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体视阈下寻找有效的村民自治单元

依据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共同体内部因存在着共同地缘、共同血缘、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等有机的自治元素,从而起到维系共同体发展的作用。中国经由传统社会长期发展而成的自然村落,因同样具备上述因素而具有自治功能,可视做一种“自在型共同体”和“自治共同体”。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与社群自治的统一,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自治属性愈益萎缩、行政属性愈益扩张从而导致村民自治“悬空”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根源于“建构型共同体”---行政村这一村民自治单元与自治共同体基础的脱节。各地相继出现的地方性改革和实践,说明村民自治发展已进入探寻自治内在动力的第三阶段。其发展的理想标的应是自治功能与行政功能兼顾的模式。     

村民自治的社会动力机制与自治单元——以湖北秭归双层村民自治为例

实践中,自治单元内的社会关联、利益相关与精英收益是村民自治的三重社会动力机制,决定着村民自治的效果。在湖北秭归的双层村民自治实践中,社会动力机制在行政村和村落两种自治单元内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村落较行政村更能保存社区记忆和建立现代社会关联;在公共品供给、土地产权和产业发展三个方面,行政村很难形成一致性利益,而村落内具有高度同质性利益;相较于村庄内的面子、权威等社会性收益,村干部更关注来自县乡的经济性收益,但村落的“两长八员”需要面子、声誉、权威等社会性收益以及低保等经济性收益。三重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力机制对村落村民自治的推动力更为充足,村民自治在村落自治单元可以更好地发挥基层民主的治理功能。因此,村民自治应与村庄社会基础相适应。     

现阶段村民自治运作中的权力博弈

村民自治的运作实际是村落场域内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在现阶段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运作中,权力博弈场内的主要局中人是政府、村干部、头面人物、普通村民。由于受村落场域多元性的影响,各类村庄权力主体在不同村庄的公共权力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有所差异,因此形成了干部支配型、精英主导型、群众自治型等多种村庄权力结构。村民自治运作中的权力博弈势必导致各类权力主体在村庄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改变,并引起村庄权力结构的变迁。     

一个普通村庄村民自治的事实与逻辑

"理解80%中国农村的80%现象"驱使我们去深切地关注和观察中国普通村庄日常生活中的村民自治,以便更好地把握我国村民自治的基本样态和真实逻辑,而不为"明星"效应所左右。村民自治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生活,它将在现代民主、法治和传统文明的契合中不断进步。     

“关系圈”稀释“受害者圈”：企业环境污染与村民大多数沉默的乡村逻辑—山东N村个案研究

基于山东N村手套加工厂及其环境影响的调查发现,村落内生企业的关系嵌入与乡村社会分化的叠加效应,是大多数村民面对环境危害而保持沉默的乡村逻辑。乡村作为兼具乡土底色与经济理性的生活共同体,被企业污染建构为具有统合性的整体受害者圈。“同住一个村”的共同体意识形塑大部分村民的环境沉默行为与少数积极分子环境抗争的自我克制,而企业生产建构的获利者群体进一步分化了受害者圈层,村落“双重圈层”互嵌式关系格局阻隔村民通过集体行动制止企业污染的底层路径。农村内生污染企业的嵌入属性加深了村落社会分化、侵蚀了农村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更提醒关注农村污染企业的社区嵌入与村民环境行为选择的复杂性关联。     

村民自治是建构农村和谐社会的制度保证

广西宜州市合寨村率先开始的村民自治是农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次制度创新。它一出现便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并迅速在全国推广起来。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诸多优越性。如果能够克服其目前所存在的制度缺失,使之臻于完善,那么将是建构农村和谐社会的一种较为理想的制度供给。     

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必然性的经济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农村民主制度建设的主体 ,在实践中显示出了强大的活力和蓬勃的生机。村民自治制度形成的原因很多 ,本文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 ,在成本—收益理论的框架下 ,从政府、村民、村民自治制度三个不同的层面出发 ,揭示出了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必然性的经济上的原因     

村民自治是建构农村和谐社会的制度保证

广西宜州市合寨村率先开始的村民自治是农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次制度创新。它一出现便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并迅速在全国推广起来。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诸多优越性。如果能够克服其目前所存在的制度缺失，使之臻于完善，那么将是建构农村和谐社会的一种较为理想的制度供给。     

论村规民约的法律属性

村规民约的法律属性问题是村民自治法律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作为一种法律认可的行为规范,村规民约已经成为完善我国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的重要方面.村规民约的法律属性不仅仅包括法律性质,还包括法律作用和法律职能.从性质来看,它是一种准法规范;从作用来看,它规范村民行为;从职能来看,它配置农村利益.     

