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是否可行?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思想这些年风头正劲,但实际并不成功.因为它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在立场上没有真正跳出人类中心主义;而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诘难,也经不起仔细推敲.     

论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

伦理道德范式的变更将对环境刑法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非人类中心的新生态伦理道德范式取代传统的人类中心生态伦理道德范式将对环境刑法产生重要作用,环境刑法应以生态利益为本位,其保护的客体应是生态关系。因此,非人类中心的新生态伦理道德范式理应成为环境刑法的重要伦理道德基石。     

论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

伦理道德范式的变更将对环境刑法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非人类中心的新生态伦理道德范式取代传统的人类中心生态伦理道德范式将对环境刑法产生重要作用,环境刑法应以生态利益为本位,其保护的客体应是生态关系.因此,非人类中心的新生态伦理道德范式理应成为环境刑法的重要伦理道德基石.     

环境伦理坚持还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这两种环境伦理观是当今环境伦理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作者通过剖析这两种环境伦理理论以及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在处理环境问题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时所处的困境 ,论证了树立与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的合理性     

人类中心主义和环境伦理

构建可持续发展伦理学是把保护环境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的重要举措。为此,必须吸收环境伦理学的核心观点,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都纳入伦理关怀的视野,同时摒弃环境伦理学所隐含的人类在自然界面前可以无所作为的思想,牢固树立以下观点:道德行为包括敬畏、感恩、平等、互惠、同情、呵护等层次;保护环境是人的义务,开发自然是人的权利,两者辩证统一;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任何个体、群体利益,要及时对环境损失进行补偿;只有以科学技术为工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文化遗产法益的刑法保护

文化遗产有物质和非物质两种表现形态,其根本属性在于文化性、公共性,经济性则是次要的;文化遗产权主要由包括刑法在内的公法加以保护,辅之以私法保护。现代刑法中法益概念和机能发生着嬗变,文化法益为文化遗产的新型法益。我国刑法偏重于保护文物的传统法益而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法益,因而有必要对文化遗产的法益结构进行优化,适度加强对文化法益的保护力度,对相关刑法规定存在的缺陷加以完善。     

生态伦理的演变与环境刑法的发展趋向

法律与道德具有内在价值的一致性,法律应当适应道德观念的变化而作出调整.人类的生态伦理经历了由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演变,故环境刑法也应当根据生态伦理的演变趋势进行方向性选择,其中包括强化对犯罪行为的认定、倾向于对行为犯罪名的认定、侧重于对自然犯罪名的认定等.     

环境伦理之争与我国环境法的伦理抉择

正如古希腊智者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所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传统人类文明是以"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然而,随着20世纪后期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西方学者最先对"人类中心主义"产生质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浮出水面,两者在伦理学界展开了争论,并对环境法律制度的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环境犯罪的伦理特征及其刑法控制基础

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要求刑法的介入,但环境问题的刑法控制必须建立在正确认识环境犯罪的伦理特征,进而确认环境刑法伦理基础的前提下.弱势人类中心主义在坚持人类利益以及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调下,为环境犯罪的刑法控制提供了伦理基础,非人类中心主义却因其高层次的道德感,无法与作为代表最低限度道德的刑罚相融合.在弱势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环境犯罪的控制研究,是我国当前应对环境问题的重要课题.     

消费者主权质疑--一种环境伦理下的人文思考

消费者主权思想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历史进步性。但是,由消费者来主导市场,无限扩大消费者的主权,一味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消费者主权理论的失误在于其所蕴涵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是与生态环境伦理观相悖的。在这一理念主导下的工业文明注定要带来消费问题,导致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因此,有必要对消费者主权理论进行理性的审视与反思,并在批判的基础上,为其注入新的理念。     

论我国刑事法益保护的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之融合

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之目的均致力于法益保护,人权保障,但由于两者违法性判断标准不一,单一适用将在个案上导致不当入罪.而中国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背景又要求刑法具有限制入罪的功能.因此,从我国刑事法益的保护来说,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价值论需要进行合理融合,以充分发挥两者之优势,规避其缺陷,并通过两次违法性判断,不断缩小犯罪圈.     

