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精神与救亡的努力——试析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

近代中国社会,天灾与人祸、国难与战乱威胁着个人和群体的生命,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时刻关注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努力寻找拯救中国的良策。《新小说》杂志创办者的角色定位、办刊理念、表达方式,说明了梁启超以《新小说》杂志为阵地,进行开民智、启民德、激民气活动,希望达到救亡和启蒙的目的。     

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纲领的形成——“大民族主义”之文化革命纲领

1895年《马关条约》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成。维新派为救亡图存,提出了“大民族主义”的文化革命纲领,它已经包含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民权学说和科学救亡思想,表明旧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已经形成。     

“启蒙”与“革命”思想的多重变奏--丁玲后期作品析论

“启蒙”与“革命”可以说是丁玲作品中最重要的两个元素,对她而言,“启蒙”所代表的个性解放和独立自主与“革命”所代表的社会参与和自我实践是她生命、思想中最重要、不可偏废的两个部分。建国之后,丁玲的作品大致可区分为“革命”系统、“个人自传”系统和旅外散文作品等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方面的作品中依然可看到“启蒙”与“革命”思想的多重变奏。     

坚守的意义与困境——张光芒的“新启蒙体系”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年学者张光芒的构筑了以“道德形成上学主义”为核心的“新启蒙体系”。他有意识地将启蒙体系的构造与中国现阶段的文化建设联系起来，试图重新强调启蒙在当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他的启蒙思路未免有些理想化。这说明，当前启蒙最大的问题依然是启蒙思想资源的薄弱。     

救亡语境下启蒙思潮的中国化话语论析——以抗战前夕新启蒙运动为中心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以文化救亡为使命,历经反复碰撞与考量,终于在以抗战前夕新启蒙运动时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化思想体系.该体系以依据论——根基论——主体论——途径论——目标论为框架,并在领导机制、激励机制、评价机制等运行方案上作出了大胆探索,为中国化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撑.     

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台湾反蒋民主启蒙的“五四”话语——以殷海光思想言述为例

20世纪50年代台湾反蒋民主运动是继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其所遭遇到的第一场反对运动．对台湾近几十年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这场运动与20世纪头10年以北京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思想渊源关系和不同语境，有益于我们深入了解和认识台湾社会思想的发展脉络．也有益于祖国和平统一事业。殷海光作为这一运动的“精神领袖”，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思想史个案。     

“重读路遥”与“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

新世纪以来,路遥被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忽略和遗忘”的现象引起了路遥研究者的关注,由此引申出“《平凡的世界》现象”、“路遥现象”的说法。几年之内,有关“路遥现象”的阐释文章集中出现,由此带动的路遥研究资料述评和汇编工作,为路遥研究的“重生”提供了契机、蕴蓄了力量。至2007年前后,对路遥的多样化研究形态初步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对作为个体作家路遥的“再解读”、对历史序列中的路遥进行纵向系谱学式的梳理、对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路遥进行横向系谱学式的梳理、对边缘地带路遥的实证式考察。由此形成的“重读路遥”浪潮,与“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暗相交织,多维度共同建构起了一个“整体化”的路遥。     

世俗生活中的卑微人生——“重返”汪曾祺“八十年代”小说创作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在"八十年代"赢得了广泛的关注,"重返"他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他对"八十年代"小说革新的重要意义,在于他的创作对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的发现。在启蒙和革命文学话语中被批判、被改造、被拒斥的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成为汪曾祺小说中合理、合法、肯定甚至颂扬的对象。同时,汪曾祺小说对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的发现开启了"八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     

“十七年”儿童文学中的革命话语叙事

“十七年”儿童文学充满了革命话语叙事。“从落后到转变”成为最常见的成长模式。针对儿童在学校、家庭和少先队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个人行为，如个人与集体的冲突和儿童自身的缺点，从正面直接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     

从主体话语到文化启蒙：论1980年代美学“译介热”的知识谱系

在1980年代“美学热”语境中,西学的“现代派”资源契合了思想解放的宏大语境。主体价值的确立、审美感性的彰显、个体的历史反思等等,这些不仅成为西方现代派美学的表征形式,更是成为中国新时期的理论诉求。“萨特热”“尼采热”以及“弗洛伊德热”就构成整个80年代美学维度“译介热”的知识框架。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浪潮作为译介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强大的哲学理念和现代派文学的推动,成为人学思潮中的“亮点”;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通过对主体深层心灵活动的体察、泛性主义的生命欲求和精神世界的症候性分析,呈现出了主观色彩浓厚的美学面貌;“尼采热”的出现构筑了新时期译介活动的另一个热潮,伴随着尼采哲学论争的同时,也是唯意志论哲学和人本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深化和张扬。由此,“译介热”走出了一条从主体话语确立到美学伦理建构的理论谱系,具有文化反思和人性启蒙的历史价值。     

