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求女”喻意之我见

全面准确地把握“求女”喻意，对于了解屈原《离骚》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求女”喻指什么？众说纷坛，其中“求贤说”与“求君说”最有代表性。本文评述二者的偏颇性后指出：“求女”即为追求“美政”理想。     

论《楚辞》中“游”之抒情特质——兼及与后世游仙文学的关系

《楚辞》之"游",来自作者因主体情感抑郁而产生的行动,通过"游"可以纾解作者愤懑,"游"和抒情具有相互影响及互补关系。《楚辞》之"游",在汉代成为诗教传统下的言志抒情。楚文化本的浓烈抒情气氛,奠定了《楚辞》之"游"的原生抒情特质,显现出抒情诗人的主体性。后世游仙文学不仅与其有契合之处,亦继承和改换其抒情特质。     

《离骚》“求女”指意探微

关于《离骚》“求女”的蕴意说法甚多,然以王逸的“求贤臣”之说最为确当。“高丘之女”象征楚国王廷里的近臣;“下女”象征即将成为楚王近臣的楚国地方官员或楚国贵族;他国之女象征其它侯国的臣僚。屈原“求贤臣”的目的乃是希望通过这些贤臣的帮助,获得楚国或他国国君的信任,以顺利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关于《离骚》“求女”解的思考

文章对用＂象征＂解释《离骚》＂求女＂含义的作法提出了质疑,并从荣格的原型理论出发,提出所求诸女为阿利玛原型的表现。《离骚》是屈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两千多年以来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围绕着它也有一些谜团至今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其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离骚》中＂求女＂的含义。     

试论屈原的人格魅力

从《离骚》入手 ,通过对屈原诗作的杰出成就、诗人虽九死其未悔的坚定意志 ,以及他的因思想超前而造成的“孤独”等方面 ,剖析其人格魅力     

班固笔下的屈原

班固３０岁以前,精读《离骚》,得其神韵,著作《离骚经章句》一卷,称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这是班固的基本观点。４５岁后将其献上时,增写后序一篇,猛批刘安,对屈原亦颇有微词。两序的差异,主要是作者生存状态的变化所致,但不足以动摇其基本观点     

“屈原赋二十五篇”考述

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但未列出具体篇名。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有限,而且屈原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有着极为复杂的情况,所以二十五篇之篇目迄今尚未论定。有几个争议较多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篇目的确定:《九歌》的篇数问题;《远游》的作者问题;《大招》和《招魂》的作者问题。在综合文献考证和前辈学者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对"屈原赋二十五篇"篇目做了初步考订。     

论屈原诗廉文化的内在特质

廉洁是立身之本、为人之道、为官之德、从政之基。充分利用屈原诗廉文化基地开展廉洁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和青少年仔细品读屈原诗词并在秭归屈原祠这一诗廉文化基地亲身感受其伟大而崇高的人格,对于陶冶性情、净化灵魂、提升人格境界、树立清正廉洁的价值追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态大有裨益。     

论屈原在宋代文化语境中的受容

宋人站在儒学的立场评价屈原其人其诗,既高度赞扬其爱国忠君精神,又贬斥其"怨君"、"沉江自戕"等不符合儒家规范的行为;既肯定其诗"发乎情",又批评其不能"止乎礼义"。这种对古人褒贬的矛盾态度,是宋代文道冲突、情理冲突的文学思潮的反映,渗透着当下的时代精神与价值取向。     

汉人“评屈”中的自我价值体认及对屈原“去国”问题的观照

汉代人之评价屈原及其作品,不仅仅是带来了相关史学和辞赋创作的发展而已,以贾谊、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诸学者、辞赋家还在吸纳儒家和道家部分思想的基础上,重塑了一种哲学理论——“智”学,并启发了新的审美方向——山水之域。“智”学的本质是强调士人“自我”的价值,表现为在“臣——君”关系中为“臣”这一群体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智”学理论中的“出走”思想为后来不得志的士群体退隐山水之域提供了哲学支撑,而其所追求的“自乐”“逍遥”精神则使退隐者开始留心于山水之美,从而形成了“自我——自然山水”这一新的人生关系。此关系在古典哲学、美学与文学中的影响都非常重要。     

汪瑗“屈原非水死”说平议

明人汪瑗《楚辞集解》指出:屈子景仰的彭咸实是以久寿而著称的彭祖;投水自沉乃徒死,为屈子所不为;屈辞提到投水而死实乃设言;故而,屈原非水死。近年来,不少学者重倡斯论。实际上,彭咸确是投水而死的;水死是屈原抗争精神的最后迸发与对祖国不渝情怀的灿烂升华。     

