社会、家庭、学校及大学生本人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应从充分发挥政治理论课在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方面的主渠道和主阵地的作用、创建良好的校园风气和信用环境、加强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教育等方面来促进大学生诚信品德的养成。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哲学解读

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客观需要，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弘扬法治精神，维护法的权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强化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为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