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从主人:20世纪50年代土族民族识别的口述史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使得中国土族经历了一次极为重要的群体身份蜕变,即从"土人"到"土族"的民族身份的合法性获得与转换。本文基于文献及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口述史资料,对于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过程加以尝试性分析,试图还原土族被识别的历史真相。     

拉丁美洲人民族性的结构

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及古巴人在使其经济、文化与美国社会一体化方面,各有其不同的经验。波多黎各人社会地位较低而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所以他们的做法为他们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这三个民族群体中经验最成功的要算是古巴人了,他们不但没有长期处于出卖辅助劳动力的地位,而且日益显示出与盎格鲁人一体化的趋势,并从这方面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区别     

历史记忆、民族身份与民族认同——东北柯尔克孜族民族身份演变的历史考察

清代时东迁至黑龙江地区的柯尔克孜人,因清朝的国家行为,使其与外界隔绝,从而使这群不足千人的柯尔克孜人没有因频繁的民族交往而被融合到其他民族中。但在历史发展的场景中,这群柯尔克孜人的民族身份,随情景的变化,在自我调整和社会适应的过程中,认同意识发生选择性的演变过程,但因清政府"与世隔绝"的做法,使其保留了更多的自我,从而也使人们有机会对其的重新"发现"。随着学者的关注及国家政府的行为,重新唤起了他们对历史的记忆及其民族意识。     

白族支系那马人族群认同情境探析

民族内部不同支系对所属民族的认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通过对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白族支系那马人的语言、艺术形式等的调查来呈现那马人的族群认同。那马人并非不认同于白族这一民族身份,他们只是根据不同的场合情境选择突出白族身份还是那马人身份。那马人不断强调与大理白族之间的差异是其摆脱和改变群体利益边缘化的一种策略。     

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影响研究

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一直影响着中国的民族工作,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全国上下展开的民族识别中,它成为了识别族群身份、划分族群族属的重要标准。但是,现在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从单一身份到多重身份:身份视角下的我国民族政策反思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研究,要么简单式地描述民族政策的演变和实践状况,要么在现有民族政策体系的框架内进行个案研究,缺乏对民族政策的设计逻辑进行反思,亦缺乏对我国民族政策实践中存在问题的深刻和系统认识。本文从身份视角对民族政策设计的内在逻辑进行探讨,提出"身份—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的分析框架和从"单一身份"到"多重身份"的政策框架,对我国民族政策的现有实践进行分析。指出我国民族政策是对"民族身份"这一单一身份的制度性强化,在实践中造成了民族关系的紧张、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在多元社会、开放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民族政策建构应基于多重身份的逻辑。最后,提出了从单一身份到多重身份的民族政策路径选择。     

国家在场与湖南维吾尔族族群认同变迁

六百多年来国家在场中的翦氏族群认同发生了巨大变迁,其变迁轨迹分为三个时期:明代翦氏认同于军户身份,清代翦氏加强家族认同,民族识别后翦氏被划为维吾尔族,翦氏借助国家意志,强化民族认同。翦氏族群认同正是在国家力量与民间社会互动中变迁,国家在翦氏族群认同中起重要作用。     

宗教信仰与族群边界--以保安族为例

“回回”原为一个以宗教来认同的族群集体。建国以后 ,国家承认了“回回”的民族身份 ,定名为回族 ,并依据斯大林民族定义进一步将原一律包含进“回回人”中的别具自身文化特点的一些群体识别为单独的少数民族 ,如保安族、东乡族和撒拉族。这样 ,在甘青宁地区穆斯林社会中又出现了一道新的社会边界———民族。那么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 ,在这个由宗教提供最主要的社会互动关联体系的社会中 ,人们如何区分群体 ?怎样确定群体之间的互动规则 ?基于宗教信仰差异的社会边界和国家认定的民族边界分别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社会生活中真实的族群边界是什么 ?本文试图以保安族为例回答上述问题。     

南希·莱文著《一妻多夫制的动力及边地藏族的亲缘关系、家庭性质与人口问题》一书评介

在尼泊尔北部同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生活着一些语言和文化属于藏民族的人类群体,尼泊尔人统称之为菩提亚(Bhotiy(?))人。在人类学研究中,这些人类群体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只要西藏自治区内地还继续难以进入,这些群体就为研究藏族的农民和牧人提供了一处得天独厚的人类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他们构成了小块的人口隔离群,这早就引起了体质人类学家和人口遗传学家的注意。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认同意识的变迁

"认同"与"认异"相对。简单地理解,"认同"就是某一个体或群体将自己从心里上、精神上、行为上归属于某一特定客体。人有多重身份,群体也是如此,因此会导致多元认同,诸如家族的、地域性的、民族的和国家的等等。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随着时间和情况的变化,这些认同的各自轻重分量也会发生变化。关注少数民族认同意识的变迁,分析其影响因素,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构建"公民意识"、"国家认同",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多元与互动进程中的政社关系--以越南、缅甸、泰国等为例

从各国多元化的公共管理环境出发,探讨了越南、缅甸以及泰国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并对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提出了建议.     

