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占有的物权法保护制度研究

占有具有正义、秩序、效率价值方面的意义,因此占有需要法律特别是物权法给予制度方面的保护。基于占有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对占有进行保护的法律基础。以此为逻辑起点,进而探讨物权法中针对占有保护的相关的制度设计。     

占有保护请求权在间接占有中的法律适用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占有的法律规范过于简略,应对间接占有的概念进行梳理,明确占有之意思、占有媒介关系、返还请求权三大要件。本文通过对实务中侵害间接占有三种主要类型的归纳,结合占有保护请求权的法律适用进行体系建构,得出占有保护请求权于侵害间接占有时法律适用的条件,即占有保护请求权中唯有占有物返还请求权才能适用于侵害间接占有,其适用条件是侵夺人通过除形成多阶层间接占有以外的方法排除间接占有人的观念的事实上管领力。     

试论汉字的理据

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形体构造与它所记录的词在意义上具有一定对应关系,古人由此总结出六书理论.凡是符合六书造字原则创制的文字为理性造字.以理性造字产生的汉字形体具有构字理据.汉字变异破坏构字理据,但其变异轨迹、动因和内部机制可以解释.凡形体变异能解释,可称变异理据.有的讹变形体经过改造,获得新的构形解释,可称理据重构.     

论占有制度的法律价值——兼论《物权法》中占有制度的完善

作为一项重要的物权制度,占有的法律价值主要体现在秩序价值、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三个方面。从价值的角度来看,我国《物权法》中关于占有的规定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明确占有权利、确立公示公信、补充权利推定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公有制观及相关问题--兼论生产资料的法权占有与劳动占有

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公有制观,首先必须准确理解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若干含义及相互关系,其次必须准确理解生产资料的法权占有与劳动占有,区别劳动占有与劳动人民占有,马克思的公有制是劳动占有的公有制(劳动公有制).基于这一理论前提,作者讨论了若干热点问题公有制与社会主义本质,公有制与生产力水平,重建个人所有制,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个体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与计划市场,马克思的"失误",等等.     

论占有制度在物权法上的定位

占有制度体现了现代法律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具有强烈的法律价值宣示功能,我国物权制度的设立,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突破传统物权体系中占有制度的框架。占有制度应作为物权的辅助制度,占有应被界定为一种事实状态。占有权碍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在物权法体系中应处于“类物权”地位,作为物权法体系重要组成内容的他物权不宜轻言代之以“占有权”等提法     

中古“哥”父兄兼指的理据

现代汉语的“哥”指兄长，中古“哥”却兼有“父”、“兄”二义。两晋以降，随着汉民族与北方民族语言接触增多，本义为“歌唱”的“哥”被借用指称“兄”义。由于北方民俗生活的影响．“哥”同对兼有“父”义。后来，受社会制度和语言客观规律的双重制约，“哥”在后世主要作兄称。     

论对死者财物的占有——对“占有”概念的重新解读

死者的占有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刑法问题。无论是死者占有说、死者生前占有说,还是死者生前占有延续说都有疑问。而问题产生的关键是,传统刑法对占有的界定过分强调其"事实上的支配"这一要素,但在现实当中,一般的社会观念对于占有的认定更为重要。因此,认定刑法上的占有,关键在于明确占有主体对占有客体的"排他性支配",在此基础上,继承人占有说是更为妥当的主张。     

词语的理据性与英汉新词语生成方式的对比分析

词语的理据性解释了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联系。按照Ullmann的理据分类,英汉新词语的理据性在拟声理据、形态理据、语义理据三个方面存在着异同之处。根据英汉语言结构特点和构成新词的方式,汉语词汇的理据性大于英语词汇的理据性,并且汉语新词语的理据性逐渐加强,而英语新词语的理据性逐渐减弱。     

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制度变革与路径选择——兼评《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

农民工问题根植于我国特殊的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之中,制度的粗疏甚至缺失是导致农民工权益保护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制度变革以实现农民工权益的有效维护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有益思路,但在强调制度变革必要性的同时,应对制度变革所需要的其他法律制度的支撑、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契合程度以及路径依赖和意识形态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等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以避免走入单纯强调制度变革的误区。为此,农民工权益的维护理应选择一条制度与观念并进、立法与执法并重的路径,而在具体层面上则可以采取以政府为主导,多组织参与,同时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全面渐进变革的方法,以实现农民工问题的有效解决。     

