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网络传播的双重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利用网络媒介推动中国价值对外传播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实现新时代中国价值有效对外网络传播,需理清其所存在的"危""机"双重逻辑。一方面,网络传播具有碎片化、去中心化、把关弱化、群体极化等属性,导致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网络传播中的理解、选择、引领、认同之"危";另一方面,互联网为我国对外传播方式从"平面式"向"立体化"的转变,内容从"硬"到"软"的转换,效果从"单向"到"双向"的变换提供了新时机、新机理、新机遇。实现化"危"为"机",需创新表达,从自说自话到同频共振;更新理念,从单面提示到双面提示;拓展信道,从只顾其一到统筹兼顾;设置议程,从被动跟随到主动引领。     

VR技术在中医药文化传播中的应用

促进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途径多元化对其对外有效传播至关重要。目前,中医药发展仍存在在欧美一些国家未能确立合法地位、平台开发不足和国外中医药文化教育薄弱等问题。将VR技术有效应用于中医药高等教育、中医药影视作品、中医药图书出版、中医药旅游项目宣传,可以提高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效果,讲好"中医药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对中国网络媒体生态传播现状的思考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和影响,成为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作为社会信息传播公共平台的大众传媒在生态环保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互联网所开启的信息时代,快速、全面、广泛地传播生态环保方面的信息,是提高整个社会生态意识和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条件.而作为中国新闻业界最引人注目的网络媒体的快速崛起,为生态环保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传播环境和信息平台.为此,本文在总结生态传播在新的传播格局中的中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分析网络媒体如何构建起生态传播的模式及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探讨了今后的发展路径.     

时代变迁与中国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对外传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经历了曲折。本文探讨了对外传播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与时代变迁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从"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概念之辨、统筹"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国内重大负面事件与对外首发报道、中外意识形态差异与对外传播策略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理论阐述。     

传播的“正能量”与“美丽中国”——央视“寻找最美……”系列节目的传播学解读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新要求。我国的主流媒体也为之做了不懈地努力,不断释放发现和推动以生态文明融贯于社会文明的为主核的"美丽中国"传播"正能量"。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以央视《感动中国》、"寻找最美乡村医生"等节目和活动为例,解读主流媒体从务实、亲民和贴近的角度,扩展新闻传播功能,提升传播效果,以"正能量"传播来推动"美丽中国"是新传播趋向,这也是中国主流媒体在新媒体的压力和推动下,新闻传播转型和创新的表现。     

审视5G迷思：传播生态与范式变革

5G无疑成为当前社会的热点,讨论5G赋能下的信息传播变革俨然成为显学。在欢呼之际,亟需将其置于历史文化与世界格局变迁中加以关照,从技术、信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复杂互动的视角来探讨传播生态及其理论范式变革与学科边界。首先,我们不宜把5G视为单一孤立的技术现象,而应作为一种与数字技术、AI、VR等新兴信息传播技术交互影响与协同作用的技术集群,这会引发传播生态的全层次、全链条、正负效应共存的变革;其次,这种变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呈现出新技术研发应用与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复杂交融态势;最后,这一态势将生发基于万物智联、共景围观和数据驱动的传播生态,构建基于算法、网络平台、数字生态以及非理性因素和技术伦理的理论范式,推动传播学科结构的重组。     

语言距离下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分层策略研究

语言距离是影响中国对外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中应依据语言距离实施分层传播策略。笔者以WALS语料库中192个语言特征为指标,具体计算51个样本国的语言距离,并以此为依据将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目标国划分为四个层次,其中对语言距离相对较小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国家,实施重点传播,建立相对更为复杂的文化传播体系;而对于第三层次和第四层次国家,提高其与中国文化传播的意愿,增强其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动力,减少因语言距离所带来的高额传播成本和交流风险;同时逐步在上述四个层次国家中依次开展具针对性的文化交流、实施汉语等级考试,以及建构新型对外传播平台等分层策略。     

从"失语"的都市层级到"被赋权"的议程框架——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推特数据的城市对外传播效果分析

我国城市形象对外传播效果研究存在城市案例单一化、解释归因线性化、对策普适性较低等问题。基于此,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法,构建出影响城市形象对外传播效果的解释因子模型,并对2013年以来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城市的传播效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从单一解释因子看,议题框架和报道强度对传播效果影响最大,城市层级、文化构建的影响则不够显著,说明微观解释因子的影响力优于宏观解释因子;从组合因子看,强聚焦性的议程框架与高报道强度结合能够最大程度提升对外传播效果,强文化构建能力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传播效果。未来我国城市形象对外传播的构建逻辑与实现路径可从四个方面展开:地缘权力的让渡,从"城市层级权"到"都市区域权"的变迁;离散文化的互嵌,从"自我构建"到"协同共建"的融通阐释;传播策略的修正,从"失衡"与"失焦"到"平衡"与"聚焦"的议程转型;"自塑"力的精进,从"媒体"到"区域"与"国家"的叙事转向。     

论对外传播的间性思维

有效的对外传播需要一种间性思维,表现为主动沟通的姿态,全面开放的意识和尊重他者主体性的胸怀。"和而不同"的对外传播理念正是间性思维的体现。在传播策略上,间性思维要求我们坚持信息公开和报道客观真实的原则,并重视公众在对外传播中的主体作用。     

试论网络传播视野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新时期党中央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战略任务。在互联网时代网络传播已经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强大力量。全面审视当前网络传播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的社会生态环境,找到制约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瓶颈"。立足于现代信息技术变革的实际,从加强党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导、红色网站的建设、话语形式的创新和专业队伍的建设等四个方面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迫切需要。     

从信息传播模式论翻译

本文采用香农一韦弗的线性传播模式与德弗勒的双向互动传播模式直观形象地阐释微观静态的语言翻译观与宏现动态的文化翻译观,重点分析了作为人内传播的"主我"与"客我"的信息交流和人际传播中的读者反馈,旨在说明翻译是一种传播活动.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唯一出路和突破口应落在一个"传"字上,传原作之精要,传读者之需要;传原文作者之气息和所述之信息,传译者之会心与创新.在翻译的坐标系中,译者应该重新定位,从静态的"译"转向动态的"传",从微观的语言现转向宏观的文化现,从单向的线性传播转向双向的循环互动,以确保翻译传播渠道的真正畅通、信息的有效流通和传、受双方的互动,达到翻译的目的.     

