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党治国”到专制独裁──试论1928-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以党治国”

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思想的本意,是以政党的力量把中国引向民主政治的轨道。国民党在“训政”之初宣布继承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由国民党担负“训政”全责,并通过一系列宪法性文件规定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间的关系,进而建立起“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然而,这一体制运作的结果却是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寡头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与孙中山的本意背道而驰。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产生与“二次革命”的失败有关,也是他向苏俄学习的结果。“以党治国”思想内涵包括用党的主义治国,用党的理想、组织纪律、奋斗目标等凝聚人心。“以党治国”思想对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内在逻辑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是在长期革命实践经验基础上,借鉴苏俄政党与国家关系模式而形成的。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内在逻辑是:以党建国是以党治国的前提;党在国上是以党治国的体制特征;主义治党是以党治国的思想保证;以党统军是以党治国的必要手段;领袖至上是以党治国领导保证;政党政治是以党治国的归宿。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回应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双重困境,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革命与国家建设的进程。     

清华学人与蒋介石(1926-1948)——兼论国民党与清华(联大)学术共同体之离合

在国民党政府时期,清华在地理上始终远离政治中心,且由于美国背景之"庇佑",其政治色彩较之其他顶尖大学而言确实相对较弱。饶是如此,它仍不可避免地与国民党政府的核心决策层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又集中体现为与国民党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的联系。从北伐到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长期处于权力中枢,但其形象多有变化。在天崩地裂的政局变幻中,清华学人内部也不断分化、分道扬镳。亲国民党的学人逐步南去,而多数学人则用脚投票,放弃了蒋介石及其政权。清华学人与蒋介石之分合,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知识精英与国民党政治精英之间复杂、暧昧的关系,也浓缩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人"与"政治人"之间极为繁覆的纠结。     

略论孙中山的"团体救国"和"以党治国"思想

孙中山在探索“救国”、“治国”的道路上,高度重视“团体”和“党”对组织群众、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关键作用。他有关这方面的认识及主张的形成,首先是为客观环境的需要所决定,其次是受到俄国革命和俄国共产党的启发。在重新审视孙中山这一思想时,可以检讨其中某些绝对主义的错误成分,但不应过分放大其负面影响。     

论国民党在抗战初期执行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执行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是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具体形势提出来的。一是给日本军的物力、人力以严重消耗;二是为开辟敌后战场减轻压力．为国民党争取到必要的“时间”。当时制定执行这个战略方针是正确的、成功的。     

何键的“小康”与“大同”——国民党地方新军阀的政治哲学与实践

作为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地方新军阀的典型,何键以＂小康＂与＂大同＂观曲折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哲学。其＂小康之治＂虽然不为他本人推崇,却恰恰成为他政治实践的真实写照。但是何键又并非无原则拥护中央,他鼓吹大同之治,贬抑＂统一＂为＂小康＂的极端现象,又反映出地方新军阀醉心地方割据与军事独裁的普遍心态。何键坚决反共,推行恢复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改革,厉行＂清乡＂,上取悦南京中央以扩充实力稳固在湖南的统治,下可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资源以求得湖南各界的共同政治认同。因此其施政理念与政治实践在地方新军阀中具有典型意义,其＂小康＂与＂大同＂观更是地方新军阀政治哲学的集中概括。     

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1927—1937)

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 ,与中央判然不同。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分别自成系统 ,党政分离 ,互不统属 ,形成一种双重衙门体制。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控制体制由单轨制向双轨制的重大转变。形式上 ,党政之间平等制衡 ,互相监督 ,似不失为一种较理想的地方政制。但在实际运作中 ,党政之间为争夺权势资源时起冲突。在权力竞争中 ,国民党中央倾向于将地方政治交由地方政府主控 ,党权在地方政治运作中日趋弱化。党治在地方层级几乎处于一种虚拟状态。这种党政分开的地方党治体制 ,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民党的党治权威和党治基础。加之战前国民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有限控制 ,国民党最终只建立了一个脆弱的党治国家秩序     

西南联大“以质为重”的办学理念探析

"以质为重"是西南联大办学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也是联大办学成功的内决因素。这一理念有着博大精深的内涵。对西南联大"以质为重"本科办学理念的内涵、源流进行探究,以进一步挖掘西南联大成功办学的深层次原因,并给我国当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以启示。     

