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社火“地蹦子”舞蹈的文化功能

"地蹦子"是河西地区众多社火中的一个独特品种,是说、唱、舞兼备并具有戏剧表演特征的民间艺术表演形式。"地蹦子"社火作为一种民俗现象,承载着积淀而成的价值观和道德精神。以"地蹦子"为主要表演形式的甘州社火不仅是一种春节期间的娱乐活动,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还寄托着人们消灾镇宅、祈雨求福、活地脉的愿望。本文探讨了甘州社火"地蹦子"舞蹈的文化功能。     

迎尸祭拜与社火神祗

青海省西宁地区的群众将春节社火文娱活动中的角色都尊称为"神祗",这种民俗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迎其神也"而祭之的遗存,因为社火活动源于古代的冬季逐傩礼、迎春礼、蜡祭等礼俗活动,它的角色原本是蜡祭的"尸神";迎春的"春"代表-挡羊娃、春牛;逐傩的"方相氏和十二神兽"--青海傩舞老羊歌等,所以西宁地区的群众把社火的角色统称为神祗是有依据的.     

文化的演进博弈:河湟西纳地区阳坡人的社火历程

河湟西纳地区的拉沙阳坡村,被原为一起出演社火的阴坡村弃离之后,在沿承河湟社火基本套路的同时,依借本村山神信仰等文化资源,极力寻求有别于阴坡村社火的出演内容,从而推演出以“耍牦牛”为核心特征的社火文化.借由阳坡社火之出演历程可以看到文化如何被转接、移植、改造、链接乃至形构.更为重要的是,与已有的文化或文化载体抗争式的演进博弈在文化的形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人群凭借文化在区域内为宣示自我身份、证明自我价值以及强调自我位阶的意识主导下,新的文化在演进博弈中形成.     

仪式与功能: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陇中社火

社火是中国农村春节期间流行的表演仪式和民俗活动,在表演仪式的背后,反映的是民间社会的伦理观念和精神风貌.陇中社火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形式体现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村社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重大功能,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     

传统民俗复兴的文化乡愁叙事——以上海浦东三林镇为例

民俗是建构民族精神、文化认同的核心力量,在"世界遗产时代",传统民俗的复兴本质上是一种唤起文化记忆、体现文化自觉与构建文化认同的乡愁叙事。中国人的文化乡愁是对传统文化的依恋、怀旧、保护与传承,是对民族精神的塑造。上海浦东三林镇是在全球化、现代化、都市化语境下形成的"都市城镇",该地区传统民俗的复兴是象征着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的文化乡愁叙事,文化乡愁叙事又是传统民俗复兴的精神内核与助推动力。     

杂语与狂欢--河湟社火表演与"花儿"演唱活动的几点思考

作者认为,社火表演和"花儿"演唱活动是河湟地区乃至西部民间典型的民俗事象.两种习俗发生的时空及其表现形态虽然不同,但在深层次上具有显明的共性和交叉点,话语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以及狂欢精神是两种习俗所共有的特性.由此不但形成了这一区域文化的地域特点,同时也实现了不同族群之间沟通和对话的族际交流功能,从而推动着民族杂居地区文化的向心整合.     

节会旅游与侗族民间节会的知识产权保护

在节会旅游快速发展的今天,民间节会正在由民俗文化走向消费文化,大量的节事活动、节日民俗被包装成可出售的旅游商品。侗族因其特殊的物候与历史条件创造了大量民间节会,具有丰富的节会文化资源。一方面侗族节会旅游取得成功的品牌效用,另一方面侗族节会文化符号在商业开发中被大量盗用而丧失了"本真性"。对节会资源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确认侗族节会标志性符号代表物、科学施用节会资源商标注册、科学确认节会知识产权保护的主客体,这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发展趋势,也是一种操作技术。     

生产生活变迁下的蒙古族马文化

蒙古族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素有"马背民族"之称,以马为载体和象征的蒙古族马文化渗透在蒙古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更是融入了蒙古人的精神世界。文化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产生变化,蒙古族马文化也不例外。本文将以蒙古族马文化为研究对象,探讨蒙古族生产生活变迁下的蒙古人与马的互动变化,试图指出以马文化为代表的蒙古族传统文化逐渐趋于减弱或消失的原因、影响以及保护价值。     

移民社会的文化记忆——朝阳社火文化的象征意义阐释

民间社火是春节期间汉民族传统的娱人娱神的民间娱乐活动.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朝阳社火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尝试把朝阳社火置放在东北移民文化生态语境中,将它作为一个表征文化意义的象征符号来考察,探讨它体现的历史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等多种象征意义.     

省民俗学会会长郝苏民教授出席在韩国举行的亚洲民俗学会年会

［本刊讯］第３届亚细亚民俗学会国际学术大会于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０日至２５日在韩国汉城召开，本次会议主题为“马文化与动物民俗”。省民俗学会会长、西北民族学院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郝苏民教授应邀出席了此次学术研讨会，并提交了题为檬古人与马：观念及其文化阐释》的论文，引起与会学者的关注。会议期间组织学者前往江原道杨口郡出席亚细亚背架民俗国际学术大会。会上我国学者金曛、陶立璠、黄建明、吴亚芝、桑普拉敖力布、程蔷、董晓萍等先生以及博士生庞建春都发表了相关论文，受到与会学者注目与欢迎。省民俗学会会长郝苏民…     

前台、帷幕、后台--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新模式探索

针对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问题,文章借用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马康纳"前台、后台"理论,提出了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前台、帷幕、后台"模式,希望通过这一新模式合理地解决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以美国印第安人文化保护和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等为案例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与旅游开发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依据.     