从《离骚》看屈原的美政理想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一篇体制宏伟、意蕴丰厚而深刻的政治抒情长诗。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屈原的美政理想∶推崇往古的尧、舜、禹、汤、文、武之治,主张"有德在位",建立"以民为本"的"德政";改革贵族特权制度,主张"举贤授能";主张变法革新,实行"法治"。屈原主张的德政与法治,二者并非矛盾,恰恰表现出他作为地主阶级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论屈原的人生悲剧及《离骚》的悲剧审美价值

屈原的人生是悲剧性的人生 ,造成他人生悲剧的原因主要有 :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 ;“致君尧舜”的努力与“哲王不寤”的激烈冲突以及矢志而决不随俗 ,恋国而决不去国——屈原可以避免悲剧却选择了悲剧。《离骚》是屈原的血泪之作 ,其中所表现出的悲剧精神、再现出的情感冲突、构成的悲剧情节、形成的悲剧气氛 ,无不具有悲剧审美价值     

以己注骚,以骚注己——论谢济世《离骚解》的“感遇情结”

谢济世的《离骚解》在清代纷繁的楚辞注疏中不同于其他众多注本,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与个性色彩,始终萦绕着浓郁而独特的感遇情结,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谢济世以己注骚,用自己的忠贞之心为独特的注疏视角,所见所得颇具独特创见,既由己推人,断定且坚信凭屈原忠义大节,定不能背君而去国,并以此作为解读《离骚》的推理前提和论证依据;又落实文本注疏,以现实化的内容和形式,解读《离骚》超现实的想象。另一方面,谢济世以骚注己,这种解读方式有着特定而深厚的形成机制;以骚注己具体表现在谢济世通过注解《离骚》,感怀自身坎坷身世,表达爱国怀忠情志,并隐喻自身对于现实政治和出路的思索与探求。     

《离骚》与屈原之集——以《楚辞》成书研究为中心

《离骚》是《楚辞》中最瑰丽、最重要的一篇抒情长诗,被誉为《楚辞》之祖。而汉后诸籍,也常将《楚辞》径直称为“离骚”。历代研究者认为,此种现象为艺术上之假借。但笔者通过对《楚辞》的成书过程的考查和对有关历史资料的重新爬梳,认为“离骚”一词,不完全是用借代的手法以篇名来代指集名,而可能是一部真实存在之集名。且《楚辞》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之过程,并在汉代逐步完成了由个人别集向地域流派总集的转变。极其可能的是,在汉初刘安时已经存在一部名日《离骚》的诗人别集,并一直沿用《离骚》之名,直至《楚辞》最后成形即刘向编辑《楚辞》。     

论屈原的“美政”理想

屈原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出身贵族、博闻强记、明于治乱,为振兴自己的国邦,怀着一颗赤诚、赤忠之心,推行＂美政＂。本文着重从屈原＂美政＂的思想渊源、内容和＂美政＂理想失败三个部分来分析,从而感知屈原独立不迁的人格和以死殉国的爱国精神。     

《离骚》新解——论屈原的谪仙情结

屈原《离骚》虽然文辞华美,但“游仙”和“求女”两部分的出现却与前文所要抒发的愤懑之情不甚契合,突兀异常,令人费解。而宗教学中的“宗教体验”观念,或可为理解《离骚》提供新的视角。《离骚》中的“游仙”“求女”内容很可能是诗人在记述自己“灵魂出窍”“神游仙境”的“脱体经验”。同时,由于屈原曾多次出现神奇的“脱体经验”,使其心中亦坚信自己乃是下凡辅政的谪仙,若假以法术,死后灵魂一定能够重归天界。     

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本文分三个部分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一是其选篇原则。王夫之将那些能体现爱国忠君思想 ,并具有楚辞风格的作品入选 ,目的是“广三楚之遗风” ;二是“以意为主”的作品论析 ,注重联系屈原的情感、经历 ,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阐释作品的思想内容 ,“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 ;三是“认理唯真” ,“脚踏实地” ,虽不刻意于文字训诂 ,但对字句的诠释颇有独到之处。诠释楚辞而不自觉地将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流露出来 ,这是“文字狱”盛行之时 ,王夫之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选择     

屈原的名、字与《渔父》《卜居》的作者、作时、作地问题

明代以来时有学者疑<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以为篇首作"屈原既放",不合古人自称不称字之习俗,其中叙事也有同当时历史不合之处.其实<史记>中"屈原者名平","名"乃"字"之误;屈原名原字平,南北朝以前人以至唐代一些人尚如此认识.此两篇也非顷襄王朝放于江南所作,而是怀王时被放汉北时所作.如此,则一些疑窦均可消除.至于有的学者以为此两篇中表现了道家思想,乃未能弄清文意所致,不可信.     

屈原的山水之爱

运用杨守敬古地理学等资料，对屈原的出生地及其活动地区作了考察，结合屈原的作品分析了他对故乡、故国的深厚的感情