被启蒙的“伊甸园”——论施莱尔马赫对伊甸园传说的解读

施莱尔马赫作为启蒙时代德国重要的思想家和古典语文学家,将《圣经》作为诗歌艺术的作品,在其经典著作《论宗教》中,以重述的笔法对《创世记》的伊甸园传说进行了重新解读,揭示了启蒙的人性论,从而为西方现代文化提供了经典的支持。     

中国经济学话语建构史的双重审视——基于“国家软实力”和马克思经济范畴“术语的革命”视角

中国经济学的话语建构经历了从学术话语移植、话语自建构尝试、话语体系初步形成的历史发展进程。从国家软实力和马克思在经济范畴上所实现"术语的革命"之基本逻辑进路及其整体方法论的双重视域审视中国经济学的话语建构史,有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建构,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更宏大的叙事背景下实现更具有整体理论视野的"术语的革命",进而助力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十七年”儿童文学中的革命话语叙事

"十七年"儿童文学充满了革命话语叙事。"从落后到转变"成为最常见的成长模式。针对儿童在学校、家庭和少先队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个人行为,如个人与集体的冲突和儿童自身的缺点,从正面直接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     

一场革命的“哗变”——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革命叙事比较

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根本区别,主要不在其题材之新,而在于它提供了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新的历史观念和新的表现手法。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叙事的经典模式,在新历史小说中被彻底颠覆,革命叙事呈现为对革命起源神话的终结、革命历史叙述的重组、革命英雄沉落等景象。这表现了开拓独特的历史生活和揭示崭新历史精神的趋势,但对革命历史的随意处理或编制也有取悦、迎合大众文化之弊,革命历史被演绎成纯粹的影像或幻想,其颠覆性破坏也给以后的小说提示着警惕。     

论中国新时期生态小说的“新启蒙”

中国生态小说创作处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回旋之中,自身陷入瓶颈区,受到诸如生态伦理过度诠释、生态乌托邦化,甚至是生态法西斯主义的诟病.对中国生态小说创作困境的形成原因和新启蒙转型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倡生态小说创作需要与国情相结合,应该与中国民族特色和实际情况相结合,增强前现代、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对话和融合,同时融入更多的民族区域性,产生新的特质,实现其“新启蒙”的价值.     

作为话语的“启蒙”和“现代性”——福柯关于启蒙的两篇文章探析

米歇尔.福柯于1984年撰写的两篇关于启蒙的文章,是他一生思想探索的延续和总结。他从话语理论出发,结合自己多年来在疯癫、精神病学、人文科学史、监禁、性史等方面的研究,对启蒙和现代性提出了卓有见地的批判。他思考启蒙和现代性问题的视角与方法,对我们反思现代性的合法化危机乃至于现代性的重建都有重要的意义。     

启蒙理性维度下的情感革命——谈卢梭的浪漫主义文风

启蒙运动诞生的18世纪是一个理性当道的时代,当以伏尔泰为首的启蒙学者为科学和理性高唱凯歌时,卢梭却从人性论的角度提出了"高扬情感"的浪漫主义口号。"情感"而非理性,是贯穿卢梭思想始终的现实坐标,他不仅将"情感"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更将其作为个人生活的理念及原则,以其浪漫不羁的文风,在欧洲文坛掀起了一场情感革命,并以独树一帜的姿态开启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全新时代。     

新时期文学：“新启蒙时代”的审美回归

＂新时期文学＂是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第三个历史时期,是思想、文化、审美的新启蒙时代。其间文学的变化发展经历了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着巨大区别的阶段：从文学连接＂五四＂传统、恢复现实主义精神、弘扬人道主义的思想、文化启蒙时期到文学回归自身,走向审美的艺术多元、创新时期,由此促成了＂新启蒙时代＂的审美回归,从而对当代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启蒙话语到消闲文艺——简述新小说到鸳蝴派的流变

20世纪初的新小说从一开始便肩负着文学启蒙大众的功利任务,但因其过于锋芒毕露的政治话语,限制了文学审美特性的表达,甚至客观上背离了预设的启蒙任务。在此期间,中国传统的写情消闲与近代化过程中的游戏化、商业化观念合流,发展出另一文学写作向度。新小说经过短暂的政治叙事高潮后,最终转向去政治化的鸳鸯蝴蝶派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