网络政治传播的界定与发展路径探析

本文从互联网发展与中国政治现实的宏观背景出发界定网络政治传播,认为其具有主体多元化与双峰化、以传播行动为中心、媒介渠道多样化、融合传播与参与、重视多视角传播效果等主要特点。我国政治传播的发展可以归纳为四种路径:以"传播策略-效果"为中心的政府-公众的路径;以"传播/参与-回应"为中心的公众-政府的路径;以组织变革为中心的政府组织内部路径;以公民文化为中心的公众间路径。     

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经济现代化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它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导航仪、红绿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助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出"中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为世界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何以圈粉?“转文化传播”的效果研究——以“洋网红”郭杰瑞为例

“转文化传播”是“跨文化传播”在新全球化语境下的升级。活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洋网红不仅将国外的讯息带给中国受众,而且对中国的本土文化进行加工再生产,客观上践行了“跨文化传播”和“转文化传播”两种范式。本文从“洋网红”现象出发,结合“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凯尔曼的态度改变三阶段理论,以B站UP主“我是郭杰瑞”为例,从传播的广度、深度、参与度、情感评价四个维度比较“转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传播效果。研究发现,“跨文化传播”能引起广泛的受众参与,在传播认同度、传播广度、传播参与度上优于“转文化传播”,但在诉诸情绪方面不如“转文化传播”更能引发受众深层的情感共鸣。本研究为“转文化传播”这一新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未来我国的对外传播应将二者结合起来,以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     

网络传播中编辑的道德责任

由于网络信息发布的宽容性、包容性、匿名性等特征,使得编辑在传播过程中的责任,包括道义、伦理、监督以及舆论倾向的责任。被大为忽略。而空洞的免责声明,足以掩盖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编辑责任。近年来,网络传播中出现与虚假传播迥异的恶意传播,并泛滥成为一种网络诋毁文化,某种意义上说,与编辑道德责任的缺位是直接相关的。因此．应该重视网络传播中编辑的道德伦理的到位;重视对传播者的个性心理因素分析,以实现网络传播的监管责任。     

认知心理学视角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研究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路径研究为有效弘扬中华文化提供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实施有效的文化传播范式,能够提升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从而加快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目前中华文化对外文化推广研究主要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探讨,较少从认知心理学视角研究对外文化传播。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理论和记忆的建构本质有助于了解外国民众加工和存储文化信息的特点,为中华文化的传播提供有效途径。为此,应运用认知策略,促使外国民众深入加工中华文化信息;采用记忆策略,提高外国民众存储中华文化信息的能力;搭建实践平台,促进外国民众提取中华文化信息,加快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     

海南冼夫人文化遗产网络传播状况与策略创新

实现文化遗产传播目标,不仅取决于专业传播主体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诠释与投射,更在于传播受众的感知与评价。以海南冼夫人文化遗产为例,使用文本挖掘方法,对文化遗产信息在网络平台传播的专业投射与用户感知内容进行调查和对比分析,了解冼夫人文化遗产信息的网络传播状况。研究发现,专业投射与用户感知未达到同向同行状态;投射与感知关注程度不均衡的类目较多;专业主体情感倾向比用户更积极,双方情感指向大相径庭;投射与感知内容的网络结构存在差异。针对专业投射与用户感知的“鸿沟”,可以从改善投射供给、鼓励用户自创、实施精准传播、创新文化传承等方面着手,消减文化遗产传播供需矛盾,提高传播效能,实现地方特色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中国农村“两级传播流”研究——来自四川宝山村信息传播系统的个案调查

"两级传播流"理论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开创了大众传媒的有限效果时代,更重要的是它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更突出个人影响——面对面的交流弥补大众传媒宣传的不足,因此,它不仅是一种"信息流",更是一种"影响流"。本文从"两级传播流"的第二级入手,运用"意见领袖"、个人影响和人际传播等概念,通过对四川彭州宝山村在5.12地震前后信息传播的特点分析,得出人际传播是农村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的结论,并基于个人影响广泛存在的事实,认为在中国农村存在着"两级传播"现象。     

文化视野下中国传媒的对外政治传播

大众传媒是对外政治传播的重要载体,大众传媒的实力决定着一国对外政治传播的影响力。文化视野下的中国传媒对外政治传播重视对外政治信息传播中文化因素的运用及与对外文化传播的配合推进以达致理想的影响力。在追求政治传播影响力的过程中,传媒如何在尊重传统文化和呈现现代中国当中寻求到平衡的支点,是后续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     

网络舆情生态系统运行的动力节点解析

网络舆情生态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态系统,系统内舆情主体因素、舆情客体因素及舆情环境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发生着多维度、多层次、立体化的互动。研究从“生产——传播——消费——分解”四个关键节点来解构网络舆情生态系统的动态运行过程：生产动力驱动网络舆情的酝酿生成;传播动力推动网络舆情的扩散升级;消费动力拉动网络舆情的集中爆发;分解动力催动网络舆情的消退与转化。这四个动力节点是探究网络舆情生态系统运行机制的重中之重,也是有效化解舆情危机、实现网络舆情生态治理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