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争性冲突到参与式治理：广州垃圾处理的新趋向

2009年,因遭遇番禺市民的激情抗争,广州市政府强力推进的建设垃圾发电厂的项目被暂时搁置。2010年,迫于垃圾围城的压力,广州市开始重启垃圾处理议题,试图通过开启政府与社会的对话与协商来找到继续推进垃圾焚烧项目的平衡点。如果这种迫于公众抗争压力而吸纳公民参与的危机反应能够持续而成为一种习惯性制度化运作的话,那么它就使公众参与地方政府管理制度化,这体现了参与式治理的趋向。但参与式治理的有效运行有赖于地方政府创新与公众有序参与的良性互动。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从行政理论视角看环保公众参与

在行政学视野中,环保公众参与是环境行政民主、环境行政法治和环境行政发展的要求;环保公众参与有利于促进政府环境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利于公众监督政府和避免政府失灵,有利于促进公众对政府的理解和信任。为了促进环保公众参与,需要拓宽和畅通环保公众参与渠道,建立和健全环保公众参与机制,大力推行环境信息公开,加大环保教育的力度。     

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在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的当今时代,随着我国各项改革不断深入,政府创新不再仅仅局限于政府内部,它越来越多地与公民社会发展、地方治理成长发生着关系.从实践上来看,地方治理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创新的一种趋向,建立起"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的分析框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分析框架对地方治理的基本内容、社会根基,政府的主导作用,可能出现的异化问题以及实现路径选择进行了论述.     

地方政府绩效研究视角的转变:从管理到治理

地方政府绩效是衡量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如何有效提升地方政府绩效是实践者和研究者共同面对的一个难题.在对我国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制度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绩效的研究应该实现从管理视角到治理视角的转变.解释了地方政府绩效治理的概念和特征,构建了一个地方政府绩效治理模型,并根据模型阐述了地方政府绩效的治理机制及其实现途径,为地方政府绩效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参与式发展与中国城市治理模式创新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渗入到城市社会的各个方面,城市自主发展和活力受到抑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许多城市政府纷纷提出城市经营的新思维,但由于城市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这种城市经营实际上与城市治理的理念背道而驰。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管理模式需要进行一场新的深刻的制度创新和变革,即中国城市政府要从参与式发展的新范式出发,赋权于民众,建立起城市治理的新模式,在城市政府、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使各种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决策。     

参与式治理与地方政府改革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指的是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或团体、政府、志愿组织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和执行过程,从而影响资源分配、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参与式治理"是对"多中心治理"的超越,是在治理过程中注入了民主的元素,是参与民主、协商民主与治理的结合.参与式治理有一个从影响决策到参与决策再到参与治理的演变轨迹.参与式治理要求政府重新定位其职能和角色,转变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使之从单向度的权力运作到双向的互动协作.参与式治理从地方层面入手,转变政府决策过程,优化政府治理行为,培育公民社会,有利于推进地方政府改革.     

新时代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

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在国家政策话语体系中出现的频次与日俱增。当下,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倾向于以社区治理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然而,在基层治理层面,公众参与仍未达到预期成效,公众认知行为、参与制度设计、政治决策程序等因素导致了参与程度较低、地区差异较大、参与形式单调、参与主动性不高等问题。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社区提案机制,有机地将动员性参与与自主性参与相结合,实现了组织参与和非组织性参与的协调,极大激发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将社区治理结构转变为“我主张,我参与,我推动解决”的长效治理新格局。在社区提案的整个流程中,党建引领与多元共治有机融合,政府主导与基层自治良性互动,增权赋能与协商民主相互提升,使公众的参与水平、参与能力、参与效能得到了切实的提升,为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加拿大地方治理创新及其启示

面对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以及国内外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困境,加拿大不仅对联邦政府的职能、府际关系、运行形式等进行了一些调整,而且还对地方政府的政府职能、组织结构、公民参与形式等治理机制进行了一系列创新。遵循着有利于节约、有利于公平、有利于消除地区冲突的加拿大地方治理创新,虽然与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发展在各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的内在逻辑对于每一个国家包括像中国这样的转型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都是共同的,从而也为我国地方治理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由地方实践到国家政策——地方环境治理实践创新扩散的一项研究

