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天使》:新市民电影的经典之作——基于左翼电影和国防电影背景的审视

《马路天使》的新市民电影属性,决定了影片中左翼电影思想元素和国防电影(运动)背景的表现。而影片对视听语言中歌舞元素尤其是主题曲的强化运用,不仅巩固了新市民电影在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的主流地位、扩大了其世俗主题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更重要的是,其经典制作模式和承载的民族精神,成功地避免了战争对陷期区电影民族文化及风格的摧残,为战后中国国产电影的快速复兴奠定了思想和艺术基础。     

1936年:有声片《新旧上海》读解——中国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后现存唯一的新市民电影

《新旧上海》是"明星"公司始终贯彻的新市民电影制作路线的结果,它在思想和艺术上不同以往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和突破时期的滋养和补给。新市民电影最大的收获就是以它一贯平和的方式、从市场卖点的角度吸纳和借鉴左翼电影元素并且世俗地表达,所以它更热衷和擅长展示与张扬温情的一面,最后的结局通常是皆大欢喜。新市民电影借助左翼电影的诸多元素进入1936年后,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左翼电影有深度但相对没趣味、新市民电影又单纯注重趣味却常常缺失思想的症结。     

左翼电影的艺术特征、叙事策略的市场化转轨及其与新市民电影的内在联系

左翼电影出现于1932年,到1935年,其最高代表作品《风云儿女》表明,中国左翼电影已经从整体上融宣传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并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影片在都市意识和电影市场意识规范下的叙事策略,既是出品方电通影片公司的制片路线从左翼电影向新市民电影转化的基础,也是一年之后新市民电影全面取代左翼电影成为唯一的中国主流电影的开始,而二者间内在的文化逻辑关联值得注意。     

《中国电影》与大后方抗战动员话语的“电影”建构

《中国电影》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出版的唯一一本电影学术刊物,具有鲜明的专业性与权威性。内行办刊的编辑理念、“电影抗战”的编辑立场、灵活的编辑策略成为《中国电影》的编辑思想。在这种编辑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电影》刊发了大量关于电影的功用、电影的国策、中国电影应走什么路线、农村电影的制作、纪录电影的价值、如何借鉴苏联电影经验等为主题的讨论,成为匡助大后方建构抗战动员话语的重要介质和战时“电影救亡”的缩影。     

日本电影理论在中国——以20世纪80年代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日本电影理论论著论文在中国被译介并产生影响。电影史论方面:60年代就在中国"内部发行"的岩崎昶的《日本电影史》正式出版,电影理论家佐藤忠男的《小津安二郎的艺术》、《沟口健二的世界》、《上海电影港口》、《中国电影百年》等文发表对中国电影的指导意义很大,山本喜久男的《日美欧比较电影史》用历史比较方法进行电影研究的成功尝试具有普遍意义。电影导演方面:山本萨夫的《电影制作的实际》对刚进入电影学院的中国第五代导演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山田洋次的《素材与剧本》指出导演和编剧一样需要有源于生活的创作"冲动",大岛渚的《日本电影的形势和主题》对画面以及蒙太奇的强调给人启发。在电影编剧方面:田板启在中国所做的系列讲座提出电影观念问题,新藤兼人的《电影剧作中的改编》讲述如何将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脚本,野田高梧的《电影剧作结构论》中谈到"事实"和"真实"的区别很有见地。在表演艺术方面:山田五十铃的《演员的直觉与训练》认为一个艺术家必须具有浓厚的职业敏感与职业兴趣,要善于在生活中发现模仿对象。对于刚刚走出"文革"的中国电影来说,这些电影论著论文往往以自己的电影实践为例证,真正起到了"现身说法"的作用。     

新市民电影：左翼电影的高级模仿秀——明星影片公司1935年出品的《船家女》读解

《船家女》对社会批判的改良色彩表明,1935年的新市民电影在更多继承旧市民电影的传统题材、审美趣味的同时,及时利用、吸收电影新技术（有声技术）和左翼电影的思想元素,并迅速地和有选择地将其转化为市场卖点,多从庸常的表述和展示世俗生活的角度注重影片的艺术性和趣味性。     

中国早期电影结局的演化与现代国家建构

在中国早期电影中,从20世纪20年代的家庭伦理片、30年代初国片复兴运动的悲情伦理片到左翼电影、国防电影、抗战电影、40年代的战后电影,其结局整体上呈现出从“天良发现”到“寻找出路”再到“根本解决”的演化路径。电影结局的演变、发展路径脱离不了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和时代诉求。在这条演化之路上,有一个法则主导着思想观念的选择。中国早期电影表现出与理学如出一辙的重伦理道德、轻科学知识的人文理性取向。无论是“天良发现”,还是“根本解决”,具体时代的行为规范固然大不相同,但那个“万物一理”的普遍原则仍然成为它们本性的源泉,人的“善”与社会的“善”,都来自那个普遍的形而上的“善”。无论是“天良发现”建立起来的“立人立家”,“不解决的解决”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出的“破家立国”,还是“根本解决”对现代国家的构想,都饱含中国早期电影对一种新的国民、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一个新型国家的期待、设计和想象。     

迷途抑或归路——抗战电影审美范式的转变

抗战电影的审美范式一直在由"一元"向"多元"裂变,尤其是在娱乐化时代的今天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表现为内容肤浅、没有历史深度的庸俗恶搞。在这种转变中,抗战电影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被大大颠覆和消解,观众的质疑、指责甚至唾骂声也随之而来。抗战电影审美范式的这种转变是大众文化转型、消费领域扩展至媒介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一味地颠覆和消解文化理性的转变也造成了抗战电影经典难现的后果,是误入迷途,而不是折回归路。抗战电影如何找到避免陷入脸谱化、概念化和模式化误区的路径,如何以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表达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这直接决定着其审美范式的走向和大众审美品位的高低。     

论百年中国电影的审美创造和艺术传统——导演群体与中国电影创作主潮之研究

电影应该以其特有的艺术手段和形式去表现电影家对于时代、现实和人的深刻发现,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从早先认为"影戏是由扮演的戏剧而摄成的影片"及其所形成的戏剧式电影形态,到1970年代末以来,大陆影坛的纪实美学、影像本体美学、新写实美学,和台湾"新电影"、香港"新浪潮"等电影创新潮流汹涌,正是不同代际导演从不同角度对电影艺术特性的执著探索,推动了中国电影艺术审美的发展和深入。在实践中,他们以艰辛的艺术创造建构了中国电影的两大传统:"人学内涵的现代电影"和"世界视野的民族电影"。前者强调电影与时代、现实和人的深刻联系,以其社会人生呈现的"现实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内涵;后者在民族性格刻画中挖掘民族现实内涵、从民族欣赏趣味着眼去结构叙事、将民族艺术美学融入镜头影像等独特创造,又使中国电影成为富于民族审美特质的现代电影。百年中国电影这些探索,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艺术资源。     

2012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影片投资结构分析

2012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影片投资额度整体较高。动作片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约为50%)明显高于其它各类型影片。除《消失的子弹》《桃姐》海外票房收入高于投资外,其余影片海外票房收入与投资大多呈现比较明显的反差和倒挂。以单纯追求通过大投入、大制作带来的震撼性视听效果的形式参与国际竞争,是舍本逐末的作法,是提高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能力的一大误区。进一步拓展和丰富投资影片类型,拓宽影片融资渠道,引进和建立"完片担保"机制,开发电影后产品,才是改进中国电影国际传播投资结构、提高投资回报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