辽金官制与契丹语

金初“因辽旧俗” ,官制更是“踵辽官名” ,因此《金史》中有许多官名与《辽史》相同。本文通过对《辽史》、《金史》相关官名的考察 ,证以女真语词义 ,探知了《辽史》所载契丹语官名的内涵。明了这些契丹、女真语官名的本义 ,不仅可以为辽金史的研究提供根据 ,而且还可为两种语言尤其是契丹语研究提供资料 ,从而推动阿尔泰语系古代语言的研究和蒙古语族语言史的建立     

Jewish Geopolitics: Nationalism and the Tie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Land

Professor Yosseph Shilhav's article in this issue of National Identities entitled ‘Jewish Territoriality between Land and State’ is an important addition to the literature on territoriality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His carefully researched and insightful study of the religious affinity between the Jewish people and the Land of Israel is especially timely because of the urgency that the present intifada has given to the debate within Israel over the political future of the West Bank and Gaza. What is most provocative, as well as innovative, is Dr Shilhav's thesis that the clash of opinion within Israel over the solution to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is not, as commonly understood, a political debate between ‘hawks’ and ‘doves’, but is rooted in differences of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concerning the ‘sanctity of the Land’. It is with this thesis that I take issue.     

试论赫哲族传统文化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和适应

人类同所有动物一样,一直面临着适应环境的问题,这个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赫哲族在远古时为了适应极为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经济文化类型——渔猎文化。这种经济文化类型建立起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达到了人类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南道

河南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繁荣。此时期的河南道以五世纪中期为界分为初期发展和繁荣两个发展过程,并在当时中西、南北交通、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撒拉语和土库曼等语的关系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地域特征,撒拉语既有古突厥语的特点,同时又因与周边语言的联系而有自己新的发展。它的突厥语特点代表了几种历史层面,这种层面反映出与不同突厥语群的联系。由于复杂的共时特征和与历史记载的差距,对于撒拉语进行分类是很困难的。根据如下两方面的论述:1和乌古斯语的发生学关系;2和南西伯利亚语和克普恰克语长久的联系,本文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同意撒拉语与现代维吾尔语有发生学关系的看法。     

从汉匈关系的角度探讨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

本文试从民族心理学视角出发,阐释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先秦至秦汉时期,是汉匈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汉匈分别在生态—经济方式、政权体系、思想文化等方面形成不同的体系,并随着双方战争、互市、和亲等交往的深入促成了汉匈民族意识的最终形成。民族意识形成之后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在西汉后期开始,匈奴的经济方式、政治实体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受到汉文化的深层次影响,民族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汉民族意识也在这一时期随着民族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发生了变迁。     

开发利用撒拉族说唱艺术

撒拉族是一个善于歌唱的民族,说“吾热赫苏孜”,唱“撒拉曲”和“撒拉花儿”是她的特长,也是最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抢救、保护的前提下,积极开发、合理利用就可创出品牌,就能为振兴民族经济,增强民族团结,提高民族素质而有效服务。     

Shas and the resignification of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ethnicity and religion

Current analyses of ethnicity and religion emphasise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 one to the oth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ies. One line of research perceives religion as a resource of political mobilisation, while another conceptualises religion as the essence of ethnicity. As opposed to these analys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se two markers intersect and constitute each other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formation. I centre on the ways Shas, an ethno-religious movement in Israel, mobilises hegemonic ethnic and religious markers of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n (MENA) Jews in order to construct its collective identity. The analysis of Shas’s newspapers shows how, by suffusing religious traditions with ethnic meaning and marking an ethno-class collective as religious, Shas interweaves ethnicity and religion and resignifies their relation. This identity project is intended to redefine the symbolic boundaries of the Jewish nation and to redeem MENA Jews from their marginality. Intersectional analysis as applied in this article explains why different ethno-class and religious collectives imagine themselves as sharing a common identity, illumines why particular identity markers are chosen out of the numerous existing categories, and provides an explanation for the flexibility of social movements.     

多样性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先进""落后"属性问题

弘扬先进文化,当前在我国成为主旋律,正下大力实施.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属性界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处于较为不利生存条件下的所谓"边缘社会"、"弱势族群"的"劣势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化,不宜简单地、武断地将其界定为"先进"或"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儒学"京剧""昆曲"等中国传统文化样式是"国学"国粹",少数民族的一些优秀传统文化样式,也同样堪称是"国学"、"国粹".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存、延续,以体现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根本原则,不仅是学术界需要深入讨论的课题,更多是中国各级人民政府及全社会共同关注、下大气力解决的重大现实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