知识产权还需要占有制度吗?——知识产权给占有制度带来的困惑与重构

民法物权中占有制度的产生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前提条件 :产权信息交流的不对称性、保护交易安全的重要性和权利客体的物理可独占性。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信息不具有物理独占性 ,因此根据知识产权法的一般原理 ,知识产权权利取得、转移等的公示方式是登记形式 ,不适用占有制度。但是 ,知识产权交易中同样需要保护交易的安全性 ,在某些情形下 ,如因真实权利人与实际行使人之间脱节而导致信息不对称 ,仍然需要适用类似于占有的制度 ,如善意取得等 ,来对知识产权客体的持有人及其交易相对人的利益进行保护。因此 ,在知识产权交易中 ,不应绝对地排除适用占有制度 ,而要根据具体的情形对占有制度进行重构。     

从我国对疑似赃物的处理看占有推定制度的确立——以被追诉人不能归案或死亡为研究路径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被追诉人因外逃等原因而不能归案或死亡时,将导致刑事诉讼程序中止或终止.此时,侦查、起诉、审判各部门对扣押或冻结的疑似赃物如何处理,我国无统一规定.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因为我国没有确立占有推定制度.无论是从物权法的理论体系还是占有推定制度的功能等来看,占有推定制度理应是物权法当然、应有之义.所以,建议我国应确立该制度.占有推定制度确立后,在处理疑似赃物时基于被追诉人不能归案或死亡之情况,对"人"的诉讼与对"物"的诉讼进行相分离,并建立以开庭审判为要旨的疑似赃物处理机制.     

物权保护的制度设计分析与制度重构——对我国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三章制度设计的评析

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三章是"物权的保护"制度.从制度设计角度审视之,章名是值得肯定的,但具体制度在物权保护的有效性、物权保护的可操作性、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以及结构体例的完美性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极有对之进行重构的必要.     

试论我国大量解雇保护法律制度的本土重构

企业的大量解雇行为因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大量失业,对社会和劳动者生活造成较大冲击,历来为各国立法所限制。我国的裁员保护制度存在严重的立法缺失和制度虚置现象。被解雇劳动者的权益被肆意侵害而无法得到有效保护。以往的研究未能区别大量解雇保护与个别解雇保护之不同,缺乏对大量解雇保护法律制度的系统化论述,难以满足本土制度供给。本文结合国外制度文本和本土资源,对大量解雇保护法律制度在“大量”解雇界定、解雇法定事由、用人单位解雇回避努力义务、解雇选择标准、劳雇协商机制和失业保险及再就业服务等方面探索的基础上,提出大量解雇的本土化制度重构建议。     

论国民待遇制度——兼评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国民待遇制度,是确定外国人地位的基本标准。它是包括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在内的外国人地位的一个核心问题,体现了一个国家在对外国人地位承认上的价值取向以及在此问题上对公平与正义的理解与落实。换言之,所谓国民待遇制度,是一个有关国际正义的制度。尽管现代各国一般均追求外国人地位的平等待遇原则,然而各国立法所给予外国人的具体权利地位并不完全相同,从而也就形成了关于国民待遇的各种现实标准或条件。这些标准或条件,都建立在对国民待遇制度承认的基础上,同时对这一制度的采用又体现了各国对其认识上的差别性,因此它又往往是一个国家具体国情的要求与反映。     

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与理据新论——基于大数据悖论的分析视角

为有效应对信息科技发展引致的个人信息保护和信息产业发展的矛盾冲突,必须创新优化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制度设计,肯定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同时又限制信息主体的排他性控制权,制衡“数据权力”以抑制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恣意和滥权,谋求信息时代人权保护以及为信息产业内置发展空间的“双赢”。基于大数据透明化悖论、权力悖论、身份悖论的视角,个人信息处理事实上同时存在正负效应双重外部性,这决定了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不能仅依赖“基于权利的方法”,还应直面大数据时代面临的认知和结构困境,并“基于风险的方法”对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进行路径重构。大数据悖论决定了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取向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其实质是要求在信息处理者秘密搜集处理信息与个人主张信息处理透明化、信息处理者的数据特权与个人对信息权利的“让渡”或“牺牲”、信息处理者识别个人身份与个人主张身份隐私保护等博弈关系中求得优解。为此,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既要定位于保护公民个人的人格尊严,保障数字时代人权,又要衡平信息有序流动、跨境交易以及信息产业发展中的各方利益。大数据悖论非但不应成为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政府信息治理权力、信息产业发展间“非零和博弈”的...     

论遗失物善意取得制度——兼评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七条

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七条对遗失物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文义上没有区分受让人主观善意;逻辑上存在概念不周延和矛盾的问题;制度功能上并没有真正平衡原权利人与善意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于交易安全保护的目的也没有彻底实现。结合国外立法的经验,我国立法应承认遗失物善意取得制度。     

汉语词的理据性分析

文章从词义及词的构造方法的角度,对汉语词的理据性进行了分析,强调了语用能力在交际活动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