国民党与“九一八”时期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

"九一八"事变前后,上海等地爆发了对日经济绝交运动。运动的肇因是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后韩国境内发生的排华暴行。上海各界组织了"上海市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为运动增添了薪火,上海各界将反日援侨会扩大改组为"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这两个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开展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是这一运动的领导力量,中央党部认可并支持各地党部积极介入运动。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虽然认为运动是民众爱国热忱的反映,但它站在行政机关的立场,需要面对日方不断要求取缔经济绝交运动的压力,在体认中国尚无力立即与日本开战的现实下,由对运动表示"忧虑"转向压制是其逻辑的合理展开。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过程中,国民党党、政方面的分歧表现得甚为明显。这种分歧始终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困扰它的严重问题。应该说国民党压制运动及对日妥协有其现实上的无奈,但这极大地损害了国民党的声誉,而这正是国民党在历史上的不能承受之重。     

国民党的“新希望”在哪里

从各方面的信息看，8月20日结束的国民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应该说是一次成功的会议。顺利实现了“世代交替”，年富力强、形象清新、人气旺盛的马英九就任党主席，他表示要继承前主席连战的两岸政策和对大陆的访问成果，反对台独，坚持改革，誓言2008年夺回执政权。这次会议，连同此前连战主席大陆“和平之旅”、实现历史性突破一起，可以视作国民党新转机的两大标志。     

南京国民政府的“双十”纪念(1927—1937)

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来,虽然历经军阀混战和政权更迭,但作为民国国庆日的双十节一直都被广为纪念与宣传。在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充分利用双十节的纪念与政治功能,体现出其对重大历史时间的价值选择。以九一八事变为界点,其纪念主题历经从国庆到国难的转变;以七七事变为界点,其政治基调历经国共两党由分裂到合作的转变,但这期间却贯穿着国民党始终如一的价值诉求,即以增进国民党执政的合法性为宗旨,使得特定的历史时空,既具有价值的普遍性,又具有价值的特殊性。     

以党建国的历史合理性——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q-国闭关锁国的东方朝贡体系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冲击的粉碎,卷入世界体系,重新开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面临着多重危机。在中央权威弥散,对外独立主权丧失,传统社会解体,政治民族缺位的建国困境之下,国民党选择了以党建国之路,这具有历史合理性。在历经议会政治失败之后,孙中山毅然选择了以党建国之路,设想依靠强大的革命性政党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先后经军政到训政,最后实现宪政。     

青年党与国民党的明合暗斗(1946-1949)

国共内战爆发后,青年党预估国民党将取得胜利,故积极在各级政府中争权夺利,以为日后发展奠定基础,却因此与国民党形成明合暗斗的局面。青年党以不惜退出政府相威胁,国民党虽不得不表示谦让,但所让也有限,最终,青年党主席曾琦被迫个人退出政府,两党冲突加剧。在国民党的颓势越来越明显时,青年党的"左派"领袖李璜一度有意与中共合作,参加新政协,但被中共拒绝。随后,青年党坚决和国民党进行合作,要求建立一支军队,对抗共产党。蒋介石却担心青年党一旦拥有党军后,会变成"共产党第二",对国民党形成新的威胁,所以迟迟不予同意。最终,穷途末路的蒋介石被迫允许青年党建立一支军队,但这支军队很快就被中共击溃了。随后,青年党逐渐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     

坚持科学的认识论，正确认识“以德治国”

本文从马克思主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以德治国”的必要性和“德治”与“法制”的关系,对正确认识和贯彻落实“德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鸦片种植与甘青社会经济互动(1928-1937)

民国时期,鸦片烟毒风行于西北,甘肃、青海两省皆有大量民众吸食鸦片。但1928年建省的青海严禁种烟,与邻省甘肃形成鲜明对照。在此背景下,大量甘肃鸦片被军阀和商人等运销青海,青海的大量余粮则销往甘肃,以弥补种烟挤占粮田所造成的巨额粮食空缺。同时,鸦片消耗了大量青壮劳动力,不少青海民众在收烟时节务工于陇原烟林。甘青两省在鸦片、粮食和劳动力上形成互通互补,构成省际社会经济互动的重要内容。     

三教并举状况下的隋唐儒学发展脉络

以三教并举为特征的隋唐时代,佛、道二教彰显出极大的影响力,以致遮蔽了儒学的光芒。历来治隋唐思想史者多以佛学为重点,对此时期儒学的发展有所忽略,研究成果较为欠缺。但是事实上此时期的儒学有其自身特征,且从文中子"三教可一"说到韩昌黎"传道"说,构成了应对佛、道二教的儒学自身发展脉络。外之则与隋唐政治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内之则表明了从经学向子学过渡以及理论化趋向的儒学新形态的萌生。     

深刻理解 正确处理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是我党在新的形势下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论断.正确处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