村民自治的发展路径与走向——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村治经验及其启示

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村治实践的特点是:第一,注重村民能力建设,找准农村民主权利主体建设的突破口;第二,注重对乡土传统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把村民自治的发育成长建立在农村社会现实之上;第三,注重"培育引导",理顺乡镇政权在村民自治运行中的角色和作用;第四,注重制度创新,为非权力精英提供制度化参与村民自治的平台。白沙镇的村民自治实践对于村民自治的未来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启示。未来的村民自治的发展方向应是由制度民主转向日常民主,具体来说:第一,从选举民主到治理民主:村民自治的内涵得到了深化;第二,从制度建设到能力建设:村民自治重心的转换;第三,从个体参与到组织化参与:村民自治良性运行的关键。     

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社会保障就没有全社会的进步与稳定.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     

解析地役权客体——以《城乡规划法》为视角

地役权制度虽已源远流长,但对于我国来说还是"新"的制度。无论从历史、比较的多维视角,还是从法律概念自身的逻辑解释以及《物权法》的整体,乃至从我国法律体系来看,地役权的客体仅适用土地。它在创设时必然会与城乡规划法相遇,当下地役权受到城乡规划法的限制,在实践中未能发挥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功能。借鉴国外的经验,国家作为土地所有权人在土地的用益物权之前预设地役权,对城乡土地进行规划,达到维护公共利益目的,同时亦受行政程序和法律责任的规制,这样地役权制度在我国必然有广阔的空间。     

关于乡村传播与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

乡村传播的研究兴起于二次大战之后,与乡村社会学学科的确立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乡村传播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则是一个急需得到重视的问题。文章从乡村传播与乡村社会学的兴起、乡村传播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以及乡村传播与新农村建设三个方面论述乡村传播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     

山西农户消费结构分析

采用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分析了山西农户消费结构。认为山西农户消费结构基本上还处于以满足基本要求为主的生存性消费阶段 ,开始由低级消费结构向中级消费结构过渡。因此需要采取相应措施 ,以促进山西农户消费结构的升级     

农村改革 40 年: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及其启示

农村改革40年是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上进行的,即其回应了中国农村社会巨变的事实,既继承了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内涵的农村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又融入到了市场转型进程中。 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改革方法论、新集体经济、保护性城乡二元结构等农村改革成果,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制度基础。     

银幕上的乡土中国 ———新中国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管窥

如何研究农村?人们倾向于从现实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中寻找答案。而对于现实之外的农村——比如说银幕上的农村,无论是研究电影的学者还是研究农村的学者关注都还不多。实际上,如果不了解农村,对于农村题材电影的研究则只能浮在表面,而不研究电影,我们对农村的研究将会失去很多有意义的部分。文章通过对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的研究,旨在揭示出一个银幕上的乡土中国,由此出发也许可以从农村研究与电影研究结合的角度拓展中国电影的相关研究。     

日本中国农村研究50年:内容演进与学术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研究立足于他者视阈下的中国农村研究,整理了1965—2019年间日本文部科学省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立项课题。统计发现,该领域日益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并形成了稳定的研究机构与学术群体,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中国农村研究经历了起步阶段、探索阶段、茁壮成长阶段、多元发展阶段的演进趋势,呈现了多领域研究与学科交叉融合、稳固的研究机构与学者、中日学者合作与交流、密切关注中国农村发展等学术特征。总体而言,日本中国农村研究依旧处于活跃状态,系统整理与译介述评日本学界对中国农村研究的史料信息等是具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     

社会转型时期乡村人口流动与乡村安全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导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它已成为我国转型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农村青壮年人口的外流使得农村人口处在不断地流动之中,如此持续性和季节性的流动给乡村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乡村生产安全、乡村生活安全、乡村教育安全、乡村治安等方面,而安全问题的化解需要从政府、乡村组织及个体等层面的合作寻求突破。     

从新文学城乡视域看“知青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新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叙事作为话语的建构分别呈现出复杂的情态。作为中国新文学有机链条的一个组成环节,知青文学不可能完全摆脱新文学话语体系逻辑的制约;作为一个表现出浓厚的“代际”特征的文学现象,知青文学中常见的主人公在城乡之间的徘徊姿态,表征出的是知青文学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环节的过渡性特点,预示着80年代以来文学重心根本性的转移：“都市”取代“乡村”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     

20世纪以来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演进的文化谱系：文献检视与反思

文章从三个阶段对我国20世纪以来"国家"和"乡村社会"这两大主体的关系演进所构织的农村文化谱系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研究认为,文化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衍生的,共处于政治变革的世纪大背景中。在现代化的发轫期,当国家与乡村社会相对分离时,有组织的国家和有传统的乡村社会均产生了寻求变革的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的衔接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当国家高度动员和高度整合乡村社会时,国家文化显得强势而正义,原有的农村文化形似消解或者选择蛰伏。高度重合的国家与乡村社会必然产生巨大的张力,在国家回归公共文化引导者和公共文化服务者的角色,乡村社会成为孕育农村文化的主要主体之后,农村文化才可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既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形成的基本共识,也是百余年来农村文化衍生的基本脉络。当下的农村文化建设,应当予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