地方实践迈向国家政策早期主要发生于经济和民生改革领域,近年来,绩效显著的地方环境治理实践被吸纳为国家政策,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自下而上型环保实践创新扩散现象。当前,环境治理地方实践形成了目标指向维度的撬动资源型和满足民生需求型,空间范围维度的单处试验型和多地探索型,实践历程维度的顺利型和曲折型等多类型分布。迈向国家政策的地方实践具有发轫于东部地区居多、从探索到全面扩散的历程趋于缩减的时空特征。具有治理绩效是地方环境治理实践跃升的基础,但这只是前置条件。创新扩散存在着结构性驱动机制,地方实践与国家政策之间的总体性连接机制包括环境治理的制度化需求、地方政府的竞合机制、条块上下的良性互动、政协人大的建言效应以及学媒两界的造势效应。深化对自下而上型环保政策生成逻辑研究,有助于推动本土环境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当然,针对基层环境治理机制创新热潮,政学两界亦需要一定的冷思考。     

邪教的法律性质及其治理创新

邪教是一种古今中外皆有的特殊宗教现象,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性。在当前的形势下,需要从历史考察与现实讨论、学理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角度,对什么是邪教、如何认定邪教的法律性质、怎样依法治理邪教组织及其活动、在法治中国语境下如何推进反邪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等问题作出解答。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在参考世界政教分离国家预防和治理邪教的制度规定与法律适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反邪教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创新的五项建议。     

从“统治”到“治理”: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宪政解读

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创新是一个国家还权于社会、推进社会自治、实现社会善治的过程。宪政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化,宪政框架下的社会自治则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制度化。宪政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宪政建设的主要价值在于确认、巩固社会治理创新的成果。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与宪政建设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两者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在价值上是契合的、逻辑上是同构的,前者是后者的动力来源,后者是前者的根本保障,两者是相互促进、相互支持、并行不悖的良性互动关系。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目标,就是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基本目标,推进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宪政的过程。变革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体制,为建设社会主义宪政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法律诊所与法律赋能的有机结合： 法律赋能诊所

随着诊所式法律教育和法律赋能理念的发展,两者相结合的法律赋能诊所成为一种新型的法律诊所形式。法律诊所和法律赋能在目的上彼此接近,在气质上彼此契合。一方面,法律赋能为法律诊所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主题,另一方面,法律诊所为法律赋能提供了新的路径和资源,因此,法律赋能诊所这一形式颇有价值。强调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以社区为基础,注重当事人的参与,均构成了法律赋能诊所的特点。而以学生及当事人利益为依归,以法律赋能为基础更是这一诊所形式必须坚持的价值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法律赋能诊所可以开展个案法律援助、社区法律教育、社区法工培训、社区法律调研和法律政策倡导等活动。为了促进法律赋能诊所的发展,可以用量性和质性方法对其管理和教学质量、赋能成效进行监测和评估。     

从“内生治理”到“事件治理”：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

以一个传统农业型村庄为个案,从治理的视角,讨论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20世纪80—90年代的土地调整主要通过具有村社理性的土地共识和组织基础实现村庄土地的动态流动,是村庄内生性的治理。税费改革后,以个体化、市场化为取向的三农政策的落地使得村庄内部土地利益分化,村庄治理失效,因而形成难以克服的调整困境。由于村庄难以实现土地利益平衡,村民通过事件化的策略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压,基层政府不得不以事件治理的方式实现土地调整。事件治理型土地调整是基层政府治理资源和治理原则双重缺乏的权宜结果。土地调整的变迁显示了当下农村政策的推行中,如果只注重国家力量,而不充分考虑村庄内生的治理逻辑,将会导致层出不穷的基层治理问题。     

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中国共产党百年视角下的革命与执政

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风雨,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正昂扬自信地走向长期执政。但是在社会上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认识,其本质是以西方政治话语解释中国实际的一种虚无主义认识。该文认为,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回顾中用马克思主义话语端正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新道路的创造性实践解释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集革命与执政于一身,用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自我革命精神、初心使命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坚守与传承。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不同于西方政治话语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中,局部执政是基础,全国执政是传承创新,二者统一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就要求中国共产党继承局部执政经验同时守正创新,时刻以苏共亡党教训警醒自己,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建设,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     

论行政规章对西部开发的法律规制

西部开发必须沿着法制的轨道进行。但在我国还没有专门的西部开发法出台的情况下,有必要充分发挥行政立法,尤其是行政规章的规制作用。在制定行政规章的过程中,要注意使行政规章在西部开发中起到前瞻性、试验性、适应性的作用,以体现行政规章在西部开发中的法律规制作用。     

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变迁的法律思考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公司理念的不断更新,公司治理结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因此,我国公司法的修改应当把握时代和现实的脉搏,用法律条文明确公司发展中各方主体的利益诉求,使之达到和谐的平衡状态,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公司法的规范和调整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