宪法人权视野中的刑法解释观

人权价值是宪法的目的价值、核心价值,这决定了刑法目的是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存在片面理解人权、忽视人权甚至侵犯人权等问题,破解问题之通途在于,建立保护与保障统一,情、理、法融合及以罪过原则为本的人权刑法解释观。目的解释作为这种解释观的根本方法,寓于法理与情理、规范与事实的类推过程之中。     

法律伦理的逻辑

法律伦理及法律伦理学是否可能取决于从法律伦理行为事实能否推导出法律伦理行为应该.然而,单纯从行为事实是推不出行为应该的,只有通过法律目的判断以及法律伦理行为事实和法律目的之关系判断,才能从法律伦理行为事实如何推导出法律伦理行为应该如何.法律伦理行为之应该经由人们的法律实践活动可以变为现实,其具体保障在于法律伦理良心、法律伦理名誉、法律伦理教育及底线法律伦理的法律化.     

利益整合视域下的政治和谐

人类社会对利益的追求是政治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一个政治和谐的社会必然是各种利益关系都比较协调的社会。要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和谐,需要以充分的利益表达为前提,以有效的利益协调为依托,以人民利益的不断增进为动力,以利益的平等为价值,这也就构成了构建社会主义政治和谐的主要内容。     

探寻刑罚伦理价值目标

社会秩序对于一个国家的存在与发展来说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人们过度崇尚用刑罚的强制力保障秩序,忽视伦理在预防和控制犯罪方面所起的广泛的、深远的作用,那么再严密的刑事法律和政策在犯罪浪潮面前,只能力不从心。因此国家刑罚权的实施应建立在伦理价值的基础上,做到最少的刑罚维护社会秩序,并最多地保留个人自由领域,力求自由和秩序的合理平衡,实现正义价值。     

民间集资行为的法律规制与权益分配

民间集聚的巨大财富产生了长期性的投资需求,但现有正规投资渠道之外仍存在大量民间非法集资。对于民间集资活动,有效的办法是对其进行合理疏导,建立直接融资下的合同监管模式,提供集资活动的丰富的公开信息,减少甚至杜绝非法集资的存在空间。同时,以违约赔偿责任和合同责任为救济手段,保护公众利益,使民间集资活动走入阳光地带,充分发挥其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的积极作用。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一种新型的环境伦理理论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是学术界研究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伦理学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环境伦理理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价值观是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理论基础。环境公正是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社会道德原则的主要内容。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对环境伦理学的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采取整合态度 ,因而能够超越这两派 ,成为包容性更强、内容更丰富、体系更完备的理论 ,并能够在不同层面上指导人类保护环境的实践活动     

刑事政策在刑事裁判中的法源性探析

刑事政策的法源范围广阔,整体可以分为制定法源和非制定法源,刑事政策则是非制定法源中的重要一部分.基于将刑事政策作为刑法裁判规范之非制定法源这一研究视角的需要,可以将刑事政策分为作为公共政策范畴的"刑事政策"、作为特定领域政策的"刑事政策"和作为刑事法律规范的"刑事政策".在法治社会中,刑事政策通过其刑法化对刑事案件的裁决过程产生影响.其路径只有两条:转化为法律或者在法律内运作.刑事政策转化为法律,可以通过主动地刑法创制的立法过程完成;刑事政策在法律内运作只能通过被动"刑法化"的司法过程实现.     

论刑事和解与刑法观的流变

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与实践,深刻地反映出构建和谐社会时代背景下我国传统刑法观向现代刑法观的转化与流变。在刑事诉讼价值上,刑事和解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私人权利的尊重;在刑法功能价值上,体现了“只有没有代替方法的时候才考虑采用刑法”的理性司法;在刑罚适用价值上,实现了报应和功利相统一的刑法目的及刑法目的多层次性,彰显了刑法公正观和人道观相结合而形成的人文关怀。     

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探析--一种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进路

本文主要以法律经济学为分析工具来对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予以探讨,以期从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上来为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提供更为深刻和具体的分析路径.本文通过分析公共利益界定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公共利益法律界定的理论、实践意义,以及公共利益法律界定的经济内涵,提出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既是追求社会和谐、协调利益冲突的重要前提,也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福利的基本途径.本文进而从公共利益的定性、定量、实体、程序、静态、动态等多个层面,对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对公共利益法律界定中的几个核心问题予以了探讨.本文认为,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过程实际上是在维护社会共同基本目标下法律对各种冲突利益进行协调和平衡的过程,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不是简单的概念辨析和利益归属判断,而是一个需要多层次、多角度法律界定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