民俗志:文化书写的历史——基于"民俗志"概念及其书写范式的研究

"民俗志"作为文化书写的实践活动,并不是自现代民俗学科建立以来才产生的,在我国"民俗志"书写传统古已有之,它存在于我国卷帙浩繁的史志文献中,是一种"有实无名"的民俗志;自20世纪90年代"民俗志"概念被正式提出,经过十多年的写作实践和理论研究,民俗志已经进入了对其书写范式的反思阶段.本文首先追溯了我国史志文献民俗志的书写传统及其写作程式,并进而对"民俗志"概念作了发生学上的研究,提出在新形势下应当实现现代民俗志书写范式的转换,并对现代民俗志书写的可能形式和多种类型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仪式、仪式过程及民俗物的关系——基于象征理论的"於菟"仪式解析

民俗仪式通过其所涉及的民俗物及仪式过程本身,指涉其特有的象征意义。"於菟"系列民俗仪式中各个单元特有的民俗物都具有特定的象征寓意,因而成为特定的象征指符。同时"於菟"系列岁末仪式中各个的仪式单元存在独自的象征意义,并最终构成岁末民俗的象征符号系统,从而展现出特定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反映出文化持有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也反映出区域内或群体内部的某种秩序的维持机制。     

博物馆与民俗文物的保护和利用路径研究

民俗文物是我国历史工艺品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型,其具有较高的历史传承价值。博物馆是这些民俗文物保护的基本载体。确保博物馆民俗文物保护和利用的规范,不仅有助于传统工艺文化的有效传承,更对人们精神生活丰富和审美水平提升具有深刻影响。本文在阐述民俗文物保护利用价值的同时,对当前博物馆民俗文物的保护问题进行分析,并指出保护与利用的具体策略。期望有利于博物馆民俗文物保护和利用水平的提升,继而实现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和发展。     

博物馆与民俗文物的保护和利用路径研究

民俗文物是我国历史工艺品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型,其具有较高的历史传承价值。博物馆是这些民俗文物保护的基本载体。确保博物馆民俗文物保护和利用的规范,不仅有助于传统工艺文化的有效传承,更对人们精神生活丰富和审美水平提升具有深刻影响。本文在阐述民俗文物保护利用价值的同时,对当前博物馆民俗文物的保护问题进行分析,并指出保护与利用的具体策略。期望有利于博物馆民俗文物保护和利用水平的提升,继而实现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和发展。     

绍兴民俗“祝福”的话语变迁

绍兴民俗"祝福"经历了从日常生活到文化遗留物,再从文化遗留物到民俗复兴的历程。从"五四"启蒙下的"封建迷信"到当代遗产话语实践下的非物质文化,再到"弘扬民族精神"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语境下的民族传统节日,绍兴民俗"祝福"的话语变迁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我们国家自现代化进程以来所经历的时局动荡和文化嬗变。     

无棣县“乡村记忆”文化保护工程建设研究

"乡村记忆"工程是山东省自2014年起实施的探索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乡土文化遗产保护、优秀文化传承与弘扬的创新工程,通过建设民俗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乡村博物馆,收集和展览富有地域特色、活态文化特色和群体记忆的文化遗产。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符号互动与认同建构——以"马"符号的格雷马斯方阵演进为例

文化共同体内部对符号的解释会经过多重衍义过程后产生共同解释项,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符号认同的典型建构过程.本文以"马"这一符号为例,运用格雷马斯方阵来分析汉文化与异族文化的传播互动过程中"马"这一意象的转变,从象征神性的"龙马"转换为凶性的马兽,到野性的象征,最后转换为融入"礼"制的舞马,被整合成为宫廷艺术的一部分.意象转变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各族群的文化相互影响交织并最终走向同一的过程.     

从方言词语看绥宁苗族的婚嫁习俗

方言与民俗的关系,也就是地域语言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其实就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方言映射民俗,民俗渗透于方言之中。本文透过方言词语,具体研究绥宁苗族独特的婚嫁习俗以及这些习俗所反映的独特的地域文化——"熟苗"文化。     

珠三角传统民俗保护传承的思考 ——以开平泮村灯会为例

泮村灯会有500多年历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时面临着一些保护传承困难的问题.为此,要处理好8对关系,包括:扭转"现代化偏见",修复传统民俗与宗族的关系;明确政府责任,理顺传统民俗与政府的关系;消除认知误区,认清传统民俗各部分内容的关系;超越小农观念,协调传统民俗与外来人口的关系;改革教育体系,平衡主流文化与地方特色文化的关系;转变迷信观念,端正宗族信仰与教育事业的关系;调整运作机制,理清传统民俗与商业力量的关系;深挖民俗内涵,处理传承民俗样式与培育族人品格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