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文学史·现代性——台湾文学史书写现状与现代性突围

本文简析意识形态因素对台湾文学史的影响及台湾学界的反思,认为大陆版的文学史比较注重发掘两岸文学的亲缘关系,但因受到客观条件限制,资料掌握不够全面,这导致对细节的把握和分析不足,最直接影响是缺乏舛台湾区域文学史的关注.台湾学者的文学史书写,如叶石涛、彭瑞金等人的著作,有可取的地方,但因以意识形态先入为主的理念只选取和自身论述主轴相关的作家作品,导致了粗暴的简单化倾向,扭由台湾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还有一些学者如王德威、黄芙娥、邱贵芬、杨宗翰等,积极探讨文学史突围的可能.他们的现代性视野对台湾文学史研究和书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文学的历史建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曾经作为1950年代初新中国文坛重要的文学观念,并成为新国家意识形态,它规范支配着此时期的文学创作,也规范支配着现代文学的历史建构,现代文学史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图解框架,而现代文学的历史建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新中国出现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的佐证,这对后来文学史叙述成为政治斗争“工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学术品格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性作品。其“奠基性”不仅表现在它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模式,更表现在它的学术精神上,它的问题意识、科学性、规范性等都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定下了很好的基调。     

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再探索

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既能克服已有文学史学科的局限,又能开拓重写文学史的新局面。这不仅因为新学科的时空长度与宽度符合现代中国文学多维共同体的研究或书写的客观要求,有助于揭示文学史的全景本貌,而且因为它能消解隔阂或偏见,使不同民族、阶级、党派或地区的不同文学形态得到相对公正公平的对待,也因为它更有利于展示现代中国文学所遵循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互变奏的创作机制和运演规律。     

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

"现代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两个不同学科概念,前者的观照视角、文学意识、价值观念、研究范围较之后者发生了变异.本文试图建构一个多元并存共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以适应对世纪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需要.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四个基本特征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它以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为思想基础;起讫时间上限为晚清变法维新,下限则随国家的现代化而延伸,这是个"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学科架构.其主要特征是:整体性,即展示现代中国文学的总体面貌;贯通性,它既能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又能联通古今中外的文学;兼容性,即它可以将现代中国生成的所有文学兼容并包之;异同性,它能理出各种形态文学的差异性又能从差异互见中摸清其联系性和趋同性,使书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呈现出多元性与严整性相统一的格局.     

留学生群体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建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在西方文学和学科规范的影响下,从中国传统的文学学科形态逐渐向现代学科形态转型的结果。其形成始于1920年代后期,在1930年代初基本完成。具备了相应的学科基本理论、学科教育体系和研究体系。在此过程中,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们起到了主导和主体的作用:在五四时期,他们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五四以后,又倡导和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建。     

论"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

1949年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的同时也一开始就走进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误区 ,这就是人们无一不把“中国现代文学”看作是一个有其发生、发展与终结的完成了的历史 ,并将当代文学看作现代文学的延续与发展。然而 ,现代文学是一个因时代原因被“突然”中断其发展的未完成的历史 ,在短短的三十年间 ,它无法实现变革传统与向西方学习的理想 ,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理论体系 ,没有产生作为文学史标志并足以与传统和西方文学相比肩、影响世界文学发展进程的经典作品。当代文学在特殊的时代与政治影响下发生 ,与现代文学存在本质的差异 ,无法成为现代文学的延续与发展。作为文学史 ,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     

重建文学史的概念谱系——以"民国文学史"概念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漂移性,不宜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范畴进入文学史叙述.相对而言,"民国文学史"概念不但内涵稳定,而且符合中国传统文学史叙事成规,因而显得更其有效.运用"民国文学史"指称1912-1949年的中国文学,不但能够避免"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运用的混乱,而且能将此前被弃置于文学史之外的文学现象纳入到文学史叙述之中,对于民国以来文学的历史分期、中国文学的学科划分以及文学史教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突围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命名是建国之初特定政治语境与审美语境的产物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编纂和教学实践的检验 ,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到了新时期遭到质疑和挑战 ,重构学科意识与重写文学史已进行了突围性实验和积极探索     

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史学的理论问题

中国文学史在50年代发生了根本转变,其标志是,已往文学史的进化论观念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史观.这个时期的文学史,在写法上,评判的立场占据上风,对材料的重视让位于理论的阐释力.文章从中国文学史参与民族现代性寻求的角度探讨了这一转变的理论内涵.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进路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随着文学史观的变化而变化,循环论、进化论、唯物论、实证主义等都曾经影响过文学史的写作。文学场维度的确立以及文学史写作的开放性将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出现新突破。     

思想与社会：从生活领域拓展中国思想史的新资源

中国思想史是历史最悠久、智慧最密集的知识系统。现阶段 ,巨大的社会变革要求中国思想史研究创生新的学术理念 ,国际学术潮流也亟待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主题下移 ,因此 ,思想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前沿。只有扩大视野、从社会生活中发掘新资源 ,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外在形式与深层的价值内核结合起来考察 ,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全面把握中国人的思想特质 ,才是深化思想史研究的合理路径。     

从文学史到思想史——中日“无产阶级小说”的形象关联和思想关联

20世纪30年代苏联、日本、中国等无产阶级文学的兴盛,是世界近代文学史也是思想史上的一大转折。近年来中国"革命文学"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开始进行了一种回归性的判断。无产阶级文学绝不是单纯的艺术运动,是带有思想解放和思想限制的双重性质的社会运动。这一属性就为人们从文本的思想主题出发,进行外在的批评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中日无产阶级小说是一种事实的关联,也是一种思想的关联。在苏联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各自文学的主题在一致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     

新国学·文化的华文文学·汉语新文学

朱寿桐先生将"汉语"这种语言形态视为"汉语新文学"的主要构成性要素,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当他以此作为否定"国族意识"在学科分类中的作用,并对现行学科分类的意义做了近似笼统的否定,甚至将"五四"文学革命也仅仅归结为白话文变革的时候,就令人难以苟同了.这里有一个"汉语"与"新文学"的关系问题,也有一个"国族意识"与"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关系问题."汉语新文学"的主词是"文学",而不是"汉语","汉语新文学"的理论基础应放在文学观上,而不应放在语言观上.同样,"国族意识"构不成文学创作的主导意识,"汉语新文学"可以超越"国族意识",却不能超越"文化共同体意识"."文化的华文文学"概念将海外华文文学视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可以弥补"汉语新文学"论证过程中的某些不足. "汉语新文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找回中华文学的统一性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不可能通过对原来的分类方式的否定来实现的.我们必须在"汉语新文学"这个整体性学术概念的基础上加强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避免将中国大陆文学研究者单方面建构起的"汉语新文学"就视为这个学术概念的真实无误的内涵,以使"汉语新文学"不但在形式上,也在文化内涵上成为一个动态的、协调发展的文学的乃至文化的共同体.     

中国90年代文学批评的后现代文艺景观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体现出了回归本来角色的多元探索姿态.中国90年代文学批评的激变与20世纪50、60年代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有着极强的话语联系,在批评观念、话语操作、批评方法、价值判断上表现出了对后现代主义文化话语的极度张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后现代主义文艺景观,从而对中国文学批评整体转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递进轨迹与转型机理

21世纪的中国文化创新不再是少数人的“呐喊”与“彷徨” ,而是政府与大众的共识和共鸣 ;在历经百余年的苦苦求索和困惑之后 ,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追求 ,将使文明古国更具明确的目的性和更富有理性 ,并可望在 2 1世纪中叶成功地走向人类文明的前沿     

政治与学术的互动──20世纪50年代的《文史哲》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文史哲》为观察政治与学术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有代表性的具体案例。她以学术研究的身份介入意识形态建立过程,立破兼行并举,成为在学术界推动观念转变和话语转换的排头兵。她开展的一系列学术研究在带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又保持了一定高度的学术性,蕴藏着珍贵的学术内核。她独特风貌的形成渊源,应从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和其特殊背景来寻找。《文史哲》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中对时代课题的关注,在意识形态诉求中对学术的坚持和发掘,对新生力量的培养,仍有大量值得后人揣摩的东西。     

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的价值评估体系

虽然当下的中国处于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以往的建立于进化论、阶级论和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观也是颇有价值的;但是,进入21世纪,由于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也由于社会时空、文学功能和美学趣味的巨大变化,教材型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已远不能适应时代、社会和文学的发展需要,因此亟待重建和确立一个更为公正、平等与合理的价值评估体系。这个评估体系是以人道主义为最高原则,以真、善、美为三个闪光点,其最大优势是具有普适性、超越性、公正性和人本性的功能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